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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冲突导致对社会控制的更大需求。社会中强势者和弱小者之间的差距在拉大。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可能是军事首长、最成功的社会仲裁者或富人。凭借一种手段获得权力的人，会用另外的手段来巩固它：富人力争政治成就，政客力求财富，不一而足。我猜想，在有许多致富机会的扩张经济中，正是富人掌握了权力，然后着手巩固自己对政治的控制。而在静止经济中，则由能说会道者和擅长管理者－－从政者和政治家－－掌权，然后再靠攫取财富来加以强化。在战争状态下，军事首长接管和获取政治与经济权力。所有这些走向成功的道路，可能都存在于龙山文化的村落里；在每一个共同体中，谋取权力者可能会遵循复杂的模式，同时还使用各种策略。其最后结果是，作为经济活动曰益增长的副产品，社会分层也日益加剧。
伴随着权力的逐渐集中，人人平等、共同支配生产资料的平均主义村社已不复存在。随之消失的是很多限制人口的因素。人们感到不再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他们也不再能回避小家庭缺乏劳力的问题。需要更多的劳动和产品，而得到它的惟一途径则是增加家庭的劳动力。由此开始了中国经济史上的恶性循环：食物产量的提高导致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人口又导致了对食物的更大需求和由此产生的对农业集约化的要求。在国家出现以后，赋税使农民的生存更为艰难。他们不可能积攒财产，只能寄望于孩子，与之一起劳动，并在年迈时依赖其赡养。
商朝文明
文明在近东始于公元前3000年，在中国始于公元前2000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著名文明是商朝文明，传统上定代为前1766－前1122年，而现在据大多数学者认为则要略晚一些；目前提出的年代范围介于上述年代与大约前1500－前1000年之间。商朝以前是朦胧不清的夏朝，传统上定代为始于公元前22世纪。直到最近。这一朝代都被认为是传说时期，但那个时期的几座城市或曰大镇已被发掘出来，这些城镇后来成为商朝的辖区，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美丽的青铜器。所以青铜时代的文明确曾在华北中部繁荣过，而且它充分标明了夏朝的存在（关于中国文明的黎明，见巴纳德，1972年；张光直，1986年、1977a、1979年、1983年；郑德坤，1960年；古德炜，1978年、1983年；李济，1977年；保罗。惠特利，1971年；威利特，1965年）。
最近在满洲南部进行了更令人惊奇的发掘。在这里，大型的村落、具有相当规模的庙宇、形形色色的精美艺术品以及高水准的玉雕，表明红山文化是处于萌芽期的文化，甚至比夏朝更早［方滇川（音译）与魏凡（音译），1986年；郭旭（音译），1986年；孙守道与郭大顺，1986年］。那里的资料把我们带回到公元前3500年以至更早的时候；大村落的起源可能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与美索不达米亚城邦国家一样早（这些城邦国家在那时却更为先进一些）。这一文化繁荣所在地区，是历史上操阿尔泰语系者（通古斯人、朝鲜人及其他人）居住之地，因此在我看来，好像它是非中国文化，肯定不同（不过有所关联）于夏朝由以产生的华北中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无论如何，在龙山文化区内发现的大市镇，表明红山文化并非孤立，因此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仍有许多要探究的。
虽然没有属于商朝的历史记录或长篇书面著作，但我们确有大批文献，大部分是刻在胛骨和龟甲上的著名甲骨文。商朝的占卜，就是把这些东西加热至裂开后再根据裂纹以定吉凶，几乎和今日有些地方的占卜一模一样。由于问题和答案均用复杂的字样刻在龟甲兽骨上，这种字体现已能释读，我们因此获得了商朝生活中的某些内容，特别是王宮中主要事务的精彩记录。在这些事务中，狩猎与星象最为突出。
商朝文明创造了辉煌的艺术品，尤其是铸造出了青铜器，建造了大城市。商朝地处中国的心脏地带，从黄河中游起，北近北京，东入山东，南达江西。商朝实际统治的地域，从华北平原沿黄河上溯到洛阳西北的三角形低地，地当枢纽，位置重要，可能是发掘物最丰富和城市最大的地区。这一区域的中心是历史名城洛阳和郑州。商朝早期都城在洛阳附近被发掘出来，而郑州事实上复压在商朝都城之上（可能是隞，处于该王朝中期），该都城位于现代郑州的一块大得惊人的地区之下，包括人民公园与中心市场地区。在市场上，人们仍可以发现很多脆弱易碎的、浅灰色的粗沙质陶制水壶，实际上在各方面都与商朝的那些陶制水壶毫无差异。它们现仍是普通厨具，适用于当地烹调，非常理想，所以无需改进。商朝都城后来北迁至安阳附近的小屯，商朝在这里建造起最后、也是最壮观的首都－－殷。文明的周边地区，从河北直到山东、江西，文化上各具特色，显示出其他王朝在当地统治的烙印（张光直，1979年）。
