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垠的黄色尘土，把天和地搅得浑然一体。林彪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凄凉的景色，也许是他看惯了南国的山清水秀，当历史把他裹挟到这陕北高原时，他简直想不通红军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地方作为落脚之地。
这样，一些新的想法在林彪心里产生了。
中央政治局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前夕，广泛征求各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为之一动，他紧紧抓住这一发表意见的机会，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带部队到陕南去打游击。
林彪一到关键时候，为什么不是当面陈述而总是以写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呢？井冈山时期，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对局势的看法，长征中到了四渡赤水那一段时间，他在会理又写信给军委，要求撤换毛泽东，现在，他还是以写信的方式，提出到陕南打游击。这恐怕有他的考虑，也许写信比较从容而慎重，可以有时间反复琢磨话怎么说，语气怎么表达，意图怎么更隐蔽一点，而当面陈述就达不到这种效果，一来当面谈话，别人可以察言观色，窥视你心中的秘密；二来当面谈话不免有漏嘴的时候，万一漏嘴，就不好办了；三来当面谈话往往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及主张全部表达出来。也许，与林彪阴沉的性格亦不无关系。
但无论怎么说，林彪这次还是写信了。
林彪提出这一要求，不仅仅是因为这里艰苦而要到陕南去生活得好一些，他还有更深一层的想法。
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当他面临一种新的环境，便会为延续自己的历史或者为摆脱自己的历史而产生新的想法。林彪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意在摆脱自己的历史而独自去闯天下。他自己常说：“我有时候是虎，有时候是狐狸。”现在，他要决定自己是做虎还是做狐狸，不能既做虎又做狐狸，否则太不洒脱了。他深深意识到，在毛泽东的身边，他永远只能当一只顺从的狐狸。他想，经过10多年的奋斗，现在的军事谋略、政治资本已足够独自闯天下了。这一次，他渴望着能够为自己争得天马行空的机会，成为一只称霸山林的百兽之王。
为此，林彪在信中称，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他还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将红一军团主要干部尽数调出，由他率领南下。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信，为之一惊，张国焘南下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林彪又提出了一个南下的主张。这无疑在毛泽东心里投下了一个阴影。但毛泽东很快冷静下来，他想，张国焘是有阴谋的人，而林彪还只不过是一位刚刚脱掉稚气的青年人而已，形势好了就兴奋，形势不好了就悲观。
于是，毛泽东便随口说道：“林彪又摇晃起来了。”
毛泽东以为林彪又是在那里悲观了，所以只是严厉地批评了林彪的悲观思想，并指出他同中央有分歧，希望他及早改变主意。
实际上，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指挥员，仅从战略眼光来看待南下陕南的问题，林彪也不会不发现当时的战略态势。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而且陈诚在洛阳及其以西地区控制了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上，专门用来对付红军。向南发展，就会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引进西北，加强对西北的控制，最终会危及陕北的安全。
林彪南进的要求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他没有就此放弃自己的念头。几天后，他又在一封电报里和毛泽东软磨硬争，仍说：“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这次，毛泽东干脆没有理他。这也看出毛泽东仍然以一个长者的身份对待林彪，而没有想到林彪有什么政治意图。
树欲静风不止（2）
不见毛泽东的回音，林彪又开始犯疑了，他觉得毛泽东根本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给你写信，却不讲情面地批一通，给你拍电报，你连个回音都没有。林彪越想越窝火，成天在军团部阴沉着脸，耷拉着头，乱发脾气。聂荣臻看出了他的心思，劝说道：“我们只有这么一点部队，只保有这么一点骨干，你能带多少出去呢？你带多了，我们这里能维持下去吗？我们这个根据地能维持下去吗？”
林彪与聂荣臻共事已经六年了，也是经历了六年的争论。林彪总感觉到聂荣臻居高临下，说话不入耳。但他也无可奈何，因此发生争吵时，对聂荣臻的话总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
“林彪同志”，聂荣臻见林彪的脸色不好，于是放慢语调，和颜悦色地说，“你不要小看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个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了这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都找不到。你别以为四方面军曾经从那里经过，打过游击，条件会好，我看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不见得一定会强过陕北。”
