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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敏锐地感到德国文坛的精神的变化，在卢梭《忏悔录》的影响下，如今各领风骚的是诸如卡尔·菲利普·莫利茨的《旅行家安东》（1788—1790）；克林格尔的浮士德小说（1791）；海涅的《阿丁哲罗》等作品，尤其是现在的魏玛宫廷武官席勒的《希腊诸神》和《唐·卡洛斯》，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讨论。后起一代浪漫派首次以反对者的姿态出现。仿佛不是偶然，席勒在歌德重返魏玛不久就发表了对《哀格蒙特》的评论，歌德立刻把这位与他背道而驰者打发到耶拿大学，以免威胁自己在国家精神上的领导地位。
1789年歌德完成了组诗《罗马悲歌》的创作。在这组席勒给予最高评价的诗里，他把源于古希腊、罗马单行六步、双行五步的悲歌（Elegie）体的古典风格与个人经历相融汇，既回顾在罗马度过的幸福生活，又反映了他与新的生活伴侣、23岁的制花女工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的爱情关系。1790年，歌德一度因公赴威尼斯，所创作的《威尼斯铭语》103首，除了表达他对于时事、世界和威尼斯生活的感受，也贯穿着对于克里斯蒂娜的怀念。这两组诗中歌德的感情不同于以往爱情诗的狂热和夸饰，而是带着一种感人的温存，反映了他的情感世界的一些重要变化。
那是1788年7月的一个早晨，歌德正在公园散步，一个宛如他诗中的漂亮姑娘朝他走了过来，她是来替她的兄弟、一个没有收入的作家向他求助的。歌德毫不犹豫地把她带到家中，过了两天，她就带着好的母亲一道搬了进来。我们知道，在居留魏玛的头一个10年，歌德并未正式娶妻，那位善妒的宫廷女官对他的占有不容他发展别的关系，那位美丽的女演员当情人的时间又太短，现在的这位23岁的姑娘年轻而热情，浑身焕发着青春的气息，而歌德年近40，完全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个家，想要一个孩子。这位对他倾注了满腔爱情的姑娘表现的大胆和勇气终于赢得了歌德的真挚的回报。《罗马悲歌》表明他们在相互的关系中感受到多大快乐。从最初的《访问》《晨怨》开始，克里斯蒂安娜成为诗人新的女神，其中有激情、有嬉戏、有爱情、却没有丝毫的无病呻吟，仿佛人类始祖一般的纯朴自然。她的睡姿和偶然的爽约，都能激发诗人的诗情；她的快乐而纯朴的天性，令他想起罗马艺术中的古典美理想，在《悲歌》第五首油画中罗马背景下的浮士季娜与克里斯蒂安娜两个形象已融而为一。
夜间阿穆尔召我去学习别的课程；
我的心一半在学习上，却感到双倍的幸福。
我能够学下去吗？如果我在凝视着，那酥胸的突出部，一只手沿着大腿抚摸？
大理石的秘密揭开：我理解了对比法则；
抚摩、打量，眼有所见，手有所感。
白天我为爱人化费的一切，夜间她会加倍地给我偿还；
啊，无数次的热吻，说不完的情话，她沉入梦乡了——我却沉入遐想。
在爱人的怀中我不止一次诗兴发作，轻轻地把诗的韵脚敲在她的脊背上。
心爱的人啊，睡梦中的你呼吸多么均稳，而那炽热气息又在烧炙着我的胸膛。
歌对她既柔情脉脉，又小心翼翼，仿佛爱护珍宝一样疼爱着她，令我们突出地感受到其价值感和防护意识，而这在歌德以往的爱情生活中是没有过的。当歌德不在家的时候，他总会收到这样的信，“爱我并且想着我”，“我每分钟都在思念着你，我想的只是，怎样把家务事操持的井井有条，让你高兴。因为是你使我变得这样幸福的。”他从前从没有读到如此充满怯生生的关切和温存在话语。当1789年12月25日儿子奥古斯特出生，他们之间的话题就更多了，歌德常常就共同生活和家庭琐事给以亲切而细致的答复。1790年他即将赴威尼斯，他给赫尔德写信提及克里斯蒂安娜带给他的幸福：
我为那两个被我仍在家里的人感到非常不安，我坦白地向你承认，我非常爱这个姑娘，只有分别时我才感到我对她多么依恋。
他迅速结束第二次意大利之行，为的是重新回到她身边。
当歌德决定再版记叙其爱情生活的《罗马悲歌》时，曾遇到魏玛上流杜会的挑战，宫庭似乎不能容忍这件“丑闻”——一位声名赫的贵族竟把一个女工带入尊贵的家庭。维兰特给他的儿子奥古斯特取了个外号，叫“厨娘的儿子”，赫尔德也建议他不要再版《罗马悲歌》。魏玛人的流言蜚语使得歌德无比痛苦，贵为公国要员，竟然不能保护自己的爱人和儿子：
手里抱着娇儿，不住地吻个没完，心爱的人一边诉说，眼泪止不住地流淌。
我是多么可耻，竟让世俗的流言，当着我的面玷污她那光辉的面庞！（《悲歌》之六）
在这种诽谤歌德的大合唱中，倒是公爵挺身而出作了歌德的爱情“保护神”，充当了小奥古斯特的教父。这之后公爵又开始读他的诗，关注他的科学研究，参加他们团体的活动。歌德于1806年正式与克里斯蒂安娜结婚。
