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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组织处理，撤除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往后方，让他专做政府工作去。
毛泽东说什么都是错。中国有句古老的格言，叫有理走遍天下，此时的毛泽东有理却寸步难行。
就在这时，原是“三人团”成员的王稼祥作了不寻常的发言：
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为了排除人们的非议，王稼祥又补充道：
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
这意思很明白，他支持毛泽东，不是搞帮派，而是坚持真理。王稼祥极力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毛泽东莫属。
此时的毛泽东，内心已很激动，他没有想到王稼祥能如此地理解他，支持他。他也分析过，王稼祥不反对他的主张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人在变化啊！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陷入僵局。
就在这时，周恩来飞马赶到。
他来的是时候又不是时候。
在会议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急需要有一个人出面担负“裁判”的角色，他作为苏区中央局的最高领导，他此时到来正是时候。然而，两个月前是他再三说服苏区中央局才恢复了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现在，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要撤掉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从这一点来看，他又来的不是时候，使他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但无论怎样，事已至此，周恩来必须要表态，大家都看着他，毛泽东也看着他。周恩来沉默了片刻，便左右地看了在坐的与会者，等于与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相碰了一下，当他的目光与毛泽东的目光相碰的一瞬间，感觉并不那么轻松，他想起了四中全会上米夫在批评他和瞿秋白持“调和主义”时给他的那番话语：“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了错误。”
现在，周恩来该怎么办呢？
许久，周恩来终于开口：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毛泽东听着不是味儿，心想，你周恩来就在前线，那里的实际情况你是清楚的呀！毛泽东这样责备周恩来也并不奇怪，虽然毛泽东早在1923年底在广州与周恩来相识，但没有深交。这次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时间也并不长，但周恩来对毛泽东却有了一些真正的了解，特别是毛泽东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使他颇为佩服。正因为如此，在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时，是他再三坚持，终于说服了任弼时，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然而毛泽东也正是凭着这一点来听周恩来今天所说一切的。
当毛泽东在心里责备周恩来的时候，又听周恩来说道：“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接着，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种方案是让毛泽东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方案是由毛泽东主持战争责任，周恩来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
听罢周恩来的话，毛泽东开始理解周恩来的难处。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方案，都是想把毛泽东留在前线，要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不主张毛泽东回后方去“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显然，对周恩来的后一种方案，一些首脑们是不能接受的。最后是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这里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是怎么回事儿？原来，毛泽东面对会议的决议是这样表态的：既然苏区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既然要撤掉他的总政委的职务，他很难在前方“助理”。于是，他提出回后方养病，“必要时到前方”。
就这样，毛泽东又一次被剥夺了军权。他默默地回到小源村黄泥草屋，当他的政府主席了。
周恩来随后便匆忙地去草屋看望毛泽东，他要安慰毛泽东，劝他想开一点。但当他在草屋里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却没有丝毫灰心绝望的情绪，反而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乱云飞渡的岁月（7）
毛泽东如此豁达，不是因为别的，也更不是要做个样子给周恩来看，因为他要重建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他早已把自己的一切与祖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因而他不计较自己的一失一得。他更懂得，在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风云年代，没有军队不行。现在他唯一的渴望，就是能按照他自己对中国的理解而得出的主张，建立一支属于人民自己的军队，走自己设计出来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他热爱红军，渴望打仗。
但从现在起，他需要等待。
等待，是一种孕育过程。
周恩来被毛泽东的这种豁达情绪所感染，便有力地握了握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一定！”
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
周恩来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说：探望毛泽东时，“在情绪上还没有看出他有什么不积极的表示”，他“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何时来”。目前，“因为治病对他确实是十分需要的”。周恩来这样做，使毛泽东的等待有了可以期待的时运。
因为是身体有病，那就意味着病好之后可以官复原职。
毛泽东并没有甩手不干，而是提出养病，给周恩来以斡旋的余地，妙也就妙在这里。
毛泽东离开了他终生难忘的给他带来痛苦的宁都，直奔汀州。因为他的妻子贺子珍在那里，红军的休养所也在那里。
一到汀州，才得知自己又得一子，贺子珍和孩子在一个福音医院住院。
休养所离这个医院约有半里路。毛泽东经常去福音医院，在那里结识了一位病员，名叫罗明。
罗明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那时，他腰部受伤，在福音医院动了两次手术。在病房里，毛泽东跟罗明聊了起来，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虽然被解除了军职，但他还是苏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所以便问起了福建的情况。罗明告诉他，自从红军打下漳州后千里回师赣南，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就进军闽南，眼下只有刚成立的红军独立第八师、第九师共3000人在闽西。毛泽东听说这种情况，便建议罗明在闽西、赣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宣传。毛泽东还详细地介绍了江西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讲述了他的作战的战略思想及方针。
罗明听得入神，他坐不住了，还没有等伤彻底医治好，就匆匆出院，他要立即向中共福建省委传达毛泽东的谈话，并在上杭、永定和龙岩等地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略。
他没有想到，此去竟然引出了一场灾难。
“杀鸡给猴看”
毛泽东走了，周恩来就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挥红军作战，打退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但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正式成立，中统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并逐日向南京递送《每日情报》，报告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一举一动。
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决定迁入瑞金。这标志着他们的城市道路已彻底失败。
几经周折，博古于1933年1月下旬，从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途经福建上杭时，遇见了前来迎接他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
罗明是第一次见到博古。他没有想到中共总负责人是这样的年轻，身材是那样的高大，模样又是那样的英俊，圆圆的脸膛还透着稚气。
“好年轻啰！”在寒暄中，罗明心里感叹着。
罗明与博古的见面，将发生什么呢？
“你是省委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上杭、永定、龙岩干什么？”博古望着罗明责问道。
罗明并不清楚博古问话的意图，只是以为博古刚进入苏区，需要了解和熟悉情况，便介绍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是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你对当前斗争有什么意见？”博古犹豫了一下又问。
“当前，重要的是要和各党派、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因为……”还没等罗明把话说完，博古就很不耐烦地说：“吃饭了，不谈了。”
博古心想，毛泽东不是被排除在红军之外了吗？怎么还有如此神通把个罗明支配得团团转，他预感到毛泽东这个人不可小看。
一路上，博古因此而心里不得安宁，琢磨来琢磨去，他放心不下毛泽东这个人。现在，他从罗明身上已看到毛泽东的影响力，更使他忧虑万分，便寻思着如何向毛泽东下手。
几天之后，博古便到达瑞金。他的到来，周恩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职务便随之消失，26岁的博古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长官。
博古到瑞金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中央机关选择办公地点。当他来到瑞金县城西面五公里处的沙洲坝时，看中了下肖村一幢古老的杨姓私宅。这幢房子建于1879年，占地1100多平方米。整个房屋是土木结构，红漆描金，古画装饰，颇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