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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生’的吗？”
“当然是啦，但不是用老办法。以前的旧说法是‘试管婴儿’，现在早就不用试管了。”
“这真是不简单。”
“每个育婴堂的一部分都是一个人造子宫，用来在胎动期后的八至十个月内抚育胎儿。你所说的分娩现在可能在几天内缓慢地进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的突如其来，疼痛剧烈。”多么勇敢的世界，“不再有生育时的痛苦和损伤。十亿完美的同性恋者。”
“用现在地球的标准衡量确实是完美无缺，但在你我看来，他们还是有些怪僻。”
“何止是有点怪僻。”我把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你本人呢？你也是同性恋吗？”
“我，我可不是。”他说道。我也不那么紧张了。“实际上，我也不再热恋异性了。”他拍了拍屁股，发出了一种异样的声音，“我曾经受过伤，后来发现得了一种罕见的淋巴系统紊乱症，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我的下身全是用些金属塑料支撑着。用你的话说，我就是个离不了这些人造玩意儿的半拉人。”
“喂，列兵，”我叫了一声那个当兵的招待，“给我也来杯朗姆酒。”
在酒吧里和一个无性的半残废同桌共饮。这人可能是我们这颗该死的星球上除我之外唯一的一个正常人。
“请来两份吧。”
第二章
第二天和手下的人头一次见了面。
在他们一个个进入报告厅时，我发现他们和别人也没有什么两样，都很年轻，只是行动不那么灵便。
他们多数都是从少儿培育所里出来七八年的孩子，少儿培育所是一个控制得很严、与外部环境隔绝的地方，只有育儿专家、教师等少数人可以出入这个地方。孩子在十二三岁离开少儿培育所时，才可以自己选个名字。（他的姓是不能公开的，因为它属于精子和卵子的提供者，他们都被认为是遗传素质极高的人。）从此成为一个合法的成年人。此时，他们的文化程度已达到我当时大学一年级的水平。他们中的多数人要继续接受更加专业化的教育，其余的就安排工作了。
对他们的监视是很严格的，如果有谁被发现有诸如异性恋这类的反社会倾向，那他就会被立即送去教养。要是他没有任何改进的话，那就得呆在教养所里，一辈子别想出来。
被派往联合国探测部队的人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大部分人在此学习五年，然后就离开这里；少数幸运儿们，大约八千个人中只有一个，被邀请志愿参加战斗训练。这就意味着他们还得服役五年。如果他们拒绝这种邀请，那就会被看作有反社会倾向。在服役的这十年里，能有幸活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从来没有人幸存下来。要想活命，你只能指望在你还没有参军前战争已经结束了，或者是指望时间的放大效应使你所参加的战斗之间相隔许多年。
你可以按每年约参战一次粗略地算一下，鉴于每次战斗的平均幸存率为34％，这就很容易推算出你在这十年中能幸存下来的机率有多大。事实上，这种机会只有十万分之二。你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推算，比如，用一支老式的六响左轮手枪玩俄罗斯轮盘赌的游戏，在六个弹舱里装上四颗子弹，把转轮转几圈，然后朝自己的脑袋开枪。如果你能这样连续做十遍又没让脑袋开花，那真得好好地向你祝贺，你只是个文职人员。
在联合国探测部队大约有六万名战士，其中只有1、2个人能活着度过这十年的军旅生涯。
尽管我在这里已经熬过了一半的时间，但从未认真地想过自己是不是也有幸成为这样的幸运儿，全凭上帝了。
报告厅里的这些年轻人中有多少人能意识到他们早已注定的厄运呢？
我想把这些人的相貌特征与整个上午我所查阅的档案对上号，但很困难。因为这些人是按同一套参照系严格筛选出来的，相貌特征都极其相似：身材高而不修长；体格健壮而不肥胖；聪明而不狡黠。地球上的人种比起我在那里时的那个世纪，已经趋于同一化了。他们多数人看上去都让人仿佛看到了波利尼西亚人的影子。只有凯班达和丽琳两个人，具有明显的种族特征。和那些人呆在一起，他们的日子不会好过。女人大都很漂亮，但我不好对她们品头论足。从在天堂星和玛丽分手到现在，我一年多来一直离群索居。
我一直想知道她们当中是否有人身上带有从老祖宗那隔代承继下来的素质，或者是不是有谁想拿自己上司的孤僻开开玩笑。军官同下属建立性联系是绝对禁止的。多么温和的说法。违犯此项军规者，将会受到没收财产和军衔降至列兵的惩罚。如果这种两性关系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违纪者将被立即处以死刑。如果联合国探测部队的所有军规都能像上边这条一样常常被不以为然地违反的话，那它会成为一支让人感到怡然惬意的军队。
但那些男孩子们没有一个能让我看上眼的。就是再过一年，我也说不准他们会是副什么模样。
“起立！”希利波尔中尉发出了口令。我坐着没动，礼堂里的其他人都立即立正站好。
“我是中尉希利波尔，是你们的战地第二指挥官。”这职务原来被称做“战地第一上士”。真是妙不可言，军队已经变得头重脚轻，是个人就是官儿了。
