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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曲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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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向何处去(7)   
  然而,就在这紧要关头,一场新的风波发生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博古、李德因湘江的惨败,心有余悸。又听说乌江比湘江还要险峻,他们两人就在一起合计开来。当然,他们不仅只是因为乌江太险而担心红军过不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想乘此机会来实现其原来的计划。因此,他们主张不过乌江,再次提出与贺龙部队会合。 
  真是万变不离其宗。 
  怎么办?博古毕竟还是中共的总负责人,李德也还在指挥着红军。周恩来发愁了,他想自己去说服他们,可弄不好又要发生顶撞,即使说服了,万一红军渡乌江时有个什么闪失,那就不好办了,他们肯定会借此大作文章,把反对他们的人都排挤出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央红军就将被彻底断送。他也想让毛泽东去说服他们,但毛泽东刚刚才有了一定的发言权,让他出面于他不利,于红军也不利。 
  开会。周恩来只能这样决定,尽管刚开过会,但目前只能采取开会的办法,以多数人的意见来解决问题。除此别无选择。 
  那么,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呢?他认为博古、李德仍然独自掌握红军的指挥权是危险的,必须对他们有所制约,这样才能保证“黎平会议”决议的实施。因此,他向周恩来建议,这次不仅要开会,而且还要作出一个决议。 
  周恩来有些不解地问:“在黎平刚作出决议,现在有什么决议可作?” 
  “就作一个渡乌江后的行动决议。”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 
  周恩来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点了点头。 
  于是,1935年元旦,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在会议期间,虽然发生了争论,但博古、李德的意见很快被否决了,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这个《决定》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由于我们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跨进我们12月18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 
  这个《决定》共七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写道:“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这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最高“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结束。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委员,当然拥有了过问军事的机会和权力,红军就更能够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行动。 
  不过,眼下虽然打破了最高“三人团”垄断军事指挥权的格局,但博古、李德仍然拥有对红军的指挥权,毛泽东仅拥有过问的权力,而没有决策的权力。 
  王稼祥、张闻天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便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   
  生死攸关的较量(1)   
  红军并没有像博古、李德所担心的会有湘江第二,而是奇迹般地渡过了乌江。毛泽东感慨万千:“莫道乌江天险,看红军等闲飞渡。” 
  这时的红军已经开始从湘江失败的痛苦中摆脱出来。 
  然而,领导红军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党内的政治危机之中。 
  王稼祥的“地下”运筹 
  尼采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类必须为创造孤独的伟大人物而不停地工作。”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崛起,已有许多人为他而劳作,这其中的一个就是王稼祥。 
  王稼祥见李德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感到非常恼怒,他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深为忧虑。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必须变换军事领导。 
  于是,他跟毛泽东说,要把博古、李德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听了,虽然内心里十分赞同,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又有些担心,没有立即表态,沉默着。他在分析,虽然红军中对博古和李德的不满情绪在增长,但跟随他们的人还占着多数,并且还有一部分人处在中间状态,单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要把他们“轰”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多数人的支持,简直是不可能的。片刻,毛泽东说:“能行吗?我们人少。” 
  “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王稼祥更加坚定地说。 
