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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的战争给了他启示，思想上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在鲍罗金诺上，普通士兵的勇敢行为对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拉耶夫斯基炮垒里，他亲眼看到了士兵们高度的爱国主义、惊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他把自己同普通士兵进行对照，“他们不说，只是做”。他敏感地察觉到自己过去的许多信念是虚伪的。希望接近人民，“完全过那种共同生活，深刻体验使他们成为这种人的东西。”
彼埃尔对拿破仑的态度不久前还是非常热情的，但是在卫国战争的日日腐蚀腐蚀里这种观点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这个革命“继承人”的赞赏变成了对暴君、杀人凶手的仇视。俄军撤离莫斯科后，他化装留在城里准备伺机刺杀拿破仑。由于错过了机会，他没有成功。在莫斯科街头，他看到了征服者肆无忌惮的抢劫和凌辱俄国人的场面。为了在大火中抢救一个小孩和保护一个俄国女子免受法国兵的欺侮，他被当做“纵火犯”当了法国人的俘虏，体验到了被无辜判处死刑的人的悲哀。他看到手无寸铁的莫斯科居民被枪杀时，几乎摧毁了他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善的追求。在俘虏营里，他接受了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宿命论和不抗恶论的影响。普拉东那种与众不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使他大为折服，他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就是顺从天命，为上帝而活着，从而获得了所谓精神上的“新生”。
不久，彼埃尔被游击队救了出来。战争结束后，他与伊里亚·罗斯托夫伯爵的小女儿娜塔莎结成了美满幸福的家庭。他继续探求生活的目标，最后参加了秘密团体的活动，接近了十二月党人的叛逆思想：“一切都要糟了！法庭里有的是盗案，军队里只有鞭打、上操和屯垦；人们备受折磨，文化受压制，所有年轻的和诚实的都被扑灭了。人人看出，这种情形不能继续下去了。一切都紧张到一定要破裂的程度了。”他愤慨地表示：“情形坏到他们再不能让它坏下去了。尽可能加以挽救是所有正派人的责任。”
安德烈是包尔康斯基一家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中等身材，生有刚强而清秀的面貌。”他对贵族客厅里的人极为反感，“连看一看他们，或听一听他们，都使他厌倦。”他鄙弃上流社会的虚伪，抱着贵族的荣誉感，决心成就自己的功名而从军去。当了库图佐夫的副官后，深得信任，被认为“是那种稀有的把主要兴趣放在战争大势上的参谋人员”。在申格拉本战役中，他成了士兵们勇敢精神和英雄主义的见证人。他不仅观察了战斗的过程，而且积极参加了战斗。高级指挥官对待屠升炮队所立战功的不重视态度引起了他疑惑不安，“所有这一切都那么奇怪，那么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前夕，安德烈曾幻想这场将以辉煌的胜利告终的决战会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他和从前一样，希望得到巨大的荣誉。但是，奥斯特里茨是俄国军队遭受惨重失败的地点，也是安德烈功名心破灭的地点。他受重伤躺在战场上，仰望天空，领悟到大自然的宏伟，感到个人功名的渺小，放弃了虚荣心，产生了厌世的思想，妻子在分娩时的死亡更是个打击，他看到刚出世的婴儿，叹口气说：“这就是我们能得到的唯一东西。”但是，他是一个刚强的、不断探索的人，1812年卫国战争爆发后，他又为爱国激情所推动，立即去参战。在鲍罗金诺战役前夕，在与士兵的交往中，他深刻地了解了普通士兵的情绪，对这次战役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他把自己也看作是夺取这个胜利的巨大力量的一分子。在战场上，他亲眼看到士兵的英勇，感受到了他们崇高的精神，懂得战争胜负取决于人民，尽管他受重伤死了，却是接近了人民，完成了他对人生意义的努力探索。
娜塔莎是罗斯托夫家族中最出色的形象，是小说的女主角。在这个保留着俄罗斯民族传统和宗法制遗风的庄园贵族家庭中，娜塔莎从小就养成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等特点。她喜爱俄罗斯民间音乐，会跳俄罗斯民间舞蹈，对自己的民族和传统风俗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以坦荡的胸怀接受丰富的生活，本能地渴望人的生活更加充实。她异常的迷人之处首先在于她那种充满崇高精神的自然率真，她以这种态度来认识世界并正直地生活于其中。可是，她早期的生活始终没有跳出个人欢乐和爱情的圈子。在她情窦初开的时候，她曾钟情于包力斯。可是包力斯追求的是金钱和地位，并不乐意与她这样一个几乎没有财产的少女结婚而毁掉自己的前程。在一次舞会上，她的青春活力、坦荡的胸怀唤醒了一度悲观厌世的贵族青年安德烈的生活激情，很快双双坠入情网。但是，在安德烈出国期间，风骚淫荡的爱伦又引诱娜塔莎与自己的兄弟、已婚的花花公子阿纳托尔相识。娜塔莎动摇于两者之间，险些跟阿纳托尔私奔。当法军进逼莫斯科时，她自发地产生了爱国激情，当她看到伤员将要留在被放弃了的莫斯科时，伤员们的命运引起了她极度的不安。她毫不迟疑地说服母亲，卸掉自家三十辆马车上准备运走的贵重物品，将所有的马车供伤员使用，自己步行，并主动参加护理伤员的工作。安德烈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生命垂危，娜塔莎便以真挚的感情去爱抚他，直到安德烈死去。战争结束后，娜塔莎同一直默默爱着她的彼埃尔结了婚，成为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典型。