聂荣臻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林彪根本没有听进去，但也未再作争辩。林彪对一些批评和劝告，素来不屑一顾。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这是他多次重复过的一句引以为训的格言。林彪在谈论战争和指挥艺术时，就曾这样讲道：“只要有信心，就会胜利。你必须尽可能少依赖别人。不管别人多有经验，力量有多大。这就是要领。”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满了那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倔犟。
不过，林彪要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由于毛泽东采取不理的态度，他也无法实现了。
但林彪心中的不满情绪，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1936年1月，毛泽东决定遣军东进，打到山西去，深入到腹地的富庶地区，一方面宣传抗日救亡纲领，一方面解决目前部队给养困难的问题。3月下旬开始实施这一战略计划，红军以左中右三路军向山西腹部进军，红一军团作为右路军，直插汾河。
汾河，是山西的天堂。这里的地主除拥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个村子，几十匹骡马，连杂色的都没有，把从陕北高原来的红军战士看傻眼了。山西的财主喜欢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藏起来，红一军团的战士们很快学会了根据敲打地面的声响来判断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这里，红一军团扩红工作发展迅速，补充了5000名新战士。仅这一点，就抹去了林彪心中那不满的情绪。
不料，没过几天，林彪那阴转晴的心情又突然风起云涌。毛泽东给林彪来电，告诉他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加上处于山区，筹款、扩红等工作开展得不理想，希望红一军团能够拨点兵力给十五军团。
“我还有几个鸟兵？”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摔到桌上，大声说道，“不给，不给。就说没有，不给。”
聂荣臻看完电报，没说什么，只是向部队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干部们也反映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聂荣臻同林彪商量后，打电报给毛泽东，介绍了自己部队员额未满的情况，请求免拨。林彪看到政委和他观点一样，脸色稍缓。
电〖JP3〗报发出去以后，仍然是石沉大海——毛泽东没有回音。
聂荣臻感到有点不妙，林彪却已经习惯了。
不妙的那一刻终于来了。5月，毛泽东在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对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顿时，会场上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林彪和聂荣臻身上。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称，这次他索性一声不吭，无动于衷地望着屋外的几株古柏。
聂荣臻坐不住了，他主动向大会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
毛泽东用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目光，看了看在那里闷不作声的林彪。
不久，中革军委颁布命令，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任命左权代理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仍任军团政委。
这一调动，究竟意味着什么？对林彪是奖励还是微惩？人们议论纷纷。
反正，林彪是第一次正式调离红一军团。
反正，左权是代理一军团军团长。
任弼时明断是非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了解到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一些裂痕，觉得这裂痕后面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就急于恢复同陕北的直接联系，并指示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无线电中队政委江文专门拜访了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负责通讯工作的宋侃夫，商谈了二方面军同陕北恢复联系的有关事宜。任弼时又亲自到朱德处要来了与陕北通报的密电码本，很快就沟通了联系。
随即，中革军委正式任命贺龙为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任总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总政治委员，李达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
在此之前，朱德建议任弼时留红军总部工作，以加强红军总部与张国焘争论的对手；而张国焘认为这是把任弼时拉过来，把自己的人插进二军团的一个好办法，所以也积极支持朱德的建议，并要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提出任弼时留总部后，给二军团另派政委，但被任弼时拒绝。
看来，任弼时比较聪明，他不愿意置身于那种左右为难的境地。
树欲静风不止（3）
但，任弼时并不想游离于这场政治斗争之外，他要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对这场纷争中谁是谁非的问题，作出公正的裁决。
于是，任弼时开始紧张地活动，他同陈昌浩、傅钟、李卓然等人频繁谈话，同傅钟等党内老同志甚至作彻夜交谈。
任弼时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张国焘在红军总部见到了任弼时，半开玩笑地说：“弼时，你搞些什么‘小组织活动’呀？”
“你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是政治局委员，就许你找他们谈话，不许我找他们谈？”任弼时也半开玩笑地回答。
“你们都谈些啥？”张国焘接着又问。
“内容光明正大，你不是都知道嘛。”任弼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