  “好啊,我很赞成,那要活动活动。”毛泽东嘱咐道。 
  王稼祥答应了,他深深理解毛泽东的意图,要打有把握之仗,尤其在政治斗争中,更不能瞎胡闹,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命运。那么怎样去“活动活动”?王稼祥躺在担架上寻思着,他望着湛蓝的天,几朵白云飘然而过,似乎带走了他心中几多沉闷,几多惆怅,但同时也在他心中留下了几朵疑云。这“活动活动”如果有所闪失,自己就可能被指责为奸臣而遭到无情的打击。因为这种“活动活动”在历史上也曾带来过血流成河的悲剧。想到这里,他有些退缩了,但此时在他眼前出现了湘江那悲壮的一幕,又坚定了“活动活动”的决心。为了党的命运,为了红军的命运,他只能豁出去了。 
  王稼祥定了定神,他开始一个个地过滤着中共每一位要人。 
  王稼祥过滤的第一个重要人物便是周恩来,因为他是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尽管他与博古、李德有过不少分歧和争论,但历史毕竟把他们拴在一起了,是好是坏也是责任同担共负,更何况他还是中共多年来的核心人物,虽然后来人们一直认为毛泽东是周恩来的上级,但当时他却一直是毛泽东的上级,现在要他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能接受这一建议吗?王稼祥想来想去,觉得周恩来为人正直,他对毛泽东是尊重的,他也曾多次说过,毛泽东有军事才能,打仗有办法。兴许他能支持这一建议,如果不支持,他也一定会持中立态度,不会在他身上出现其他的不测。 
  王稼祥又想到了朱德,他认为朱德肯定能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甚至会渴望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朱、毛共事多年,他们在一起带领红军创造过辉煌的业绩,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朱毛红军的美谈。以致老百姓以为朱毛是一个人。 
  “朱德没问题。”王稼祥暗自断定着。 
  张闻天是王稼祥比较放心的一个人物。 
  王稼祥与张闻天有过长期的个人交往。红军转移以来,他对博古、李德有诸多的不满,对毛泽东的主张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而且王稼祥也了解张闻天的秉性,他有着很强的正义感,有话也敢说,他也愿意别人对他说直话,不是那种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他下定决心,向张闻天单刀直入,把自己的想法明白无误的告诉他。 
  几个关键人物他都过滤了一遍,总体看来,风险是有,但问题不大,加上现在的红军已经在按毛泽东的战略行动,并且出现了转机,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是顺理成章。 
  就这样,王稼祥开始行动了。 
  “应该撤换博古、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你看行不行?”王稼祥首先找到张闻天,一见面便直截了当地问。 
  “好哇,红军离不开毛泽东,让他来领导红军是理所应当。”张闻天当即表示坚决支持。 
  “那就到遵义城开一个会,总结一下党的军事路线。” 
  接着,王稼祥不顾伤痛,找到了周恩来。 
  “周副主席,前面快到遵义了,我们是不是在那里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重点研究一下军事问题。”王稼祥很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建议。 
  “上次政治局已经定了要开这个会,不能改变,我看在遵义开这个会很好嘛,就这样定了。”周恩来没有半点犹豫,当即作了明确的答复。 
  王稼祥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利用各种机会,王稼祥又找了其他一些中共要人,一一交换了意见。 
  聂荣臻支持; 
  刘伯承支持; 
  彭德怀支持; 
  杨尚昆支持; 
  林彪也支持; 
  …… 
  王稼祥又找张闻天商量,决定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行军路上,王稼祥、张闻天通知博古,要他准备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生死攸关的较量(2)   
  至此,遵义会议的部署工作基本就绪。 
  至此,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被停止。 
  至此,周恩来开始一人支撑着军委的工作。 
  红军以闪电般的速度,逼进遵义。 
  1月7日凌晨,遵义城全部落入红军之手。 
  1月9日,红军总司令部移驻遵义。 
  遵义,也算得上是一座古城了,唐朝时设遵义县,明朝时设遵义府。它在城市建筑上也彻头彻尾地表现出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有城就必有城墙,有城墙就必有城门。但这城墙并不像北京紫禁城的城墙那么高,可一跃而过,似乎是象征性的,而那几座城门却显得颇有些气派。毛泽东走进城门时,幽默地说:“进夜郎国了!” 
  其实,在贵州还真有一个古时候叫夜郎国的地方,不在遵义,而在遵义以北的有个县过去叫夜郎县(即现在的桐梓县),西晋时代就叫“夜郎郡”。相传汉代朝廷派使者到了夜郎,当时的夜郎侯问道:“汉朝同夜郎比,谁大?”这个夜郎侯真够昏的了,竟然不知道夜郎是汉朝的一个县,更不知道二者谁大谁小。于是,就有了“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借以嘲讽妄自尊大的人。毛泽东此时也许是想起了这个典故的由来,便有了“进夜郎国”的感觉。 
  遵义被一条江劈成两半,这条江也叫湘江,但不是红军惨败的那条湘江,湘江西岸是老城,湘江东岸是新城。 
  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来到了东岸,不过,王稼祥仍然躺在担架上。他们过了遵义新城最繁华的丁字路口,走进了一条僻静的小巷——古寺巷。毛泽东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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