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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野利仁荣主蕃学。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②。
元昊任命官吏的名单，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所任官员总数12 人，汉占其7，蕃占其5。表明元昊时期的
蕃汉联合统治，其人员的构成仍以汉人为主，这点与继迁时相反，与德
明时大体雷同。第二，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马者均为党项人。这表明
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权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只有将军队牢固地掌握
在党项人手里，才能有效地行使西夏国家的统治权。
元昊称帝后，尊母亲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
后，立子宁明为皇太子。
① 《西夏书事》卷12。
② 《西夏书事》，卷11。
① 《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
②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同年十一月，元昊仿效宋朝皇帝，派大臣潘七布、昌里马乞率领兵
马护驾，亲诣西凉府祀神。
公元1039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宝元二年）正月，元昊派遣
使臣给宋仁宗上表章，阐述其祖先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论证其称帝
建国的合法性，要求北宋朝廷承认他称帝建国。其表文云：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
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
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
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寸之封，
显蒙于割裂。臣偶似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
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
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
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是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
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
孝皇帝，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
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
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防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
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崖妳奉表以闻”①。
这表章实际上是西夏立国的宣言。表文气势磅礴，一气呵成，说理明白。
夏国使臣带上表章，经延安辗转到达开封，面呈仁宗，仁宗当然不
予承认。但夏国的存在，并不以宋仁宗的态度为转移，一个朝气蓬勃的
“大夏”国家，已岿然屹立在宋朝的西方，并日益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
元昊的称帝建国，标志着党项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是党项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因为它标志着西夏封建制的确立，它对我国
多民族历史的发展，将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二、西夏立国的必然性
西夏的立国并非偶然，而是有它历史的必然性，这从以下几个方面
可以清楚地看出。
首先，西夏境内分布的各族，包括西夏王族鲜卑拓跋部，几乎一无
例外地都受过吐蕃王朝的统治，西夏统治的地区也大部分是吐蕃王朝统
治过的地区。在吐蕃王朝兴盛时期，各族首领虽然诚惶诚恐，俯首听命，
各族人民受尽剥削和压迫，但在侵掠四邻，尤其是富饶的汉族地区时，
其首领固然可以从中得到较多的掠获物。就是其士卒和部民也多少得到
一些好处。在吐蕃王朝崩溃后，各族虽然已经摆脱了吐蕃王朝的控制和
压榨，但因地小兵弱，各自为政，加之不断互相残杀掳掠，抵消力量，
无法扩大财富和荣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有今不如昔之感。因此，
他们怀念旧王朝，怀念过去得到的利益。他们力图通过“立文法”去逐
步加以恢复。自吐蕃王朝崩溃后到西夏立国前，各族首领差不多都把“立
文法”作为向往和奋斗的目标。其所以如此，因为“文法成，可以侵汉
边，复蕃部旧地”①。“立文法”将会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物质利益。
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 《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三月乙巳。
西夏国家的建立，正是适应其统治境内各蕃族部落强烈要求“立文
法”、建立国家的愿望的。元昊在立国之前劝父德明“勿事中朝”，认
为向宋称臣纳贡，“所得俸赐”不能满足人口日益增多的各部落的物质
需要和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因此，他主张“习练干戈，杜绝朝贡，小
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从而达到“上下俱丰”②的目的。元昊对