托尔斯泰通过彼埃尔、安德烈、娜塔莎三个贵族青年成长道路的描写，真实地表现了在人民的土壤里和卫国战争的激励下，一代先进贵族青年的觉醒和成长，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巨大教育力量和爱国战争的深远影响。彼埃尔和安德烈的生活道路是曲折的，他们的探索是艰苦的。虽然开始时各自具有由于贵族的出身教养和社会影响所造成的弱点，但最后都接近了人民，甚至通向了革命。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这是十九世纪坚强的个性在为俄国历史中寻找地位和副业的探求。”
可是，由于托尔斯泰“道德上自我修养”观点的影响，这三个贵族青年的形象变得复杂化了。安德烈身负重伤后，临死前竟然“饶恕了一切”，信仰了博爱主义。彼埃尔被俘后，在法军俘虏营里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竟接受了浸透宿命论思想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启迪，形成顺从天命、爱一切人的观点。人物性格的这些变化显然缺乏生活根据。作家是想通过他们宣扬“为上帝而活着”、“爱一切人”的道德观念，并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娜塔莎婚后完全沉浸在家庭幸福之中，成了一个“强壮的、俊秀的、多产的女人”，也反映了作家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保守观点。作家认为，“妇女的解放不在学校里，不在议会里，而在卧室。”如果把娜塔莎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薇拉等妇女形象相对照，就不难看出托尔斯泰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两种不同的妇女观。这一切都表明托尔斯泰仍然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去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
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也存在着矛盾。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王将相，这是他历史观中进步的一面。但他所理解的群众，只是一种顺从天意的、盲目的、“蜂群”式的力量。他所塑造的宗法制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的形象就体现了这种观点。这个农民逆来顺受，一切听从天命，他说：“人不是自在生活，而是上帝在安排”。他做了俘虏被关在法军的俘虏营里受迫害，却认为这是命运，“命运自有道理”，因而服从命运。他说他在这里受苦，他的那有五个孩子的弟弟就可以在家中安居乐业，因此他感到很满足。他不反对邪恶，爱一切人，甚至宽恕法国士兵，高兴地为押解他们的法国士兵缝制汗衫。但是，他这种与众不同的对待现实生活处之泰然的态度，并不能防止和缓和冷酷无情的拿破仑军事机器的行动，他最后也成了这个机器的牺牲品，法国士兵执行司令部关于消灭生病和掉队的俘虏的命令把他枪杀了。
托尔斯泰对卡拉塔耶夫这种消极的意识不是批判，而是以同情的笔凋来描写。说“他的说话和动作是从里面流出来的。自然，不得不然，自然而然，好像香气从一朵花里发出来一样”。诚然，卡拉塔耶夫代表了一部分被农奴制压迫的宗法制农民的特点。农民长期在旧制度下生活和受教养，“他们在吃母关的奶的时候就吸取了这个缺席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习惯于“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列宁语）来对待社会问题，因此在斗争中不够坚定，甚至诉诸于祈祷和哭泣。但这只是农民落后保守的一面，他们还有进步反抗性的一面。农民深受“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拚命的决心。要求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点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 （列宁语）。
同时，卡拉塔耶夫的形象也违反生活的真实，不是真正的俄国士兵和农民阶级的典型。作为阿卜涉隆团的老兵，他的行伍出身，经过多次战争的艰苦考验，特别是面对外寇的入侵，他怎能无动于衷，却偏要宣扬不抵抗主义呢？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就是作家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广大市民、农民和士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