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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把另外一个我和三等文官区分开来一样，只有靠另外这个我，那位三等文官才会生活得很好。只有在我的那些计划、构思和事业的最深处我才是忠实于自己的，并且把我那上流社会的和诗人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生活用一个肉眼看不到的结联系起来。”事实上，担任官职的歌德除了宫廷文艺活动、爱情生活、漫游等活动中写出的抒情诗和《伊菲格尼》外，似乎尚未写出能在声望上与葛兹和维特相比肩的新作。而现在动笔的剧本《托尔夸托·塔索》和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植根于魏玛后的生活，无疑他想把新的生活和情感体验转化为新的作品。尤其是《塔索》，曾被人评为“提高了的维特”或宫廷生活的维特，深刻地反映了歌德作为诗人和政治家感到的矛盾。
托尔夸托·塔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叙事诗人，早年学习法律，后因长诗《里纳尔多》文名大震。1565年被聘往斐拉拉公爵阿封索二世的宫廷任职，颇受公爵和他的姐妹的器重。1575年写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令人想起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他虽在宫廷受宠遇，但树敌较多，内心常受反动政治高压之苦，又爱上了公主列奥诺拉。他几度逃出宫廷，在外四处漂流。1595年教皇封他为桂冠诗人，召他去罗马，但他却已结束了一生。从诗人的以上经历我们不难明白歌德对这一题材感兴趣的原因。无论他的魏玛执政、跟施太因夫人相恋，还是与政敌的冲突，甚至早年顺父意习法律后改治文学的经历都惊人地相似。歌德此时的写作自然充满了热情，但直到后来到意大利旅行时获得关于塔索的新的材料，才基本完成了写作，1789年7月在魏玛作了最后的修改。
这个剧本寄托了歌德对于魏玛生活的基本认识和复杂态度，是介于少年维特的热情和浮士德的高远的思想之间的中年歌德更复杂、更深刻的艺术自白。歌德把自己作为诗人的充沛感情和作为政治家的冷静的理智分别赋予了诗人塔索和精明强干的安东尼奥，两者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他的两个自我的矛盾。他的解决方式常常克制感情、向现实妥协。居本结尾的处理正是这样，塔索虽然痛骂安东尼奥是“暴君利用的宝贵的工具”，骂君主是“暴君”、“横行霸道，多行不义的权柄执掌者”，骂公主是“娼妓”，似乎对魏玛宫廷大加挞伐，但最终还是与对手握手言和，并不能割断与宫廷的联系。
这部剧本注重人物性格的描写和心理解剖，但情节发展缓慢，不过从后来改写的五音步抑扬格的无韵诗体的语言看，它有充沛的诗美，处处显示作者高超的技巧，是歌德古典主义时期的戏剧代表作之一，正如论者所说，“读
《塔索》时，令人产生一种好像驾着柔和的彩云漂游于另一种世界一样的遐想。”
1781年2月歌德得悉莱辛去世（1781年2月15日）1782年5月父亲在法兰克福去世。生命之流在缓慢而无情地前进着。歌德感到一种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些年来，他也曾回家看望父母，凭吊自己的青春和爱情——生活在平静的弗里德里克和缔结美满婚姻的莉莉；探望丧妻的妹夫和朋友施洛塞尔；1779年他偕公爵再游瑞士，途中曾与几个朋友晤面，友谊和名胜一样令他感到喜悦。有一次陪同公爵视察斯图加特的卡尔学校，在颁奖时发现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希·席勒的学生。以后的数10年中，柏林、莱比锡以及卡尔斯巴德成为他经常性的旅行目标，但他精神上的漫游将停栖在什么地方呢？
不知不觉，歌德已过了37岁。他与冯·施太因夫人的关系处于幸福的平静之中，他的后墙紧挨着她家的花园，他们几乎过着夫妇一般的生活。他像父亲一样关心着她的孩子们，对小弗里茨俨然地负起了教父之责。但谁能想到，这已到了他们相爱的最后关头呢？对公爵也是这样，《伊菲格尼》中的理想早已破灭，《塔索》将告诉人们宫廷生活真相。其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但歌德感到了无聊：公爵既非暴君，也不是吸吮人民血汁来供他个人享乐的恶棍，而是一个并不怎么坏的君主——他的住宅、饮食、服装并不比一个富裕的居民更好，只是爱狩猎野猪，可在休息时还要朗读《浮士德》的篇章。大臣也是些有教养、彬彬有礼的人。回首往事，无论多年惨淡经营获得的地位还是精心培植和发展的内在情感，一切仿佛都没有发生，但一切突然之间土崩瓦解了。我们的浮士德面对停滞的创造力，内心似乎感受到了自由生活的召唤。他准备躲开情人，躲开高官显位，也躲开公爵。经再三考虑，议会议长向公爵请了假。1786年8月，当歌德与公爵、施太因夫人等朋友在卡尔斯巴德逗留；等到他们离去，9月3日，歌德给公爵和施太因夫人及继任者各留下一封信，便离开了疗养地搭乘邮车直奔意大利。
这是歌德的第五次逃跑，不过这次主要不是为了女人，而是为了不自由的生活方式。
与席勒的友谊
