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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多样化－－许多地区高度多样化。普通农民生活在饥饿边缘，对于他们来说对付贪官兵匪比对付农业的不足更要紧。利皮特（1974年）证实，大量的剩余本可以向所有人提供相当好的食物，却至少是在无过度灾难的年度里，流向了精英阶层。
如果存在对这种集约体系的解答，那便是循环利用。也许可以保存的养分不会失去。最可能的有效利用是由各种“废”品产生。如人粪喂狗和猪，它们是比人效率更高的消化者，因此能将我们多达一半的排泄物当做食物食用。杂草和秸秆并不直接做成混合肥料，而是喂猪和牛。畜粪，除了人粪超过了猪的需求以外，与未被选为牲畜食物的所有植物性材料一起，成为主要的肥料。灰烬、穿旧的草鞋、弄碎的砖和砖坯、池塘里的藻花，尤其是沟泥与河泥，均至关重要，不仅因为它们提供了养分，还因为它们保持了土壤的结构和组织（F．H．金，1911年）。许多垃圾也辗转成为鱼的食物及池塘的肥料。生长在沟渠的杂草被草鱼吃掉，而榨油的残渣则成了理想的池塘肥料及饲料。其他垃圾被独特地制成堆肥。如肥料和大粪被丢在坑里晒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这种处理方法通过分解的热量附带地消灭了寄生虫卵及幼体（当然，不顾一切的农民经常缩短时间，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因为水在使用前被烧开，且食物几乎总是被煮过（虽然并不总是很充分），寄生虫的传染比它本来会传染的程度要小得多；比起由食物或肥料引起的传染，它可能更经常地因直接的皮肤接触与肮脏的洗涤而发生。
一种养分要避开这一循环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诸养分不断地进入这一循环，至少在被灌溉的低地是这样。丘陵和斜坡的长期燃烧与侵蚀最后引起了生态上的灾害，但其确实稳定地使低地肥沃，即接受了陆上的雨水，正如很多农人完全知道的那样。燃烧使丘陵的植被处于演替的早期阶段，以高比例的固氮植物为特征；且无机物在侵蚀进行时从下层的岩石中暴露了出来。中国的农田不仅在三角洲逐渐朝海岸扩大时增加了面积，而且其肥力也因洪涝和灌溉得以增加或保持。
让我们来看看假设的氮原子的历史。华南地区半山腰的空气中，氮原子被根瘤固着在野生的豆科植物上。丘陵被燃烧过。太多的氮在烟雾中上升，而这个特定的原子落入灰烬，并顺流冲下。小溪转入了高地，在那里浇灌蔬菜。这个原子被一个人吃下。最后它被排泄出来，循环进入一头猪内，接着又被一个人吃下，且（让我们说）再一次经过猪，然后遁入猪粪，猪粪又被施于菜地。这一回，原子碰巧被一只啃菜叶的昆虫吃掉了。但其作为人类的食物并没有逸失。一旦蔬菜长到足以不会被家禽吃掉时，农人就将其鸡鸭赶入田间。禽类吃掉了昆虫和杂草。所以该原子又经过了人的肠子。
或许这个原子没有顺流而下。这时它掉进了水稻田，于是整个循环又开始了。假如它变成了种子的一部分，则属于人类的食物；假如它变成了秸秆的一部分，则成为水牛的食料；假如它变成了根茎的一部分，则可能被用作燃料，并成为灰烬而回归田野；假如它遁入昆虫或杂草之中，则会被鸭子吃掉。
华南的养鸭人照例将其鸭群租给种稻人，或者根据当地的价格比例，略微付一点费用，让其鸭子通过大田。该原子最后逃脱了稻田的循环。但稻田以下的低地浸水太深或太多，因而不适合稻子生长，成为鸭栏、水牛牧场以及种植水田芹、莲、空心菜和其他水生食物的水田。然后是鱼塘，鱼塘外是沼泽，可捕获野生的鱼虾，割芦苇苫房顶（茅草用坏后可做堆肥）。即使逃入海里的养分也不会丢失，因为海上渔业无所不及：牡蛎被养殖，在海洋中浮游、掘穴或爬行的万物都被用做食物。
对氮原子来说，真正逃脱的惟一途经是进入空气。当植物在明火中被燃烧时，大部分氮就逸失了。但在中国的乡间，燃烧却是在厨房大灶的火膛里进行的，厨房为神龛（灶王爷之家）的所在之处和家庭的中心之地。镬和炖锅整洁地遮住了灶顶的火膛。在寒冷的北方，烟道从设在地下的炉灶通过，给其加热；于是厨房变成了全家的冬季居所。最少的燃料被用出最大的效益；一把秸秆在平炉中能产生出旷野中大把篝火一样的能量。不仅仅燃料绝对地缺乏，而且将宝贵的饲料和堆肥用做燃料的代价也决定了要极端的节俭才行（关于中国农家的详细报道，见安德森和玛丽亚·L·安德森，1973年；勃克，1937年；F．H．金，1911年）。
