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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被分配到“最可怕的贫困和堕落的巢穴”——勒扎诺夫大杂院，亲眼看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感动得痛哭流涕。他在《论莫斯科人口调查》一文中分析说：“如果莫斯科有成千上万的人忍饥挨饿，并因此而死亡，那罪过不在他们身上。如果追查罪人，那就是那些深居高楼大厦、出入乘华丽马车的人。”他认识到了广大人民贫穷饥饿的根源，并且把自己也放在犯罪的位置上进行自我批判。
参加人口普查工作以后，托尔斯泰对统治阶级更加憎恨，对被压迫、被奴役者的同情更加强烈了。城市生活令人窒息的气氛使他喘不过气来，难以忍受。他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以便使自己的头脑“从浑浑噩噩的莫斯科生活中清醒过来。”
在自己的庄园里，他以满腔的激情撰写揭露性文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他在文章开头写道：“我的一生不是在城里度过的，当我1881年移居到莫斯科时，城市的贫困使我感到惊讶。我了解农村的贫困，而城市对我还是新鲜的、陌生的。在莫斯科，不管走到哪条街道都会遇到乞丐，同农村不同的特别乞丐。”
如果说作家过去对城市上流社会的奢侈生活只是感到不满，那么现在则是深恶痛绝了。
托尔斯泰在生活的漩涡中无力自拔，思想和现实的矛盾既不可以调解又无法解脱，终于使他看穿了西方“文明”、“理性”的虚伪，全盘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转向“宁静”的东方哲学中寻求真理，在“全人类的远古时代制定的指导定则中”找到了“生活的力量”。
托尔斯泰从1877年开始阅读老子的著作，写过大量评注和介绍老子思想的文章，还准备将老子的《道德经》从法、德文译成俄文，最后由于精力不及和语义上的障碍未能完成。但从七十年代起，托尔斯泰对老子的兴趣有增无减，专注地学习和研究老子著作，持续到暮年。托尔斯泰还研究过孔子、孟子和墨子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学说。他说：“我被中国圣贤极大地吸引住了……这些书给了我合乎道德的教益。”他认为，孔子和孟子对他的影响是“大的”，而老子的影响则是“巨大的”。
对于托尔斯泰来说，老子强调内省式的自我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的主张，不仅可以使个人纷乱惶恐的心情平息下来，保持高远纯净的境界和原始真朴的气质，而且也是缓和社会矛盾冲突的灵丹妙药。
正如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中指出的：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正是这种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因此，也就有禁欲主义，也就有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主张，也就有深沉的悲观主义调子，也就有 ‘一切都微不足道，一切物质的东西都微不足道’的信念，也就有对 ‘精神’、对‘万物本源’的信仰，而人对于这个本源不过是一个 ‘被派来进行拯救自己灵魂的事业的’ ‘工作者’等等。”
尽管托尔斯泰对东方民族的哲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圣贤们的伟大真理不能使他摆脱对人民痛苦和贫困的各种思虑，不能使那些一直折磨着他的问题给以圆满的解答。
在撰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同时，托尔斯泰继续写作民间故事，这是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常常到农民家里去，了解农民对什么问题最感兴趣。1884年底，他的朋友弗·契尔特科夫按照他的意见在莫斯科成立了“媒介出版社”。出版社的宗旨是出版和普及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
托尔斯泰努力接近人民，全身心地投入到各种对人民群众有益的工作中去。而他和家庭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家里人对他所做的一切不理解，不支持，他感到孤独。他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企图离开家庭，但当他想到妻子已怀孕在身时，又从路上转了回来。
托尔斯泰成了一个素食者——拒绝肉食，戒了烟，尽力使生活更加俭朴。他说，生活中的幸福就在于“满足最低的温饱，并为他人做好事。”
一种念头总在他的脑际萦绕回旋：“难道不能永远放弃当老爷的庄园吗？难道不能搬到农舍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象农民一样吃饭，象农民一样干活，用自己的劳动，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来养活自己？”他充满向往地回答道：“这才是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幸福！”
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每天晚上都去鞋匠的作坊里学做鞋的手艺。他在日记里写道：“在他那肮脏的昏暗的角落里，心情多么开朗，情操多么高尚。”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经常打水劈柴，和农民一起到田间地头割草耕地，休息时和农民一起吃土豆。农民有了困难他总是热情地帮助他们。他帮助多子女的寡妇阿尼西娅割草、运草，腿被马车严重撞伤，卧床三个月不起也不后悔。1884年夏天，村里发生火灾，托尔斯泰立即提起水桶，跟农民一起奋不顾身地灭火。由于火势太猛，烧毁了二十多家农民的房子。事后他又出钱为最贫穷的农民购买建房材料，带领子女为最困难的农户重建房屋帮工。
