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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人眼里，歌德似乎是个纨绔子弟。他身着奇装异服、自信而傲慢、谈吐机智泼辣、似乎对一切都感兴趣或怀着不满，常常出没于当地上流社会的沙龙。谁都不会想到这一切背后隐含着歌德对榜样和人格的孜孜探求。歌德很快感到，改换装束和语调进入莱比锡的上流社会，并不能使他获得期待已久的学问和智能方面的进步，大学里的课程多是老生常谈。以法律学而论，教授所讲授的正是歌德从父亲那里已学到的。初进大学的新鲜感很快消失了。歌德不久找到了新的学习和进修方法：广泛地接触莱比锡的科学和艺术界人士。
最先是伯麦教授，历史和宪法学者，也是宏大廷顾问官。正是他打消了歌德蓄谋改专业的想法。他对语言、文献学等一切带有文艺气味的东西都表示憎恶，尤其憎恶歌德崇敬的格勒特。他对歌德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倒是他对近代文学和诗歌的厌恶，消极地影响了歌德的趣味。不过在当时的莱比锡大学，几乎没有一个喜欢当时琐细、柔弱、平凡的罗珂珂式的抒情诗，连闻名全国的文坛领袖格勒特也不例外。
格勒特是哲学和文学教授，他的作品不仅是当时文学的范例，而且奠定了后来德国道德的文化基础。但他只喜欢散文，认为诗歌是一种不自然的额外负担。他的讲课非常受学生欢迎，他以一种微哑而沉郁的声调传达他的优美的灵魂、纯洁的意志以及对于公众幸福的关心，当时很能打动人，不过这种影响似乎不能长久。随着嘲笑者的出现·格勒特的权威与他的柔弱的文风一起渐渐受到歌德的怀疑。
1766年4月，歌德与从法兰克福到了莱比锡的朋友施洛塞尔一起拜访了德国伟大的启蒙者、诗人高特舍德教授。不过这位诗学和修辞学教授的品性风度却令来访者吃了一惊，当他们被仆人带到客厅时，接着发生了以下一幕：
突然间高特舍德，一个魁梧的汉子，披着红缎衬里的绿缎睡衣，从对门走了进来。他头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戴。很快，仆人托着一副垂及肘部的长假发从侧门跳进来采取补救措施，战战兢兢地把头饰交给主人。高特舍德毫无不快地用左手从仆人手中接过假发敏捷地戴上，同时用胖胖的左手赏给那可怜虫一记耳光。仆人转身退出门口，活像喜剧里的场面。然后这个著名的老前辈十分郑重地请我们坐下，温文尔雅地和我们作了一次长谈……（《诗与真》）
歌德对高特舍德的批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们已感到和这位老前辈的理性主义思想的隔膜。相反，对他的论敌，后来开一代新风的文艺理论家莱辛的著作却衷心喜爱。不过，当莱辛本人于1768年来到莱比锡时，尽管歌德明白其在德国文学上的地位，但年青的天才的孤芳自赏和自惭形秽相混杂的骄矜性格却使他避开了会见，从而永远失去了再见的机缘。
然而，平心而论，歌德此时还不能说完全理解莱辛，更不能说理解由莱辛发现的莎士比亚。他这时所倾心的还是维兰特的诗歌，那种轻如绒毛的“罗珂珂式”风格，那种半认真半开玩笑的自娱又娱人的创作态度，那种对高尚思想的冷嘲热讽以及“二丑式”的向读者讨俏的手段，都使他着迷。他创作了许多优雅而浅显的诗歌，歌咏田园格调的爱情，轻松地使用格律。但他后来又蔑视这些诗，阻止妹妹将它们传播。
大学生活已经完全熟悉了，课堂生活和书本知识不能使歌德满足。幸亏周围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者。除了后来成为歌德妹夫的施洛塞尔，法兰克福的朋友霍恩于1766年也到了莱比锡。不过给歌德影响最大的是一位叫伯里施的宫廷教师，他比他们略早来到莱比锡，经格勒特介绍充当某伯爵公子的私人教师，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精通现代语言和各国文学，具有相当的艺术趣味，常常对当代作品施以嘻笑怒骂式的无情评论，歌德对于他们的微薄信仰因而被彻底粉碎了。不过他对歌德的才华却非常赏识，常常以他的高超的书法抄写歌德的诗作。这些趣味相投的战友相互讨论、辩难，对现实、艺术的批判怀疑态度促使歌德进一步寻求真理，探索诗歌的新的表现手法，追求理想的人格。
不久，莱比锡的这一“先锋”集团就与守旧的文学权威和社会礼俗发生了冲突。起因是名作家克罗迪乌斯教授的剧作《梅顿》上演了，他们觉得主角的明哲、一本正经、善良很可笑，而克氏自己的创作实践与批评主张之间的不会合也令人恼火，于是田德和霍恩、伯里施一起发表了模仿他的打油诗
《致面包师汉德尔》。这下激起了轩然大波。城里的名流觉得受到了攻击，联系到这个小集团平时的放浪、自负和目无尊长，他们迁怒于伯里施，逼他离开了莱比锡。幸好伯里施的学识和才能尚能得到另一些社会名流的爱敬，经过他们的推荐，他反而被“王侯中的凤凰”（温克尔曼语）德骚公爵聘为家庭教师。后来，这位歌德的第一个战友写了一部浪漫主义歌剧，编蓦了一部狩猎用语辞典，在自己的窗口栽植了天竺牡丹，临终时把歌德创作、自己抄写的3首颂诗带进了棺材。