18世纪90年代对于歌德是个不寻常的时代。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欧洲，各国的进步力量和守旧势力对垒十分鲜明。1789年7月攻陷巴士底狱以来，德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受到鼓舞，热烈欢迎新时代的到来。魏玛的维兰特、克涅别尔、赫尔德对法国人民深表同情，克洛普斯托克作诗歌颂。莱茵河左岸的美国兹地区在革命家格奥尔格·福斯特的领导下甚至于1792年成立了告别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歌德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态度十分复杂，他肯定下层阶级的革命是权贵们多行不义的结果，但对暴力本身又忧心忡忡，认为暴力失去理性的节制必将不分精华糟粕毁掉一切。《哀格蒙特》曾隐约反映歌德的思想矛盾，他对革命进程的理解仅仅还是进化论意义上的。他这个时期创作的 《大科夫塔》《平民将军》，对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的回应还十分有限。在剧本《叛乱者》中，某硕士羡慕一位见从法国回来的伯爵夫人，因为她有幸目睹大革命的情景，“有幸看到那个伟大民族的幸福和激动的情景，这个民族在一刹那间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了，摆脱了枷锁”，而伯爵夫人的回答怀疑主义的，“那些怀着伟大意向而犯了错误的人，他们的行动往往要比那些总是按照自己的卑微意向行事的人更值得称道。”这应该都是他内心的声音。
1792年奥地利、普鲁士与法国流亡王朝联合进攻法国革命政权，歌德曾偕普鲁士将军卡尔·奥古斯特一道出征，但遭到失败。1793年，联军又围攻并扼杀了摇篮中的德国革命——美国兹城的共和国。歌德的两次出征并不能说他站在了反革命的一边，当他看到美因兹城投降后联军不顾信义地迫害德国革命者时，他才明白谁是真正的反革命。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沉入到自然科学的研究中，植物学、解剖学、光和颜色学等，既是他的兴趣所在，又是排遣世纪纷扰的避风港。
1794年7月，歌德和席勒在一次大自然协会的会议后相会在耶拿，歌德陪同由他成全的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一道回家。早在他结束意大利之行重返魏玛不久，席勒咄咄逼人在思想和艺术锋芒曾使感到不安，他们的年龄、出身、经历、美学观完全不同。歌德不喜欢席勒剧作《强盗》，“因为其中那种强有力而又不成熟的才能被抛入那不加遏制奔腾向前的戏剧怪论的激激流中去了，这种戏剧怪论是所努力加以摒弃的。这部怪诞的作品所赢得的普遍性的成功，使我感到惊恐……我准备干脆放弃写作，因为我能对什么寄与希望，好使自己所写的东西胜过这些内容新颖、形式粗野的作品呢？”他对席勒的荣誉抱有一种怀疑主义的审慎。看来他们之间如果要保持和发展友谊，需要解决不少问题。
从席勒这方面来说，他1759年11月10日出生于内卡河畔的马尔巴赫的一个医生家庭。他从小就爱看歌剧、学习演戏、仿效牧师说教，曾想修习神学。1773年他进入符腾堡公爵创办的军事学校学习，这所学校虽被诗人巴特称之为“奴隶养成所”，但却有不少思想进步的教师。席勒开始接触莎士比亚、卢梭及狂飚突进运动的文学，克洛普施托克的《救世主》、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克林格尔的作品，给了他较深刻的影响。1781年他写成《强盗》并在曼海姆出版，引起广泛的好评，使一度冷落的狂飚突进运动又起高潮。1787年7月，时值歌德出走意大利，席勒来到魏玛，给维兰特和赫尔德留下了才华横溢的印象。1788年至1795年，他主要用来研究历史和康德哲学。当歌德回到魏玛，席勒无时不在注意着他，他评论《哀格蒙特》，意在引直歌德对自己的注意，可等来的却是冷淡和漠然。他在耶拿大学任教的日子里，与歌德的朋友们如克涅别尔、莫坦克茨过从甚密，近在咫尺的歌德却彬彬有礼地回避着他。席勒在一封信中把他与歌德的关系描绘成罗马时期勃鲁托斯和凯撒的关系：
他在我身上唤醒了一种十分奇异的感情——大胆的恨和大胆的爱。这种感情，也许，就是勃鲁托斯和凯撒所曾体验过的。我准备毁掉他的灵魂，可同时又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他的智慧已经是最终发展成熟，他对我的评价与其说是友好的，毋宁说是敌对的。但对我来说，评价一个人最重要的莫过于符合真实，这样所有人中只有他能把这种真实提供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让他的那帮暗探们包围起我来的缘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