其父德明所说的那番话，正好反映了其境内各蕃族部落，要求在初步统
一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建立国家的愿望。
第二，西夏国家的产生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
西夏立国前，横亘于宋夏接壤地带，自仪州（今甘肃华亭县）、渭
州（今甘肃平凉县）、泾州（今甘肃泾原县）、原州（今甘肃镇原县）、
秦州（今甘肃天水县），至灵州、夏州，主要居住着吐蕃族。同时还居
住着党项、羌、汉族及其它少数民族。这一带民族成分复杂，经济发展
不平衡。有的民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有的还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其
中党项、吐蕃还有所谓生户和熟户的区别。史载：
“大约党项、吐蕃相类，其帐族有生户熟户：接近汉界入州城者
谓之熟户，居深山辟这，横过寇略者，谓之生户”③
这些蕃族有自己的地主阶级，在蕃汉杂处（尤其是“熟户”与汉人杂居
者更多）的情况下，往往发生蕃汉地主争夺土地和农奴的现象。如范祥
在秦州“括熟户田”①，就是汉族地主利用政治权力对蕃族土地的一种暴
力掠夺。
宋政府除了掠夺蕃族的土地外，还推行其他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
政策。如宋政府规定“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②。环州
知州翟继思派人到诸蕃部族帐催督熟户和买粮草，“催督者恣为奸欺，
诛求数倍，小不如意，则鞭挞随之”③。蕃族由于不堪忍受宋政府的民族
歧视和民族压迫，往往奋起反抗。如秦州“蕃酋药家族作乱，知秦州李
参平定之”④。即使暂时没有叛乱的，对宋也往往离心离德，如环州“蕃
情常怨”⑤，泾原的康奴、灭减、大虫族“常有叛心”⑥。说明西夏的兴
起与立国，正是这种蕃部对宋离心力日益发展的结果。
至于河西地区，元昊虽然用武力征服了甘州、沙州回鹘和凉州的吐
蕃，但他们一有机会就阴谋复辟，企图东山再起。如沙州回鹘，在曹琮
的引诱下起兵反抗，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反映了河西走廊民族矛盾的
尖锐性和复杂性。“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民
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
总之，元昊代表蕃汉农牧主的利益，为了镇压广大农牧民和少数民
族酋豪的反抗，解决蕃汉地主之间的矛盾，以及引诱宋夏沿边蕃族脱离
② 《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
③ 《宋史》卷264，《宋棋传》。
① 《宋史》卷330，《傅求传》。
② 《宋史》卷258，《曹玮传》。
③ 《长编》卷103，天圣三年五月丙寅。
④ 《宋史》卷330，《李参传》。
⑤ 《宋史》卷285，《陈执中传》。
⑥ 《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
宋朝，归顺自己，都需要树立旗帜建立国家，强化国家机器。
第三，累世经营的基础。西夏自拓跋思恭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以来，
其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意保存实力，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尤其经过继
迁、德明两代的惨淡经营，不仅发展了社会经济，而且增强了军事实力，
扩大了统治地盘。正如元昊的策士杨守素所云：“国家累世经营，规模
宏远”①。元昊就是在继迁、德明相继奠定的基础之上正式建立西夏国家
的。
第四，具备了立国的外部条件。从宋朝方面看，如众所知，宋太宗
虽然用武力统一了江南，但却无力收复燕云十六州，改变南北两个王朝
的对峙形势，在此情况下，宋朝统治者只好竭尽全力整顿内部，把注意
力放在消灭方镇割据，强化中央集权之上。但在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
由于军队的过分集中，使宋朝的对外战争败多胜少（如对辽八十一仗，
只有一次获胜），加之实行“更戍法”，使“兵不识将，将不知兵”。
士兵缺乏训练，从而使军队素质下降，在此情况下，宋政府既不能御敌
于国门之外，也不能有效地组织力量一举歼灭入侵之敌，结果只有屈膝
求和，将搜括来的民脂民膏，以“岁币”的形式拱手奉献给自己的敌人。
至于同宋对峙的辽王朝，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南下侵宋，
使日益尖锐的宋辽矛盾更加激化。
宋辽矛盾的加剧，给西夏统治者以可乘之机。早在李继迁、李德明
时，即利用此矛盾“联辽抗宋”，甚至结为姻亲，“共谋寇难，缓则指
为声势，急则假其师徒，至有犄角为倚，首尾相应”②。夏辽结盟、共同
抗宋，使宋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即所谓“一身二疾，不可并治”③。这
种对西夏极为有利的斗争形势，构成了元昊立国的外部条件。
第五，西夏的立国是西北地区长期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结果。中唐
以后，全国方镇割据林立。夏州李氏淹有银、夏、绥、宥四州，青唐唃
厮罗割据于河湟，吐蕃占有凉州、肃州，回鹘据有甘州。汉人张义潮、
曹议金先后割据于瓜、沙二州。这些割据势力经过长期冲突、融合之后，
其境内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已经部分完成了自然同化于汉族的过
程，无论其经济和文化都已基本上接近于内地的先进地区，并且逐步采
用封建生产方式。元昊正是在这种经过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蕃汉杂处的
土地上称帝建国的①。
三、建国后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元昊建国后，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继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进一步调整中央官制。元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