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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生活的结果，不幸被萧月华言中，虽然她竭尽所能来照料李德，而李德竟常常怀疑她偷吃面包，又是打又是骂，萧月华受着皮肉之苦。
萧月华多次向博古诉说自己的痛苦，并要求离婚。博古当然不能同意，以“服从组织”来迫使她维持这场政治婚姻。
如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萧月华应博古的召唤，例外地从休养连来李德身边受皮肉之苦。好在战事急，没几天，萧月华脱离了苦海，回到了休养连。
李德彻底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连发脾气的对象也没有了。
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名红军的死伤，博古的心情与李德不一样，他的良心受到了震撼。因为他毕竟还是中国人，毕竟还是一名中共党员。
博古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他自己造成的。
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做错了两件事。本来，他与毛泽东没有个人恩怨，甚至在他到达瑞金前，还不曾和毛泽东谋过面。在上海时他也没有亲自出马批判过毛泽东。他完全可以和毛泽东合作。然而，他却惟恐毛泽东取代他，便无缘无故地批所谓的“罗明路线”，想引蛇出洞，把毛泽东排挤出去。但毛泽东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公开与他作对。就这一着棋，博古就已经成为失败者了。到了红军转移这样重要的时刻，博古最需要的是毛泽东这样的人，而不是李德，但他却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对毛泽东适时提出的正确建议，又一概不予采纳，这就注定他的悲剧命运。这是他做错的第一件事。
博古做错的第二件事，则是执行了王明的路线。虽说王明指定博古临时负责中央的工作，但既然是负责人，那你就得负起这个责任。如果说中央还在上海的时候，因远离中央苏区，许多实际情况还不了解，执行王明的路线还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当他到了苏区以后，却没有把心思用在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也没有广泛听取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只是王明怎么说他就怎么干。这也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失败者。
就因为他做错了这两件事，给红军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
博古也感到这个责任他难以担当。是啊，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特别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人类最先进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必须具有相应的才能、品质和胆略，才能胜任。现在，这些对于博古来说，都是马后炮，对惨败的局面已无回天之力，他无法解脱心中的痛苦，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如果不是聂荣臻及时劝说，就可能自决了。后来，聂荣臻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红军向何处去（4）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经过聂荣臻的劝说，博古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并且还打算继续干下去。怎么继续干下去？他想来想去，没有勇气放弃原来的设想，如果放弃，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彻底失败。
人，在没有认识自己错误的时候改变其错误做法比上天还难。
最高“三人团”里还有周恩来。他在“三人团”里的职责，就是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所以红军开始转移后，他就忙前忙后，向各军团指挥员交代如何执行作战计划。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亲自跟随先头部队的红一师的三团行动。当时担任这个团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回忆道：
一天早晨，部队在广东归仁、长江圩北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小憩，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我们红三团。周副主席穿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脚上穿着草鞋。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够劳累的了。
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后，就加入到我们团直属队的行进行列中去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憩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我们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青年人一躺下就睡着了。当时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充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
湘江惨败之后，周恩来很疲倦，心情格外地沉重，好像不是原来的他了。他觉得自己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当然也有责任，因而他面对红军在湘江的失败，除了痛心之外，更多地是在反思。他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挽救红军。
最高“三人团”在失败面前，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心态。那么，这最高“三人团”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吗？
初次正面交锋
过了湘江，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只是湘江惨败后，损兵折将，蒋介石的军队又尾追甚急，无暇顾得上开会。周恩来许诺稍微安顿一点的时候召集会议，加以讨论。
是的，红军现在仍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迫切需要甩掉后面的追兵，而目前甩掉追兵的唯一办法，只有钻大山了。
天无绝人之路。过了湘江，前面就是桂北的高山密林。
12月11日，红军走出高山密林，攻占了通道县城。
通道，名副其实，虽然它是湖南西南端的一个县的镇子，但它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处，是通往东西南北的一个通道。
红军如今到达这里，从地理上看，是红军必须作出选择的一个地方。因为向北可以进军湖南，向西则可以挺进贵州，向南还可以退回到广西的群山之中。
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他给毛泽东许下的承诺，也许他看中了这个地方。12日，周恩来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
会场设在城外一个农民家的厢房里，因为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所以不能在正堂里举行这次会议，但却时逢一个喜庆的日子。也许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要从这里转弯。
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参加了这次会议，史称“通道会议”，而李德把这次会议称为“飞行会议”，因为军情紧急，红军只在通道城停留了一天，便匆匆赶路了。无论称什么会议，都是后来的事儿了。现在通过参加会议的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次“三人团”对“三人团”的会议。因此，激烈的交锋也在所难免了。
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要求与会者讨论以后的作战方案。
讨论未来，就离不开回顾过去。因而大家在讨论中就自然触及到过去的作战计划。就在这时，李德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正像他在《中国纪事》写到的那样：
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湘江的失败仍没有改变李德的初衷，还是坚持在瑞金定下的路线，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依靠二军团占据的根据地，创建湘鄂黔川根据地。其实，到此时为止，他应该知道蒋介石已经摸透他的意图，他也更应该知道蒋介石在干些什么。当时谁都明白蒋介石早已布好口袋，等待李德率红军钻进去。
红军向何处去（5）
按照李德的意图办，等待红军的是灭顶之灾。毛泽东对此看得最清楚。
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参加中革军委的军事会议，他打破了从前的沉默，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主张放弃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师的原计划，改为进军贵州。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主张，已经是深思熟虑的了。他把李德这一套，蒋介石的那一套，都分析得很透彻，一个布置好口袋，一个专门往里钻，两人配合不错，但吃亏的是红军。现在必须采取“择弱军打”的战略。弱军是谁？就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那是不经打的豆腐兵。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如此判断？那是他早已知道王家烈的部队号称“双枪兵”，即步枪和鸦片枪。更何况，蒋介石对那里是鞭长莫及。
毛泽东的反对，引起了李德的不快，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正像李德所言，毛泽东“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实际上是毛泽东终于有了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这机会是几万红军战士的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毛泽东当然要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来挽救红军。
周恩来代表党的意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