氮在烟雾中以及植物腐烂时逸失，但堆肥是在坑里或封闭的地方制成的，从而避免了养分的流分。失去的东西可以很容易得到补充。豆和豌豆是一般的农作物。在水稻田里种植固氮的蓝绿色藻类。在这些藻类中有很多共生性地依靠满江红属的漂浮小水蕨生存下去。越南有实际上经过筛选的满江红品种，受到了解其天生肥力的农民的宣传；我认为中国人也同样知道。在菲律宾的西方科学家发现了藻和蕨池中浮坧的价值，当地人告诉他们，稻子在地里的顺风一端长得较好，因为风将池中的浮坧吹到那里。在有人确实查看之前，科学家们将这当做迷信不予考虑（科普兰，1924年；也见格里斯特，1975年；希尔，1976年、1977年）。．
其他养分遵循着同样的路径。像钙和钾等无机物受到的限制较少，因此在各种施肥媒介中经常很充裕。中国人从未有过罗马人曾经有过的粪神，但在刚过去的半个世纪西方社会使用化肥之前，他们则确实是世界上最集约的施肥者。
中国人远远领先于那些即使是最集约地和最自觉地使用现代有机物的农夫。就连美国最热衷于有机物的农夫，也不会去把旧砖弄碎或将旧鞋制成堆肥（草鞋比皮鞋更适合于做堆肥，更不用说比塑料鞋了）。即使最具威力的农药也未被专门开发其腐蚀能力以治理害虫。中国人不仅食用鸡鸭，还猎取和食用抑制昆虫的野鸟与青蛙（“田鸡”）。
精心选择栽培地点。排水通畅的高地种蔬菜；易蓄水或排水的中层地点用于种稻，水稻秧苗要灌溉，成熟时则要排干水；较低处的地点通常受淹，用于种水生作物；更低处的地点用于养鱼。不种稻的地区同样注重地点的选择。
择地受到民俗学中“风水”的支配。这种独一无二的信仰体系通常（而且拙劣地）被译成“geomancy”，并被视为巫术或迷信，实际上是以经验主义的事实为依据。风水可以说是坐落人类建筑的科学，它旨在促进利益最大化。这门科学的成熟形态确实承受着巫术和宗教的巨大负担。墓地向葬在那里的死者后代放射幸运之光；房间的排列能为居住者带来幸福或灾祸［安德森和玛丽亚·L·安德森，1973年；福伊希特万，1974年；罗斯巴赫，1983年；雍洪基（音译），1976年］。敌对的家族之间在彼此亵渎对方的墓地，彼此损害对方的运气之后，便爆发了稀奇古怪的风水之战（贝克，1979年，第219－225页）。但在已发现的乡村民俗形式中，大部分风水却有很好的意义。小树林围绕村庄与溪流，产生了好运，也确实带来极其现实的好处，供给木柴、水果，控制侵蚀，遮阳纳凉。如果可能的话，村庄的位置必须与农田隔开并高于涨水之地。我第一次领悟到风水有何等的判断力是在1966年6月香港发大水时－－新界西部所有传统村落都没受到损害，而所有现代新建村庄却都被水淹了。屋子朝南，面对冬天的阳光，紧密地集拢在一起，占地最小，防止其散漫地延伸到田野里。村庄和房屋坐落在山的背风面，并有开阔的视野。小径和道路均不修成直线或按常规而建，因为不良分子－－不仅是巫术中的而且是现实中的，如兵匪之类－－是沿直线前进的。山坡深处不宜砍伐，因为这将会“切断龙脉”，龙住在每一座山中。现代建设与砍伐造成可怕的冲蚀和塌方，农民以此为据。虽然不是每一位读者都能接受龙的存在，但应该从中看到这种风俗的智慧及精明的经验主义之根据。
接下来的课题是主要农作物选择时的效益最大化。稻子、玉米、高粱和粟，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小麦和大麦产出多。自然，要种植最高产的谷物。水田稻作的产量在谷物中首屈一指，这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说明汉朝以后中国的财富和人口稳定地转移到东南部的原因（赫若贝，1982年）。中国的饮食主要基于谷物；不仅仅卡路里，还有蛋白质和若干无机物也都是从中获得的。但其他农作物也还是必需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又一次是幸运的或聪明的。继谷物之后主要的蛋白质来源便是豆，特别是大豆，它比任何别的豆每英亩
能生产更多的蛋白质。种植的大多数蔬菜是每英亩产量最高、营养更富的品种，即营养成分与卡路里之比率很高的那些。在西方的普通农作物中，营养最高的依次是芜菁植物、欧芹和芫荽植物、吊钟花和辣椒、菠菜、散叶甘蓝、花椰菜和胡萝卜（基本传统食物学会，1979年）。白菜可与散叶甘蓝及花椰菜相比。中国还栽培其他农作物，尤其是菠菜（及苋属植物，即使价值不高也相似）和胡萝卜。东亚固有的许多其他叶类作物也被种植，并具有类似的价值；有些像马齿苋和锦葵之类，现在属小宗作物，但一度却曾是救荒的主食；它们可以与芜菁植物和欧芹相比。另外的大宗蔬菜作物惟有萝卜，在营养价值方面格外高－－不会落在胡萝卜太后－－特别是由于其很高的维生素C的含量。其他主要蔬菜如茄子和番茄等，在营养方面也高于大部分的食物。
所以，中国传统的谷物膳食与大豆、叶、水果和蔬菜相结合，完美地适应了集约农业的体系。肉类在膳食中几乎并不重要，但即使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