失去像伯里施这样的朋友使歌德陷入混乱。伯里施长歌德10岁，他曾尽力教给歌德待人接物的方法，抑制他的刚愎自用，使他严于律己。现在歌德再次处于放任的境地。幸好他结识莱比锡画院院长奥塞尔，那充沛的精力和多变的兴趣才算有了归宿。
奥塞尔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深刻地影响了莱比锡时期的歌德的人。歌德对他一见面就有好感。他温文尔雅，长着一副优雅的、女性般的脸庞，但对歌德的多种才华却充分领会。歌德先学了铜版画和木刻。当他教学时，仿佛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教师，而是一个走向艺术之途的向导。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注视着歌德从画转向诗歌。他指导歌德钻研温克尔曼的思想，培养歌德对于古希腊和罗马艺术的兴趣。这些健全而高尚的教育在歌德的内心深处埋下创造完美艺术的种子。莱辛1766年发表的《拉奥孔》对歌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后还不断研究它，并在法兰克福的曼海姆博物馆，仔细考察了拉奥孔塑像。正是对莱辛著作的学习使歌德产生了实地观摩艺术作品的热情。1768年3月，他只身一人去了萨克森的大城市德累斯顿，住在一个鞋匠家里，每天在画廊的艺术珍品面前流连往返，意大利画派和荷兰画派的作品深深吸引了他。
那个鞋匠被歌德称为“身体力行的哲学家和不自觉的哲人”。他为人机智多趣，但他身上最引起歌德注意的是他的生活态度，“他的态度始终如一，一切言行都像是从一个源头涌出来似的。他的无形的财产就是一种基于乐观的心境的健全的常识，他对于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劳作怡然自得。不断地工作是他生活的第一件最必要的事。其余一切却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因而能够保持他的快乐。” （《诗与真》）
这个下层人的生活给歌德的启示，自然是相对于莱比锡的上流社会和市民生活而言的。歌德发现，要保持自己的快乐远比得到它困难。在莱比锡，他走街串巷，到戏院看戏，观摩美术，处处别树一帜，追求欢乐。他早就发现，各地的大学各有其特色并与地方风习密切相关。在莱比锡，没有耶拿和哈雷两地重视体力、娴习剑术的粗犷之风，相反却体现了法国式的殷勤礼让和重视仪容的文化。当施洛塞尔还在莱比锡时，歌德爱上了他们经常聚会的饭店老板的女儿小安妮特 （即凯卿·辛科普）。她年轻美丽、活泼可爱，歌德觉得值得长久视为他心中的女神而瓣香供奉。他为她献上一首首表示爱情的诗歌，狂热的追求既带来痛苦也带给他希望。看来歌德的美梦就要成真；她的双亲都很喜欢他，他也衷心喜爱她周围的一切，一心想成为她的丈夫。可歌德的一种以折磨爱人来寻乐趣的恶癖突然发作了，小安妮特的柔顺和纯洁无法阻止他的任性专恣，结果猜忌和争吵终于毁掉了他的爱情。歌德虽然竭尽可能进行挽救，可已经太晚了。这一场爱情悲剧毁掉了他的健康和德性。
痛定思痛之后，歌德开始写作戏剧作品 《情人的脾气》，通过它来反省自己的坏脾气。剧中写了当她柔弱地由他尽情折磨时他相象和体会到的心情，并将它与另一对情人的圆满情境作对照。在剧作那天真朴素的风格中深深埋藏着一种沸腾似的进发的激情，以及作者的沉痛的仟悔。
与安妮特分手后两个月，歌德因为咯血而病倒了。一连好几个星期卧床不起，半年之后危险期才过去。对他的精神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场病，不仅由于未必合理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剧烈的内心活动的结果。当他看完1768年8月大学生和驻城兵士的武斗，9月，怀着由大学生复仇的壮举引起的激昂之情，拖着一身病体，由莱比锡动身回往法兰克福。
故里病深
当歌德走进家门时，全家人都为他的病吃了一惊。他们亲切而心痛地欢迎他回来，小心翼翼地避而不问他的情况。
歌德自己也知道离家时的希望成了泡影，身心两方面的问题使他感到自己活像一个“海上的遭难者”。他需要安静和休息，但没过几天，家里显露的矛盾渐渐令他不安起来。
歌德父亲看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不是一个强壮、勤勉、奋发、有为的青年，而是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受了创伤的病夫，非常不痛快，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只是表示希望尽快治好病。只要他看到儿子忧郁的表现，就会万分恼火和感到痛苦。
不过，女儿的表现同样使他生气。自从歌德离家，他把自己好为人师的癖性全部施展到女儿身上。繁重的学习和功课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正常的社交和娱乐都被取消，很自然地招来她的怨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