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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中国何以未能保持其技术领先地位的另一种理论由伊懋可（1973年）提出，白馥兰（1984年、1986年）或多或少地响应，赵冈（1986年）则与之密切呼应。这就是所谓中国的“高水平的均衡陷阱”（high－levelequilibriumtrap）。人们艰辛劳作，生计则很微薄，致使劳动比机器或其他资本密集型的发明更廉价。因此，中国没有利用新技术，甚至还放弃了已有的技术。白馥兰又进一步说，稻作农业并不顺应于机械化。利皮特指出，经济中的大量盈余反驳了这种论点，但伊懋可却坚持，雇佣苦力比制造机器更便宜，相对价格而非绝对支付能力才是真正的问题。不管怎么说，速见右二郎与弗农·拉坦（1971年）证实了，与资源和资本相对的较低劳动力价格，会使中国在以后的世纪中做出怎样的发明。既然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一位精明的庄园主便会受到鼓舞，从而制定出新的、更加缜密的策略来使用肥料、栽培劳动密集型的新作物、治理害虫等，并在手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维修方面利用剩余劳动力。确有研究表明这种现象仍大量地继续存在（贝蒂，1978年；罗斯基，1972年）。不过，并不存在独立的研究部门－－没有政府补助金、私人基金，甚至没有自由时间，以供人们倾其一生消耗在实验室里。在此，伊懋可理论中的一种说法可以表明我们的立场。“高水平的均衡陷阱”在地方一级也许曾是某种因素，而它从全国范围来看就更重要了。政府及其代表发现，通过强迫人们拿更少的报酬而干更多的劳动，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因而它们看不出支持纯研究会有巨大收益。就这样，恰逢西方起飞之际，中国的现代化却失败了。
明朝的作者们曾经指出，贸易减少、财政管理不当和政府腐败是日渐停滞的原因。在充满活力的起始之后，明朝又安然成为迟钝而压抑的朝代。像其他许多政府那样，明朝政府在阻碍个人主动性方面很有成效，在激化自身主动性方面却无能为力。贸易、哲学、科学和创造发明统统都放慢了步调。宋初和明初的那种生气勃勃、奋发图强、变动不居的社会正让位于死水一潭的官僚化社会，这是19世纪的来访者再熟悉不过的世界。然则，门多萨和利玛窦之类的传教士在15世纪却对中国的开放、活力以及适当的规则印象深刻，就连可怜的白来拉也曾注意到，中国的监狱（虽则令人讨厌）要比其祖国葡萄牙的监狱好一些。
利皮特和钱文元谴责独裁政治的证据最令人信服，可人口的激增、资源的减少，以及用劳动力取代技术进步等因素，在解释中国的停滞时也不能被否认。这两者可能不无关系。人口的急速发展超出了一个前工业化政权的管理能力。劳动密集型经济则意味着百姓需要更多的儿子从事田间劳动或在其他情況下谋生；由此，人口增长便开始了。政府也变得更加集权，以试图控制迅速增加的民众，并对已经开始的变化充满恐惧。
清朝：满族人的统治和旧中国的终结
清初是“开明专制君主时代”，谢和耐（1982年）只不过是最后使用此一措辞的人而已。清初，中国在古老的18省上增加了一倍的领土（费正清，1978年；费正清与刘广京，1980年；莫里斯·罗塞比，1975年；史景迁与卫思韩1979年）。清朝在气候上很走运。王朝开始后不久，小冰河时代便开始衰退，而一个较暖和湿润的时期随之而来［王绍武与赵宗慈，1981年；王绍武、赵宗慈与陈镇华（音译），1981年；张家成，1982年］，这是乾隆时期经济与人口扩大的主要原因。然而，较潮湿的气候又加重了长期性洪涝问题，这甚至比砍伐森林所造成的情况更为严重，此外，高地开垦扩张、修筑堤堰频繁和由此造成的河床淤积、河堤裸露（易遭冲蚀），曾是天然水库的湖泽遭到填筑与围垦，也加剧了此项问题。格里诺（1982年）指出，中国在组织治理洪涝方面远远领先于印度，可印度在这方面的需求较小。印度并未破坏其森林、河滩及沼泽；那是英国人开启的“进步”。中国人别无选择；他们的人口比印度更多，且拥塞在比印度可耕地更少、气候更不利的土地上（就连孟加拉国的人均耕地也比中国多）。中国人无法让天然河道放任自流，听天由命。
此外，人口总数仍在迅速扩大（何炳棣，1953年）。在明朝，中国在人口方面稍稍超过了欧洲和印度次大陆。明朝的灭亡曾使人口锐减，但到1662年开始恢复，为数达1亿。在18世纪，人口增长真正开始了。在1750年，欧洲大约有1．44亿人－－几乎与中国1741年人口普查的统计数字完全一致，且与印度当时的数字大体相同（埃伯哈德，1977年，第284－285页）。但到1800年，欧洲只有大约1．93亿人；而中国在1812年却有3．6亿人，到1814年接近3．75亿人。欧洲“人口状况的转变”已经开始；可中国直至1850年代以后才来临。到1850年，中国已经超过了卡尔·克劳著作（1937年）的著名标题“四亿人”，不过自那以后，叛乱和帝国的衰落阻遏了数量惊人的扩大。印度的人口总数则稳定地维持在1．5亿左右。
