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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后一次机会，再等下去，万一哪一天因李德的瞎指挥彻底断送了红军，那就永远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于是，毛泽东才大胆地提出了“同行”的要求，也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响应。
那么，博古的态度如何？他能同意他们三人同行吗？
博古思虑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因为博古认真掂量了一下这三个人的分量，毛泽东有病在身，王稼祥身负重伤，相信他们也走不了多远，剩下一个张闻天，也不会出现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博古也就同意他们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同行，对红军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伟大的人物，其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在关键时刻、关节点上，勇敢而机智地抓住机会。
事又凑巧，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是因病躺在担架上开始长征的。
毛泽东在于都所经历的那场大病，险些夺去了他的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无法行走。其实，毛泽东最不愿坐担架，他喜欢走路，也很能走路，红军的领导人当中，大概没有谁比他走的路更多，但眼下身体的状况不允许他步行。所以，过了于都河，毛泽东就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王稼祥是由于受伤才坐担架的，这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天，他正在江西乐安县的一个叫谷岗村的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等出席会议。正在开会，空中响起飞机轰鸣声，起初大家不在意，仍旧开会，过了一会儿，敌机又来了，并响起爆炸声。王稼祥大喊一声：“快跟我到外面隐蔽！”便冲出大门，仰头观察空中的敌机，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已经落下来，他在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钻进了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立即被送往瑞金医院，但因医疗条件所限，无法动大手术把弹片取出来，只得采取保守疗法。可是不久腹部化脓，成了慢性病。正因为这样，长征开始时，他也只能坐担架。这一坐，就一直坐到陕北。
魂断瑞金（5）
张闻天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因而有时骑马，有时也步行。
无论怎样，他们三人走在一起了。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时刻，那么，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此次一路同行长征，则是改变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命运的一次不平凡的同行。这是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的。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被安排在第一野战纵队的后面行军。
战士们抬着担架，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形影不离，晚上还要在一起宿营。他们走一路谈一路。王稼祥、张闻天才真正开始了解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的主张，他们感到毛泽东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其实，毛泽东在这以前，就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为中国革命勾画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并为此作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不是在这个时候才亮出来的，王稼祥、张闻天过去也了解一些，但那时他们根本不相信山沟里的泥腿子也会那么精通马列，也会有着超人的智慧。现在他们开始相信，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这正应验了那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老话。
无论如何，他们毕竟在向毛泽东靠拢。
最高“三人团”中的博古和周恩来，忙于军事，只有李德忙里偷闲，时时关注着这三人的一举一动，已经觉察到了一些不妙。
有一天，李德专门把王稼祥、张闻天找来，以警告的语气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王稼祥、张闻天已听出李德的言外之意，但兵败言微，他的话已不太起作用了。
博古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却不像过去那么敏感了，他似乎也感到李德的那一套不那么管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了，所以他现在不像过去那样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有时就不坐担架，偶尔还到各军团去看看，了解部队的情况。这一举动更引起了李德的恼怒，正像他在《中国纪事》中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李德找王稼祥、张闻天所谈的那番话，实际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因为他们三人开始还是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只是在一起走走而已。现在，他们两人都在想，既然你李德已经看出来了，那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公开行动。于是，当时就有了中央队“三人团”的说法。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初王明为了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三人团”；长征开始前，博古为便于控制，组成了李德、博古、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现在又有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眼下，中央队的“三人团”是“偶然”形成的，没有决定权，甚至这三人在一起行军的权力李德都要夺去。现在，李德已无法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分开，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了一起。
红军向何处去（1）
红军在没有走出瑞金之前，最高“三人团”就确定了红军的去向。这就是到湘西与红二军团会师，那是贺龙的部队。
1932年秋，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贺龙不得不率红二军团退出洪湖地区，前往湘鄂边界，暂避强敌，到了1934年6月，便转移到地广人稀的湘西黔东地区。最高“三人团”并不知道红二军团具体在什么地方，但在广昌战役失败，瑞金难保的情况下，只能退却向贺龙部队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了探明这条退却之路，便派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由江西向湘西挺进。
当博古、李德得知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的消息，便认定红六军团走过的路，就是红军主力的西征之路，并决定红军主力“大搬家”，搬到贺龙那里。
然而，蒋介石不是笨蛋，他很快判断出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并制定了“剿匪计划”，布下了口袋，等待红军往里钻。
于是，红军向何处去就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
毛泽东三次谏言遭拒绝
红军走出瑞金已经一个多月了，冲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走得异常艰难，有二万多红军被蒋介石吃掉了。但李德、博古仍不改初衷，非要在预定的地点越湘江天险不可。蒋介石也就倚仗湘江天险，筑起了第四道封锁线。
毛泽东看着红军队伍一天比一天少，心急如焚，如果像这样走下去，红军是没有前途的。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但出于对中国革命负责，对红军负责，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但都被李德、博古拒绝。就这样，军事上的分歧上升到了政治斗争。
当红军到达湖南宁远地区之后，敌情越来越严重，蒋介石布置了五路大军，100个团，40万人，在湘江东岸、广西北部一带追堵红军。蒋介石命令各军：“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面对这极严重的形势，毛泽东提出关于红军进军方向的建
议：
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毛泽东这个建议的意图，就是打乱敌人的阵脚，寻找有利的时机、地点与敌人决战。然而，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被李德、博古拒绝。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泽东算什么，不就是一个乡巴佬吗？没有他照样能闯过去，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不是闯过来了吗？其实，第一道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毛泽东。
那还是在长征前，毛泽东在会昌期间，与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住在一起，共同分析了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陈济棠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保住广东这块地盘，永居“南霸天”宝座。陈济棠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居心叵测。蒋嫡系部队在镇压十九路军后，屯兵闽西南地区，对广东虎视眈眈，蒋介石还以重金收买陈济棠的部下，陈济棠大为震惊。他看出蒋介石让他进攻红军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但因蒋介石实力强大，控制了南京中央政府，陈济棠只得暂且俯首听命，派兵围堵红军，但并不真想替蒋介石卖命，消耗自己的实力。因而，他表面上摆出继续进攻红军的架势，以骗取蒋介石供应他的军饷，暗地里却派人前来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最后毛泽东对何长工作了这样一番交代：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是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壮大自己。
毛泽东还交代：
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何长工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并照着去做了，使陈济棠看到了红军的态度。
时隔不久，红军要转移，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线，便是陈济棠的防守部队。事又凑巧，就在这时，陈济棠电约红军派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并点名让何长工去谈。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