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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人治厂”的大旗下，他们开始在企业各个要害岗位上安插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亲信。褚时健把对自己唯唯诺诺的罗以京提拔为玉溪厂的总会计师。李国庭则把他的情妇冯季玲从一个普通工人，一直提拔为主管财务的副厂长。企业内部虽然也有纪检、审计、财务、职代会等多种监督组织，但这所有都成了被监督人褚时健和李国庭两位“大老板”的摆设。实际上已没有人可以监督他们。当他们这一切“任人唯亲”和“大权独揽”“专断独行”的做法终于引起广大职工的不满而纷纷向上级反映时，而出于对有贡献的改革家、优秀领导干部的保护的动机有关上级机关却未予理解和重视。于是那棵破土而出的“萌芽”开始在阳光下堂而皇之地生长了。
他们开始“曲线救国”。褚时健的妻子儿女开始收爱烟商提供的“好处”，褚时健也通过自己的亲信把数亿元的销售收入存放在账外，使之脱离企业的监控。李国庭也选准了计划外卷烟的“总代理商”，并让冯季玲来操作此事。
这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自己还没有明显地将国有财产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处在观望和权衡的阶段，只是把“国家财产”放到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为“侵占”做好时刻准备。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人开始举报他们的“账外资金”，但有关部门就是不相信也可能认为这些有贡献的人可以有这种“权力”，他们不相信群众，却相信“红塔离不开褚时健”，“张家口厂离不开李国庭”，不知为什么，某些共产党人有了这种思维方式。
结果，褚、李的胆子更大了，加之已到“退休交权”的年龄，更“机不可失”，加快了“老鼠搬家”的速度。那棵腐败的萌芽终于长成了毒草，他们失去了被教育、被挽救的机会。
最后，当他们“超期服役”后，退休交权前，还是走到私分巨额国有资产和索取巨额贿赂的万劫不复的地步。这样的“毒草”党和人民必须连根拔掉。
拔掉毒草本来是可以轻松的事，但我们怎么也轻松不起来。因为他们本可以不长成毒草，可以头戴各种桂冠光荣退休，他们根本不缺钱花，因为他们在任时凭合法的收入（高工资、高奖金、国家、地方政府给的各种奖励），早已进入富裕阶层。如果不是过分贪婪，完全可以免去牢狱之灾。
当然事情没有“如果”那样简单。他们的堕落有关党的主管部门应该负有责任。如果从他们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搞专断独行时就开始予以告诫，提出警告，甚至介入调查，在他们腐败的幼芽没有长成毒草时就进行纠正，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悲剧发生。
所以有效的监督，无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还是对掌权者本人，都有好处，都是一件幸事。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监督机制方面的某些缺失。
西方国家总是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的殿堂，攻击社会主义中国政治上专制、夸大歪曲社会主义中国的权力监督机制的某些不足。当代垄断资产阶级以其强有力的手腕，控制、支配西方国家的政治机器，获得“民主制”的外观。相比之下，代表着人类民主未来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权力监督机制，因为仅仅诞生几十年，运作时间短，又没有前车之鉴，所以显得十分稚嫩，十分不完善。正如一位社会学者所言“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还出生不久，漏洞或空隙很多，容易产生弊端，在同精致的、老奸巨猾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较量中，处于明显的劣势。”这犹如古希腊神话人物“阿喀琉斯之踵”，如不注意防护其“脚踵”，容易被对手击中。
阿喀琉斯（Achilleus），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出生时被母亲握住脚踵倒浸在河水中，因此除未浸水的脚踵外，任何武器都不能伤害他。后来还是被暗箭射中脚踵而死。“阿喀琉斯之踵”通常被西方表示致命的弱点或者薄弱环节。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尽管在权力监督方面具有某些薄弱环节，但就其本质而言，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根植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沃土，代表和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因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它也犹如古希腊的神话人物阿特拉斯（Atlas）之头、之手，其力可以顶天。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权力监督有以下特色：一是中国共产党既是权力监督的主体，又是客体，是权力监督的核心，是实施有效监督的根本保证。
二是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人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据统计，历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有80《Times New Roman》以上是通过信访渠道发现的。