中国人非常熟悉溺婴、流产以及其他许多限制人口的方法，知道如何控制其出生率。如果有人对这类办法在前工业化社会中的效果有任何疑虑，他’只要验证一下中国近邻日本的记录就会如冰释然。在清朝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德川时期日本的人口却保持了稳定，尽管日本甚至享有更长久的和平、繁荣与安定。其直接原因就是限制人口，除了利用控制出生的所有寻常办法之外，还要加上高达50％的溺婴率。其终极原因则是日本社会里封建制度下的冻结性，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可以靠安分守己取得成功，却不能指望依靠付出超常的家庭劳动力来谋求更多（史密斯，1977年）。相形之下，在中国，维持人口基准者回报较少，增加人手者回报较多。新增的人口或已经上路的移民，总是有容纳他们的余地，甚或过得更好。日本的长子继承制（即使不通行的话，也很常见）使多余的儿子成为累赘，而中国的诸子继承制，再加上很高的婴儿死亡率，则促使家庭尽可能多生儿子。中国有句谚语说：“一个儿子等于没有儿子，两个儿子只顶半个儿子，三个儿子才算有了儿子。”（然而，穷人并不始终生育。很多人无力娶亲；另有些人则无法糊口或无力养活其孩子。）结果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令人伤感的向下流动现象，由较高阶层的失意者去填补垂死赤贫者留下的空缺（莫伊斯，1977年）。我们不难想像由此而导致的心理状态。种种的绝望之举如犯罪、腐败等，都被认定为免遭贫困的惟一正当手段。就连那些仍然诚实的人也形成了某种保守的甚至逆反的心态。福斯特（1965年）所描述的“有限善行的偶像”，构成了许多农民社会的特色，在这种社会里所有善事都被看成数量上固定的，故而一个人的得就必是另一个人的失。清朝中国为此种见解提供了例证。
欧洲也经历了相应的向下流动的影响（布罗代尔，1982年，第473页），但其经济却在扩张，因此商人们不仅积累起了其邻人的少量收入，还积累起了大量新创的财富。欧洲的人口扩大也没有中国清朝那样快。
土地的压力在中国也因过度分割而加剧；家产分割导致了如今看来十分荒诞的土地模式。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土地的开发，因此农民的人均土地从清初的2英亩减少到1729年时的1英亩（帕金斯，1969年；埃伯哈德，1977年，第285页），至1900年又降至半英亩左右。一个家庭有可能会拥有被分成10块的1英亩地，其中的一、二块比一间房子大不了多少。地界和界沟占去了大量土地，而因越界所引起的纠纷耗费了农民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同时，绝望的农民越来越多地开垦毫无价值的路基，公共道路因而蒙受了损失，以致官吏找不到运输的空间，就必然以蛮横的手段来恢复通行权。政府则支持小自耕农化的趋势（赵冈，1981年）。满族人是一群为数极少的异族征服者，并且他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也从未忘记自蒙古人征服以来汉人不会长久地屈从异族统治。康熙皇帝似乎敏锐地意识到，正确的策略（一项古老的汉人治国之术）应该是在平民百姓中尽可能地获得最大支持，与此同时，防止权力集中于拥有土地的精英手里，这有可能激化反叛。
况且，农民也有自己的权力。与过去的所有假说几乎完全相反，罗伯特·马克斯（1984年）证实了，穷人可以聚集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力。特别是在清初尚未安定的日子里，一个相当脆弱和抱有善意的政府正在试图得到大众的支持，很多农民起义都成功了。在大多数家庭只有一英亩或更少土地的社会里，那些有三四英亩土地的人就令人注目地成为大地主，而且他也维护这一身份，因此在分割家产时，他拼命地试图防止其家庭破落，以免沦为平民百姓。另外。最富裕者（到晚清）占中国人的1％，为数达400万人，这是一个惹人注目的庞大集团．但小土地所有者仍是通则。大多数“地主”实际上占地很少，仅有二三英亩地而已。清朝的社会秩序不是明显地分为精英和大众两极；有复杂的梯度变化。财富、职衔和地方权力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