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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说，这些年来，控制腐败的斗争取得不小的成绩，但“党员领导干部中违纪违法、腐败堕落案件仍时有发生，有些案情之恶劣，涉案人数之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所没有过的”。在谈到有些领导干部对中央的“三令五申”阳奉阴违，放纵自己的子女和配偶时，江泽民同志在《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报告中，曾痛心地说：“治家不严，对配偶子女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影响谋求非法利益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甚至庇护亲属违法犯罪的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教训十分深刻。”腐败分子权钱交易的款项和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几万元发展到目前的数千万元乃至数亿元。腐败现象已由对消费资料的非法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侵占，从财物的积累发展到对资本的积聚，从对资本的侵占发展到对权力资源的争夺，以求乘上官员到老板的“双向直通车”，腐败也在“与时俱进”。
最近两年，违规开采的小煤矿，矿难频频发生。经查这些不顾禁令，仍冒险生产的小煤矿的背后，大都有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或国企领导做后盾，或参股分红，或拿提成充当保护伞。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在利益驱动下，顶风作案的地方官员仍一再出现，从2003年的广西南丹到2005年7月的山西宁武的矿难的背后，均有县级主要领导搞权钱交易的影子。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新闻发布会上义愤填膺地说，腐败不除，矿无宁日，治理矿难就必须严厉打击官煤勾结，官商勾结。他归纳为五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一是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负责人在小煤矿入股，谋取非法利益。二是政府官员暗中自办煤矿或庇护亲属违法办矿。三是政府官员违规滥用审批权，收受矿主贿赂。四是政府官员为制造政绩纵容、包庇煤矿违法生产经营。五是事故发生后参与或默许隐瞒事故的真实情况。
为此，中央纪委、监察部、国资委、安监总局联合下达死命令，政府官员投资办矿或参股分红，一律就地免职。之后，河南省等各产煤省市也纷纷效法，作出明确规定：公务人员参股煤矿一律开除。
中央的决心收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从2005年9月22日中央下达通知后截至10月20日，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统计：全国20多个产煤省份，已有4578多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从煤矿撤资退股，涉及金额653亿元，已撤股金额473亿元。据“河南新闻”报道，截至10月15日，河南共计356名“红顶煤商”自动申报，涉股金额达316141万元，已完成撤资232741万元。截止到12月19日，全国有12 990处煤矿矿井停产整顿，其中2411处被关闭。国家明令，自2006年起，煤矿企业必须设立安全抵押金，专项用于安全事故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理。
违法侵占生产资料的典型是四川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李玉书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其赃款赃物被没收拍卖，这本来不具有多少新闻价值，然而，此次拍卖的标的物却异乎寻常：不是常有的珠宝、房产、字画、手表之类，而是一座正在运行中的水电站。
报道说，李玉书在2000年4月以“成都市德力电气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用贪污得来的410万元买下了这座电站。电站位于距离成都市120公里的大邑县西岭镇的沙坪村，占地约7000平方米，年均发电量750万至810万千瓦。如果一切运行正常，该电站每年的纯利润保持在50万元左右。在拍卖会上，〖JP＋2〗该水电站最后以502万元成交价拍出，比李玉书购买该电站的身价高出近百万元。短短几年间有如此暴涨，〖JP〗足以见得李玉书“经济眼光”的“高瞻远瞩”。
很明显，李玉书购买水电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洗钱”行为。
关于贪官洗钱，是近几年来反腐败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议论颇多的一个热门话题。有专家称，我国现阶段洗钱犯罪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先捞钱后洗钱。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二是边捞钱边洗钱。搞“一家两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亲属则利用经商身份掩盖黑钱来源。三是连捞钱带洗钱。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既可通过经济住来把黑钱转到这些企业的账户上，又可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赚一笔。四是跨国洗钱，即设法把黑钱转到国外，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白”。〖KH…1〗