1886年，第比利斯的几个女中学毕业生写信给托尔斯泰，请求告诉她们怎样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托尔斯泰在《新时代》上发表一封《致第比利斯小姐们》的复信中说：“除了我们大家都需要做的事情外，也就是尽量减轻那些由别人来维持我们生活的劳动，要降低自己的要求，要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为别人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于已经具备知识的人来说，还有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些知识传授出去，要把知识归还给培育了我们的人民群众。”
他在1889年12月17的日记中还写道：“不应该为自己一个人去生活。这是毁灭。只有在你为别人而生活或培养自己能够做到为别人而生活的时候，那才是生活”。
当他得知有几个农民因砍伐他庄园里的树木而被判处监禁时，他感到十分痛心，他不能入睡，也无法工作下去。他就这件事同妻子进行一次十分吃力的谈话。事后，他想向政府提出一份声明，表明他不承认私有制，放弃自己对私有财产的权利，让家庭成员也按照他的办法处理财产。
托尔斯泰一生都在为人民探索幸福，他确信，幸福应该是建立在这个地面上的，而不是象教堂执事们所教诲的那样，存在于天堂。他殷切地希望消除贫困、穷苦、饥饿、牢狱、刑罚、战争、残杀和民族间的歧视。他对各族人民都抱着同样的尊重态度，人与人平等对他来说是不容置疑的。
1891年和1892年，俄国中部几省发生特大饥荒，托尔斯泰听了目击者讲述饥荒情况后，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就带着女儿玛莎一起到梁赞省别基切夫卡村开设了赈灾救济点。他赈灾的活动范围很广，工作很多，为救济点购买粮食，给穷人分配干草和烧柴等等。他的妻子也极力帮助他，收集捐赠物资，购买食物发往救济点。儿子谢尔盖也在图拉省契尔诺县从事救灾工作。许多大学生和进步人士在托尔斯泰的影响下，也纷纷参加了赈灾活动，一时出现了救灾热潮。
赈灾工作完全吸引住了托尔斯泰。他在写给姑母亚·托尔斯塔娅的信中说，在别基切夫卡度过的一个月，“将是最幸福的时刻。”
托尔斯泰看到灾情严重，非常着急，就上书沙皇政府，请求政府迅速周济。但政府不予理睬，反而极力掩盖灾情，不许报刊提“灾荒”二字。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说：“俄国没有灾荒，只有某些地方歉收。”托尔斯泰对此很不满意，秉笔直书《论饥荒》一文揭露他们的罪行：“人民的饥饿是由我们饱食终日的寄生生活造成的。人民生活条件太差，苛捐杂税，土地荒芜不堪。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从事一切可怕的劳动，而劳动的果实却全被城市或乡村中的富人吞食了，这样劳动人民怎能不饥饿。”
政府禁止各报刊登载这篇文章，后来它在国外发表，仍然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内务大臣认为这是一篇煽动性的革命号召书。反动的《莫斯科通报》立即引用文章中的部分词句加以指责：“托尔斯泰的文章……公开宣传要推翻现在世界上一切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宣传一种最偏激最放肆的社会主义，连俄国的秘密宣传在它面前也不禁黯然失色。”那些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则要求政府把托尔斯泰流放到西伯利亚去，送进疯人院去。
沙皇政府十分害怕托尔斯泰，派秘密警察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附近监视他的行动。一个反动报纸《新时代》的编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有两个沙皇，一个是尼古拉二世，另一个是列夫·托尔斯泰。他们两个哪一个更强大些呢？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一点办法也没有，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宝座，而托尔斯泰却毫无疑问地在动摇尼古拉的宝座和他的专制制度。”
托尔斯泰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反对专制暴力，也反对革命暴力，但他晚年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政府的专制暴力，指向官方教会。为了取代现存的教会和虚伪的基督教学说，他提出“真正的基督教学说”。
虽然大多数人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托尔斯泰的宗教观点，但是，作家真诚和激烈地反抗统治者的勇气鼓舞了他们，使他们更加仇恨那现存制度。
教堂的执事们早就打算征得沙皇政府的同意，强行封住托尔斯泰的嘴巴，甚至制订出把他流放到索洛维茨修道院去的计划。然而，由于作家的的声望太高，他们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当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问世后，反动分子、黑暗势力的愤怒达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给托尔斯泰加上“异教徒”、“叛教分子”等罪名，于1901年2月把他开除了教籍。
一帮反动分子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