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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要求中共“应当全力掀起和激化阶级冲突，领导群众暴动，随着冲突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斗争引向越来越高的发展阶段”。
实际上，当时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并无“直接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当时就描绘了这样的情形：“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直到1930年上半年，城市的工人运动才有所复兴，党的组织才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中国共产党仍然只能在地下进行活动。
显然，斯大林的这封信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大部分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任务也大大超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当时革命力量所具有的能力。
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的人只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话，而不看中国的实际，贸然行动。在莫斯科受过教育的瞿秋白，一段时间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原因也就在这里。
斯大林，作为当时苏共和苏联国家的领袖，他在考虑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同时，也从本国的安全利益出发，要求各国共产党无条件地保卫苏联，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可理解的是，继瞿秋白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内仍有人把斯大林的话视为圣经，一切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行事。
历史的逻辑与斯大林的逻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入了交锋的状态。
乘虚而入的幕后人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3）
面对斯大林的逻辑，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头脑发热者的操纵下，不折不扣地按照斯大林的意图行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提出了保卫苏联和在中国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主张。
随即便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
1929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第六十号通告，提出为武装保卫苏联，要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农民运动要向城市发展和红军攻占大城市的问题。之后，于1930年2月26日又向全党发出第七十号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武装暴动，要求红军尽可能集中，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与城市工人斗争相配合。后来还向各根据地和红军领导人发出进攻大城市的命令。
当时策划这些重大行动的不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位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
当时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向忠发。
那么，李立三为何如此神通？
这还得从向忠发说起。
向忠发，1880年出生于湖北省的汉川。青年时期在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后当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1926年后，历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他被推到中国共产党“舵手”的地位，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所致。
在1927年10月，向忠发作为“中国工农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前往莫斯科祝贺十月革命10周年。这年他47岁，看起来活脱脱一副老工人的模样。当时共产国际正打算在中国共产党内物色一名工人出身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正合共产国际之意，于是有意培养他。1928年2月，向忠发又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接见了他，顿时身价倍增。于是，他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总书记。
其实，向忠发根本不是当“舵手”的料。他当中共总书记期间，从来没有掌握过实权。
1929年下半年的一天，李立三给向忠发讲了自己三次遭劫难三次不死又三次开过追悼会的历险经过。人们都说李立三三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向忠发有些好奇地仔细端详着李立三，见他那张很中国化的脸，长长的，透着一种诚实，便对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信任感。当然，李立三能得到向忠发的信任，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李立三确有领导才能，担任过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工人部长、全国总工会武汉办事处主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参与了南昌起义，到苏联出席过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应当说，李立三为党的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所以，向忠发便自愿接受李立三的背后操纵。李立三不甘于这种背后操纵的角色，很想走向前台，只是由于周恩来也是政治局常委，他不能往前再越半步。
后来，李立三终于有了走向前台的机会。
1930年3月初，因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争论不休，中央决定派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消除分歧。
天赐良机，刚刚31岁的李立三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持人，他迫不及待地要一显身手，使中国革命在自己领导下取得成功。因而在周恩来刚走不到半月，也就是3月26日，李立三撰写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在中央的《红旗》刊物上发表。之后的两个月内，他又连续在《红旗》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等五篇文章，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必须立即在各大中城市举行暴动。显然，他的那套想法离中国的实际太远了。
当然，客观地看，李立三提出这些主张，也是与当时国内连续不断的军阀战争的情势有关。1929年3月爆发了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同年9月发生了张发奎反南京的战争；10月又发生了石友三与唐生智的反南京的战争；1930年春，蒋冯之战又发展为蒋与冯、阎之战。军阀战争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加上红军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便认为革命的成功已为期不远了。
热血青年，发热的头脑，迫不及待地要采取行动了。
对于李立三的所作所为，向忠发都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支持，并以自己的名义，于7月16日致书共产国际主席团，说：“决定组织南京士兵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同时还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特别是联共积极进行保护中国的革命运动，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指导工作。
这一切都是按照斯大林的逻辑行事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共产国际很快于7月28日致电中共中央，其答复是：中国党的主观力量太弱，还没有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同意部署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也就在这一天，李立三得知彭德怀的部队——红三军团，已于7月27日晚攻占长沙时，便断然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4）
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党内一些要人看了共产国际来电后，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7月29日晚，李立三又认真看了共产国际的来电，彻夜难眠。他想，斯大林不是要我们围绕着保卫苏联，让工运摆脱地下状态吗？不是要掀起和激化阶级冲突吗？不是要我们准备总同盟罢工吗？但当我们真的这么做了之后，却为什么又给予否定呢？
其实，他应该知道这里面的原委。一方面，中共虽然采取了行动，但没有在满洲采取行动。这在斯大林看来，李立三只是口头上喊保卫苏联，在实际行动上，并无诚意。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驻远东局的代表罗伯特看到中共在6月11日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不同意发出，并向李立三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共产国际正在讨论中国问题。中央仅仅根据一个工作人员的报告，便作出这一决议，将来发生问题，如何办？第二，现在中央政治局很弱，周恩来、瞿秋白不在，向忠发、关向应都病了，你们通过的这个决议，将来政治局内部发生不同意见，如何办？”根据这两点意见，决议无论如何不能发出。6月20日，远东局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明确提出决议不能发。李立三答复道：发出这个决议是目前革命的需要，“有什么问题时，由中共中央负责”。并以罗伯特思想右倾，妨碍和干扰中共的领导工作为由，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要共产国际将罗伯特撤走。
李立三之所以如此，恐怕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而共产国际远东局实际上并没有把他李立三放在眼里。
面对共产国际的来电，李立三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的确，他非常明白，共产国际操纵在斯大林的手里，而斯大林的逻辑又使他心惊肉跳。还有党内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弄不好会威信扫地。咋个弄法？明天，中共中央就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和共产国际来电，怎么向大家交待？怎么向共产国际交待？他想来想去，有了主意。
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如期召开。
李立三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抢先发言，他说：“昨晚看电后，我感觉到国际的来电，确没有知道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切实说起来，国际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形势。”
共产国际为什么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责任在共产国际吗？他没有这个胆量指责共产国际，他深知共产国际得罪不起。
接着他把话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