商朝文明依靠许多品种的粟和稷，也依靠稻子、小麦和大麦。略有一些二熟制的迹象，大概是粟，因为原始品种的稻子生长季节很长，不容复种。在商朝时期，中国比现在更温暖湿润；大象、貘、犀牛以及别的热带与亚热带动物群活跃在中部平原。然而气候的差异并没有大到足以允许稻子在湿地或灌溉区以外生长。该区域如今每年降雨20－－25英寸，而黄河周围的中心区则降雨20－－30英寸；旱稻在每个生长季节需要大约80英寸或更多的雨水。很显然，即使雨量再增加一倍，也不会允许水稻生长，何况该地区在商朝也没有过那么多的雨水。有一些迹象显示了商朝的灌溉，同时也不缺少对撒播稻种堪称理想的河塘。很有可能使用了一系列技术，从简单地往天然水坑撒种，到在积水低草地耕种，再到实际灌溉准备好的稻田。但可以肯定的是，教科书频繁提及商朝的旱稻栽培，实属谬误。
除了谷物以外，我们还了解商朝饮食中的肉类。猪、狗、鸡、绵羊、山羊、牛和马早就可以获得了，此外，水牛（据说是本地种，现已灭绝）也开始被驯养。大卫神父鹿（Elaphurus）的骨头是如此常见，表明这种动物也已被驯化（李济，1977年）。狩猎规模大，人们用网捕捉各种猎物，从象、犀牛到兔子与鹿。各种鱼和龟都被食用。剔去了肩胛骨和甲壳的献祭动物大概是捆起来放进炖锅的。商业为该地区带来了一些外传的手工制品；华中是龟的出没之地，而且有些种类的龟被查明原产于华南。海贝与鲸骨则表明了与沿海的贸易。
人们肯定会猜想，素食同样也是多样化并经过筛选的，但商朝遗址中植物遗存的公布与分析很不全面。殷墟的植物资料在进行分析之前就被毁于二战之中（李济，1977年）。周初的文献遗存证明了对素食的广泛熟悉，我们理应推想这些素食源自商民，并且可能反映了自那时起并无变化的状况。有必要进行考古方面的研究，并对甲骨文进行最新的分析。甲骨文提到了“麦”（可能这个字也涉及大麦）、“黍”和“粟”、稻、秣，以及几种重要的食物性树木：栗、桑（主要用于丝绸生产）、杏和枣。“果”字和“采”字已定形（吉布森，1937年）。所有这些字在商朝的书写中都是可以识别的象形文字。杏树的记载让人费解：一般认为，杏的栽培源自西亚和中亚，而中国却有它自己的杏种－－“梅”（Prunusmume，通常错译成“plum”）。但在商朝字体中并未出现梅，却出现了杏。高粱在甲骨文中未提及，尽管有些出版物意见相左（安德森与保罗·布尔，稿本；哈格蒂，1940年）。
属于商朝的食器和酒具很多。但巴纳德和佐滕保（音译）（1975年）对它们的独断评论迟早将被推翻（也见张光直，1979年）。他们断定青铜器是在商朝中心地区发明，与合金于较早时在近东的发明无关。
在对陶器和青铜器的研究中，有关食物的主要结论是：（1）食物的配制和供应仪式化、规范化和复杂化；（2）礼仪是一桩至关重要的大事；整个文明的福祉显然被认为依赖于献祭及其他仪式的规范化，这意味着器皿和食物的正确排列尤为重要。现代中国的参拜仪式（“拜拜”）延续了这一传统，但显然没有商朝仪式精细缜密。（3）酒对商民是很关键的（“酒”－－在现代汉语中为“含有酒精的液体”－－是指早期历史时代的淡酒或发酵酒，而非通常翻译的葡萄酒）。他们有酗酒者的名声，而根据《书经》记载，其周朝继承人制定了很多法令专门反对酗酒，以免自己的王朝重蹈商朝覆辙，他们将商朝的灭亡归咎于其纵酒过度。这个故事得到了保存下来的大量饮酒巨器的印证。根据传说，商以前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拥有“酒池肉林”－－‘肉林“意谓以干肉条悬挂成林。
食物似乎分为”饭“（”grainfoods“）和”菜“（”dishes“）；大概另有一个类别是点心（张光直，1977b，特别是第23－51页）。饭的典型形态为一种稠粥，是被煮熟或蒸熟的；菜则通常是丰盛的羹。烤熟和炙熟的肉可能也很常见。除了食物性作物外，作为纤维的麻和丝也很重要；别的纤维植物也可能被栽培了，因为我们知道在随后的朝代里有一些这类植物。
商朝的耕作技术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耕作技术并无重大差别。尽管青铜时代已经开始，从而在大小和精致方面为金属制品带来惊人的增长，但农具仍用石头、骨头和木头制作，并局限于简单的镬、刈刀、锄、铲、镰刀、杵、和臼等。大的镬可能被拖着当原始的犁来用。鱼钩、网和石镞－－富人有青铜镞－－也是食物获取系统的一部分。水利灌溉似乎被大批的沟渠所证实，即使小屯的沟渠是城壕，它们也表明了对开沟引水技术的充分了解。稻子作为主要农作物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