〖HTH〗三、中国高频腐败的势头在2010年之前不会根本改变
2010年之前，我们将一直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体系尚未完善时期，影响腐败频度上升的因素在2010年之前不可能消失。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这种态势不会得到根本扭转。
第一，2010年之前，虽然不会出现改革之初那种新旧体制激烈冲突的局面，但规则、体制、制度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期，社会公共秩序体系尚不能实现完全的良性运转，存在着大量的秩序缝隙或制度漏洞，会给腐败高频度的出现提供条件。
第二，社会经济体系处于尚未完善的不稳定时期，利益结构调整中的公平或公正问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会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矛盾。没有迹象表明我国的贫富差距会在2010年前快速缩小。据2000年的统计，同为公务员，因不同地区，收入最高和最低收入相差3倍，近年来有专家说已高达6倍。还有高收入阶层如部分私营企业主、部分房地产商、金融部门、握有资产的官员等，收入或灰色收入很高，引起其他人的心理不平衡，容易出现恶性的利益补偿行为，造成违法违纪谋取私利的腐败频度居高不下。
第三，2010年前，正值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意识形态集团会极力介入我国干部队伍的建设，将对各级新的领导班子提出新的考验。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将会比以往更加疯狂地实施分化、西化我国的图谋，加紧向各级官员渗透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从而动摇他们对科学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信仰，这就为2010年前腐败高位势准备了思想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善之际，一些非公有制企业的经营者仍会疯狂地拉拢腐蚀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赃官劣民共生型腐败还会有所增加。
腐败频度是与控制腐败频度相联系的。根据20世纪90年代的控制腐败频度势态，我们还可以作一个基本判断：在国内外局势不发生较大变动的情况下，2010年前的控制腐败频度将不会出现1988至1990年那样跳跃式上升的格局，而是呈现渐次上升的态势。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一条稳健的控制腐败的路线，其基点是：紧紧围绕经济建设；法制与民主相结合；坚决依靠党的领导；不搞大规模群众运动等。
鉴于稳健方略的影响，腐败频度不可能出现急剧下降的势头。考察整个20世纪90年代腐败频度情况可知，腐败频度一直在高位区中运行。199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经济类案件55 907件，到1997年，此类案件上升到80 428件。1998年至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察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分别为35 084件、38 382件、45 113件、45 226件，每年呈递增趋势。统计资料表明，1992年至2001年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处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数量超过了此前20年立案查处数量的总和。2003年至2004年，全国纪检监察部门查处34名省部级领导干部，836名厅局级干部和12万余名县处级干部，至今，没有高官腐败下降的迹象。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问题暴露后，江泽民同志彻夜难眠，给时任中央纪委书记的尉健行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杀了成克杰，杀了胡长清，500万杀了，4000万杀了，6000万怎么办呢？”还写道：“讨论一个人的案子，所犯的错误使人难以平静，在教育党员干部的问题上，我们平常开了不少会，讲了不少醒世良言，但仍然不断发生这类案件。我作了许多报告，苦口婆心，说了不少告诫的话，我常常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十分痛心，没有做好工作啊！仔细想一想，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总是收获不大，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江泽民同志的话情真意切，中央领导对干部的爱护溢于言表。
腐败现象不仅从量上看呈上升趋势，而且案件本身也在恶性升级，腐败分子表现出极大的贪婪性和疯狂性。在20世纪80年代，高档家具、电器已是“重型武器”，贪污十几万元，便轰动全国。而眼下，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元的案子也不鲜见。他们中间既有对金钱掠夺的贪婪，又有贵族式的挥霍无度，有的堕落到公款嫖娼、包养情妇的地步，社会影响十分恶劣。而且腐败者“前腐后继”，来势汹汹。已达到利令智昏、不择手段的程度，如通过人为制造车祸，以剪除对手；勾结黑恶势力，雇用杀手，置他人于死地等。件件令人触目惊心！
进入2000年以来，买官卖官、贿赂选举现象频频发生，官场的市场化趋向日见明显。这种“以钱换权”的模式是要有经济成本的，成本要求收益，这种“投资回报”型的腐败会更加导致严重的吏制腐败，将直接威胁执政党的合法地位。
所以不少专家分析：2010年前，中国的腐败频度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