希利波尔走上前来开始对士兵们训话。看她那劲头，肯定是天天边照着镜子梳洗边扯着嗓子练习发口令。
我看过希利波尔的档案，知道她只参加过一次战斗，而且作战只有几分钟。在这次战斗中，她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后来也像我一样，通过恢复医院的测试后被重新任命。
也许没受伤之前她也是一个很迷人的姑娘。再植一只断肢就够呛了。
她拿出典型的第一上士的派头给士兵们训话，话语严厉而又不失公正：别拿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烦我，耽误我的时间，一切按指挥等级逐级办理，很多问题到了第五级就迎刃而解了。
这时我想，要是能早点有点时间跟她谈谈就好了，然而特遣军司令部却催着我们立即集结，以便次日登船，所以我甚至没来得及和我的军官们谈上几句。
这怎么行呢？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对于怎样带领这支突击队，我和希利波尔在想法上有很大的分歧。我只管下达命令而具体指挥归她。她处理问题的方法太生硬，把部下简单地分为好的和坏的。按指挥等级处理指挥事物只能把她和部下之间的距离拉得很大，使自己完全孤立起来。我不愿意这么高高在上，我打算隔天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和士兵们谈谈心，士兵们如有什么委屈可以直接到我这儿来聊一聊，或是提一些建议什么的。
在来到突击队之前的三个星期里，我和希利波尔在接受训练时都被输入了同样的程序和信息，然而有趣的是我们对如何带兵竟有如此不同的看法。
我这种“开门政策”的领导方法，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现代军队中都证明有良好的效果。特别是像我们突击队的这种情况，每个队都要在这蛮荒之地蹲监狱似的苦苦熬上数月甚至数年。在我上次所在的圣·维多利亚飞艇上我们就是这么办的，这种宽松的领导方法使士兵们普遍感到精神放松。
在她津津乐道地高谈阔论时，她让士兵们都稍息站着；训话一结束，她命令士兵们立正站好，然后把我向他们作了介绍。
我对战士们说点什么呢？我本打算先向士兵讲些应景的话，然后阐明我的“开门政策”，最后请安特波尔船长介绍一下有关玛萨科飞船的情况。但我又突然想到，我还是先和希利波尔长谈一次，然后再向战士们讲为好。实际上最好还是由她来向士兵们讲，这样就不会使我们俩的分歧公开化。
我正犹豫，我的副官摩尔上尉帮了我一把。他从一个边门急匆匆地走进来——他总是这样急来急去的——向我飞快地行了个礼，递上一个装着作战命令的信封。
我和船长耳语了几旬，她也认为可以对战士们说明我们要开到哪里去，尽管命令并不要求传达给士兵。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没必要为敌人的间谍活动而担忧。托伦星人可以在身上涂上层漆，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四处游动的蘑菇。对此，我们了如指掌，不必担忧。
希利波尔叫战士们立正站好，把我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介绍，说我是一个好指挥官，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就是个军人。她对士兵们说，如果在服役期间不想被敌人打死的话，最好跟我学着点。不过她没说我只不过是一个不想服役的普通士兵，但有些在战斗中保全自己的本事。她也没提到我是抓住了头一个机会就退了役回了家，只是因为地球上的情况让我无法忍受才又回到部队上。
“谢谢你的夸奖，中尉。”我站到她讲话的讲台上，“稍息。”
我打开那张命令，举在手中，“我有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
五个世纪前的一个笑话，如今成了现实。
“这些是给我们下达的参加Ted一138战役的作战命令。好消息是，我们不必立即投入战斗；坏消息是，我们将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人群中稍微有点骚动，但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注视着我，好纪律！或者说是认命了。我不清楚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是否有个现实的认识。实话说，他们是没有什么前途的。
“命令要求我们寻找到一个围绕Sade一138号塌缩星飞行的一颗大行星，然后在那儿建立基地，我们要坚守基地直到有人来换防，这也许要两年或三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我们肯定会受到袭击。也许你们中有很多人都知道，特遣军指挥部已经发现了敌人的一条在塌缩星之间移动的路线，他们希望最终能按照行动模式找到托伦星人母基地的时间和空间关系。就是说要寻着这条复杂的路线最终发现作为托伦星人大本营的那颗行星，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