三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可以对权力实施监督。
四是多党合作以及政治协商制度可以对执政党的决策，实行民主监督。对减少失误，遏制腐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权力监督制度的主要缺陷有：
第一，权力监督意识淡化，权力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差。几千年的官本位思想在当代相当一部分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认为官员的权力是神圣的，是不能由平民百姓对“官”“权”评头论足的。尤其是有少数干部把上级的监督看做是对自己的不信任；把下级的监督看做是吹毛求疵。更有甚者，有人把监督看成监视，视为丢人、不光彩。久而久之，把自己排除于组织的监督之外。由于听不进批评，甚至对批评打击报复，造成群众不敢监督，好人主义盛行。
这几年，对“一把手”的监督一直成了权力监督的最薄弱的环节。不少地方、部门的“一把手”由小错到大错，最终走向犯罪，与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上存在着认识误区有关。上级党组织对“一把手”重选用轻管理，忽视监督。只重视监督“一把手”的工作完成情况，忽视其思想作风、廉政勤政情况的监督。另一方面，“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上级以“首长负责制”的方式强化了“一把手”的权力，削弱了集体领导的作用，本应由副职承担的工作也有“一把手”独揽，副职不敢表态反对，比如干部的调配任免，本应由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负责，但有些一把手亲自抓，甚至不设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一些地方“买官卖官”盛行，有“要致富、动干部”之说，正是由“一把手”越权所为。加之上级部门往往过多地和“一把手”单线联系，很少听取副职的意见。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有的是“一把手”提名推荐的或亲手提拔的，所以容易形成“一把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都是“一把手”搞“一言堂”和“家长制”的客观条件。也是产生腐败的温床。
第二，监督维度单一，自上而下的监督较强，平行制约和自下而上监督较弱。自上而下的监督有不少优点，如运行效率较高，操作便捷，有很强的控内性和御外性，对于保证最高权力中心意志的贯彻，迅速组织社会成员的参与，十分有效。但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弊端也很多，如易形成监督主体（上级）与监督客体（下级）的猫鼠关系，下级总是有意或无意、正式或非正式地力图博得上级的好感。以自己的高风亮节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业绩获取上级的信任，无可厚非；而曲意奉承，巴结讨好上级，则成了厚颜无耻之徒。假若上级任人唯亲，则会对下级的过失姑息迁就，乃至纵容；上级在权力的塔尖上远距离监控众多下级的言行，顾此失彼，势必影响监督的质量。再加上信息渠道不畅，腐败行为的隐蔽，即使上级不徇私情，秉公办事，也难以对付众多下级的百般手段、万般花样。有专家认为，目前腐败的“黑数”很大，带来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很重，即与自上而下监督的疏漏有很大关系。
自上而下的监督动力源系于个人或几个人，监督状态往往以个人好恶为转移，随机性很大，很容易走进误区。“跑官”的盛行正源于此。
要想使监督走出误区，必须使自上而下的监督和平行制约以及自下而上的监督相匹配；形成立体监督的框架体系。
第三，监督网络不严密，监督合力不够。我国已有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法律监督、审判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人民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也有了许多专职监督机构，如负责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的行政监察机关，负责财政和财务监督的审计机关，负责党政干部考核监督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党的纪律监督的纪委等。长期以来，这些监督部门根据法定职责，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应当看到，诸多法令法规，诸多监督机构，其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加强整体监督功效，互通情况、协作配合是提高整体监督效能的当务之急。监督效能互补原理决定了必须加强整体监督的合力。所谓监督效能互补是指两个或两上以上的监督行为（或系统）交互协调所产生的总效应大于各个监督行为（或系统）所产生效果的总和。当前，各监督部门在工作上有时脱节，整体监督配合不力，甚至相互隔离，各自为战，大大影响了监督力度，出现监督的空当或盲区，很多腐败的现象从监督的缝隙中发生。法规不健全。若干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制定了许多廉政制度，但往往是令出多门，你建一个规章，我搞一个文件，上下不一致，各地不统一，相互矛盾，漏洞百出，时间一久，规章制度被变通得面目全非，流于形式，丧失了应有的约束力。有的法纪条文规定得过于笼统，使人不知所云，如“原则上应该”或“原则上不得”等用语，给人留下创造性发挥的余地，纪检部门操作起来费力劳神，无所适从。规章不少，但管用的不多。个别党员利用自己熟知规章之便，千方百计地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