1788年6月18日，歌德结束了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的意大利之行，带着危机克服后的冷静与谨慎，再次出现在弗劳恩普兰的家里。他很快发现，原来所熟悉和厌恶的一切，现在需要重适应和认识，从意大利获得的新思想不仅造成了他与整个宫廷的距离，而且对于魏玛宫廷而言，情况也是这样。完全以普鲁士将军自居、时刻准备建功立业的公爵，似乎觉得反对战争的枢密顾问还是呆在意大利为好。维兰特宁愿在艺术上维护原来的信念，意大利的美学对他过于遥远。赫尔德和他的精神师友师友关系早已完结，歌德甚至不能对他抱更高的期望。冯·施太因夫人则对他的不辞而别不能原谅，在出走没多久，她就以受了侮辱的贵妇姿态讨还所有寄给他的书信，而歌德旅行期间为她所记的意大利印象记，此时又由她寄回他这里。这一切到意味着什么？在对解决其精神危机有重要意义的意大利之行中，他的所作所为又如何呢？
1786年10月29日，化名菲利普·默勒的歌德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目的地罗马。魏玛的生活突然在他的面前消失，他感到轻松和自由。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他在市场闲逛、说笑，在博物馆、教堂、宫殿进行艺术观摩，主要时间则埋头写作。他不仅带来《伊菲格尼》《哀格蒙特》的初稿或片断，而且带着《塔索》、《威廉·迈斯特》和《浮士德》的写作计划。他厌恶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在与少数几个侨居罗马的德国艺术家的交往中感受到纯洁的乐趣。除了房东画家约翰·海因里希·威廉·蒂施拜因外，画家弗里德里希·布吕、后来到魏玛任艺术顾问的瑞士人海因里希·迈耶尔、女画家安格丽卡·考夫曼及作家和美学家卡尔·菲利普·莫利茨等，都是这一时期与歌德交往的朋友。
歌德此行不仅希望克服危机，而且希望通过不带偏见的学习解放自己回宫廷生活而拘谨起来的艺术思想。在威尼斯，他注意到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对艺术的影响，他反人民视为自然的一部分，美的一部分。在罗马，他发现了人民和古典艺术的相互关系之秘，即堪称楷模的罗马平民社会的存在本质。他把观摩和研究各种艺术的心得写成《对自然的单纯摹仿、手法、风格》一文，后来发表在1789年由维兰特主编的《德意志信使》上，发展和深化他在《法兰克福学报》上表达的美学信念。其思想成果是，他进一步完成了由“狂飚突进”时期的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的转变。这些思想都反映在几部作品的修改上，如《伊菲格尼》把“狂飚突进”中普罗米修斯的反抗精神改换为对社会现状的认识，进而企图揭示一种典范的人道主义行动，以加强其道德力量。《塔索》则考察了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作为要求改变现状的英雄，他的妥协实际包含一种对《伊菲格尼》的理想的批判性扬弃，其对人与社会的理想关系的探求远远超越了对魏玛宫廷的批判。1775年就动笔的《哀格蒙特》带着“狂飚突进”精神的余波，描写16世纪荷兰反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初稿写到哀格蒙特与阿尔巴公爵辩论时写不下去了，在意大利才重新获得了写作的灵感。哀格蒙特本人被写成一个爱人民爱戴和拥护的英雄，其贵族作风导致他对暴君阿尔巴公爵的错误认识人和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最终遭到杀害。死前梦见由平民姑娘克莱辛化成的女神预言荷兰的自由将会到来。歌德通过他歌颂了一种人道主义的骑士精神，它既含有古典主义的节制，更充满本于热爱自由和反抗民族压迫的狂飚一般的激情。
这段时期歌德创作非常丰富，除了对上述3部作品的修改、完成，他还写出了《浮士德》中的部分片断，搜集了《威廉·迈斯特》的材料，写了《纳乌西卡》中的两场。他不仅从事文艺创作，研究古希腊和罗马艺术，而且也曾在西西里岛巴勒莫的植物园中观察植物，欣赏地中海明媚的自然风光，研究其中的海藻，形成了植物学上“原始植物”的观念，认为各种植物都是从“原型”演化而来。当他决定离开罗马，已打定主意过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生活，新的思想观念使他明确了将来生活及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经过同公爵约定，他将不再担负枢密院的工作，不再负责财务的管理，而成为国家科学和艺术部门的行政领导，担任了魏玛剧院、魏玛美术院和耶拿大学的总督。他试图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一种教育手段，通过把自己置身于对科学、艺术和文学问题的研究，实现自己在意大利获得的新理想，把魏玛城变成第二个佛罗伦萨。他现在对国家财政已不负责任，耗费巨款建起了各种文化和科学设施。他还把自己的家发展成无形的科学院——“星期五协会”，使它成为志同道合者和真理追求者的活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