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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样，博古毕竟年轻，且不懂军事，现在又面临着蒋介石第五次对苏区进行“围剿”的严重时刻。他意识到，如果这次反“围剿”失败，毛泽东取代他是必然的。因而他做梦也在想能有一只手帮助他做好中共中央总负责这个工作。
但苏区还没有这样一只手。
博古在焦虑地等待。
形势越来越严峻。自1933年4月以来的几个月，蒋介石都在忙着调集军队和飞机用于第五次“围剿”，其中有50万大军用于江西，以求“剿灭”中央苏区。一切部署妥当之后，便于同年的7月18日登上庐山，亲自给参与“围剿”的军官面授机宜。
7月24日，博古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内称：
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
虽然口号提得响亮，但博古心里却不免有些胆怯，他知道这不是耍儿戏。
当他等到9月，苏区来了个德国人。
此人名叫李德。他的本名叫奥托·布劳恩。李德是他的化名，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他还有个化名叫“华夫”，意思是中国的男子汉。
李德这个人，颇有些传奇经历。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4岁的李德应征入伍，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进行改造，这竟成了他命运的一个新起点。“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并于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就在这一年，24岁的李德做了新郎。1926年，当他准备再过8天就过自己生日的时候，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妻子3个月后获释，而他被囚车送入莫阿比特监狱。18个月后的一天，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并秘密逃往苏联。
博古很清楚，李德只是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李德自己对此也很清楚，正像他在《中国纪事》中写到的那样：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即阿瑟·尤尔特，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
但李德到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张闻天就跟他进行了长谈，即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德。
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证实了这一点：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博古为什么如此器重李德？
原因只有两条，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让他指挥红军，也等于共产国际在指挥红军，这是其一。其二，李德是军事顾问，而博古对军事又是一窍不通，他相信李德的军事天才。正因为如此，李德的到来，博古真正抓住了梦的手，心里踏实多了。
乱云飞渡的岁月（12）
于是，博古把李德抬到了红军主帅的位置，但如此把整个红军的命运系在一个外国人身上，这本身就意味着悲剧的开始。
尽管如此，博古仍觉得毛泽东碍事，放心不下，便想办法要把他支走。
毛泽东因受到博古的排挤而被架空，只当了个空有虚名的政府主席。他此时想到了红军的命运，心情郁闷，导致病魔缠身。博古见此机会已到，就建议毛泽东去上海疗养。而李德则建议他去莫斯科休养。毛泽东当然看出了他们的用意，执意不依，并说：“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会昌去休息吧！”
对此，博古只得点头同意。
其实，博古如此器重李德这样一个外国人，排斥洞悉中国情况的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所为，更不能使他抓住梦的手。
博古真正能抓住梦的手在哪里？在历史提供的机遇中。
说起机遇，机遇就来了。
1933年11月20日，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从瑞金的东面传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
这个事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早在1932年1月，在东华山养病的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1月28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郑重宣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
由于这个宣言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4月15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这个宣言发布以后，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福建事变的发生，便是这一宣言影响的必然结果。这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因而，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
这个机遇，对博古来说，没有第二次，抓住了将使党和红军乃至整个中国的民族革命出现转机。毛泽东看出了历史提供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立即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包围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实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大本营也许就不会设在荒凉的陕北，更不会被迫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
蒋介石最担心的是红军挥师东进，援助十九路军。
令人痛心的是，博古由于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使他的政治眼光更加浅薄，竟认为像十九路军这样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同时，他还担心和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根据地，便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以至于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十九路军，并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
博古帮了蒋介石的大忙，让蒋介石躲过了一劫。
失去这次机遇，就决定了博古的政治生命的走向，决定了党和红军的走向。
福建政府由于没有得到红军的援助，势单力薄，孤立无援，很快被蒋介石压下去了。
蒋介石从容地解决福建事变之后，便回过头来集中兵力对付红军。
1934年4月，蒋介石调集十一个师直接向中央苏区的北部大门广昌推进，实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稳稳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战，在中央苏区周围，竟有5000多座钢筋水泥构筑的堡垒。
博古把毛泽东支走以后，便和李德一起去广昌前线。早在1933年12月，李德以便于统一指挥为名，将原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亲自任政委，李德实际上就是司令。调集了红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死守广昌。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和采用“短促突击”的战术，于是红军在广昌也建造堡垒，可红军没有钢筋水泥，只得用木头作架子，垒上泥土，就算是堡垒了。
广昌战役的开始，标志着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
然而，经过数十天的决战，红军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红军的五分之一。而国民党军队只死亡600余人，伤1800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4月28日，红军被迫撤离广昌这个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博古、李德亲自指挥的这场战役，以失败而告终。
当广昌失败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大为震怒。可是，指挥大权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他已奈何不得。他只能等待时机。
广昌之败，虽然博古没有抓住梦的手，但他的梦并没有破灭。
乱云飞渡的岁月（13）
广昌之败，红军上上下下对博古和李德怨声载道。
红军官兵在想念他们真正的领路人——毛泽东。
第二章 长征初期：谁主沉浮
魂断瑞金（1）
历史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当历史被盲从的人物所操纵的时候，那代价则更加沉重。
中国共产党，自从将其命运之舵交给了王明、博古这两个狂热而固执的年轻人以后，就开始为此而付出代价。
1934年的春夏之交，天总是阴沉着脸，整个瑞金被笼罩得喘不过气来，也许是它不忍心目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红军战士的鲜血已经染红了瑞金周围的山山水水，如果说红军战士的鲜血能够换来革命的胜利，那也是值得得，然而换来的却是失败。
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当然看不见从红军战士身上流淌出来的血；而博古看见了，可他还在坚持着自己错误的主张；李德看见了，兴许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