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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一个审判者，一个以自身的痛苦经历对丑恶社会的控诉的抗议者。做为下层人，她完全没有能力左右自己的前途，庭长要她说一下为自己辩护的话，“她光是抬起眼睛来看一看他，看一看所有的人，象一头被追捕的野兽似的。紧跟着她就低下眼睛，先是哽哽咽咽，后来放声大哭。”这痛苦的哭声里包含着多少她经历的辛酸，包含着多少对专制制度的控诉！她那无法言说的一切，她的遭遇，她忍受的种种屈辱都在这一痛哭中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托尔斯泰就是这样，通过玛斯洛娃的外表、举止和言谈揭示了她在法庭上的心理活动，展示了她内心中“善”与“恶”的激烈冲突，并且有力地批判了造成玛斯洛娃悲惨境遇的社会现实，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复活》的弱点和消极面也是比较突出的。托尔斯泰在揭露社会罪恶的同时，却呼吁“禁止任何的暴力”，否定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制度，竟然让小说中的一个政治犯主张“革命，不应当毁掉整个大厦，只应当把这个……古老大厦的内部住房换个方式分配一下罢了”。他反对教会的伪善，却乞灵于“心中的上帝”，说“不应该在寺院里祈祷，却应该在精神里祈祷。”他反对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也只能让书中的农民、马车夫和工匠发出沉痛的怨诉和无力的咒骂。这些消极的东西正是俄国农民“用很不自觉的、宗法式的、宗教狂的态度”来看待社会问题的体现，反映了他们的“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托尔斯泰还在小说的开头引用《福音》中的话作为题词，宣传对别人要饶恕“到七十个七次”，后来在主人公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以后，作者还说“要永远宽恕一切人”。作家的这种观点，是以“人性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他认为，社会如此腐败，“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人们丧失了做人的主要品质”。在作家看来，每个人身上仿佛都有“兽性的人”和“精神的人”在互相对抗，“兽性的人”占了上风，人就作恶；“精神的人”取胜了，人就行善。基于这种对“人性”和“兽性”矛盾的认识，他才让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借以体现“人性”由丧失到回归的过程，使他们几乎成了“托尔斯泰主义”的活标本。在小说中，作家试图说明，无论是贵族或农奴，压迫者或被压迫者，都要进行“道德上的自我修养”，避恶趋善，或改恶从善，人们都保持善良的“人性”，就可以消除社会弊端，“天国就会在人间建立起来”。实践证明，作家的这些主张是不切实际的，尤其在俄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他仍然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是极其错误的。这些我们在阅读作品时必须予以注意。
晚年的其他创作
托尔斯泰曾经长时间地、反复地思考艺术问题，他初进文坛就受到别林斯基现实主义美学理论的影响，认为文艺创作要如实地“再现生活”，“表现心灵的真实”。他在处理情节结构、描写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等方面都是严格按照生活的逻辑来反映生活的，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让安娜死在铁轨之下，他说正如普希金在 《欧根·奥涅金》中处理女主人公达吉雅娜出嫁的情节一样，“我小说里面的人物所做的，完全是现实生活里面所应该做和现实生活所存在的，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事情。”托尔斯泰的创作正是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他的杰出的艺术成就是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1897年到1898年，托尔斯泰撰写了《什么是艺术》。对他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阐述自己对艺术的见解，而且在于揭露当时风靡一时的资产阶级颓废派艺术的虚伪堕落及其哲学思想基础，这个派别的宗旨是使艺术脱离生活，脱离现实，剥夺艺术的最主要功能——为人民大众服务。
在《什么是艺术》中，托尔斯泰试图阐明应当怎样理解真正的艺术，分析人类历史个别阶段艺术的作用。他在剖析各种不同的艺术定义的同时，坚决反对当时流行的认为艺术是上帝的思想、精神和意志的表现的唯心义观点。“艺术究竟是什么？”托尔斯泰提出了问题并作了解答：“艺术是人们彼此交际的手段之一”。按照这个观点，艺术的特点在于它能以情感去感染别人，艺术的语言、音乐、绘画、雕塑都使人感到欢乐、痛苦、快慰、振奋、悲伤。如果艺术能达到这个目的，它就是真正的艺术。
托尔斯泰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劳动群众不能理解卓越的艺术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艺术永远能被普通人民所理解，他们难以理解的只是有闲阶级的艺术的内容，因为它的内容贫乏，脱离广大群众的利益，脱离劳动生活。
托尔斯泰反对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艺术观点，尼采断言只有少数“超人”选民才能创造和理解艺术，托尔斯泰认为艺术并不是超人所创造的，而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由那些反映人民的利益的人创造的。
托尔斯泰指出，现代艺术枯竭的原因之一，在于选取无聊的有闲阶级的毫无意义的现象和极其狭窄的个人体验感受作为其内容的基础。劳动人民的活动是丰富多采的，这种活动是和争取美好生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托尔斯泰还对艺术的语言形式作了研究，认为富人艺术的语言往往华丽典雅，劳动人民不大能理解。他认为将来真正的艺术不需要繁杂的技巧，在语言上“要求清楚、简洁、洗炼，要求通俗、明白、易懂。”
托尔斯泰对艺术的作者、艺术应该写什么，为什么人服务、如何服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有时未免言之过激，有些片面，但基本上是正确的，有它的进步意义。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托尔斯泰未能摆脱宗法制农民的思想局限，不加区别地看待他们的宗教信仰、宗教感情，认为艺术也应该宣传宗教思想，反对一切强暴，用人人相爱的宗教感情去感染人、教育人。因此，他的艺术观也有一些消极因素。
托尔斯泰晚年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自己这种新的艺术理论，在中篇小说中，托尔斯泰反映了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私有制的罪恶（《霍尔斯托美尔》）、资产阶级的伪善道德（《伊凡·伊里奇之死》）、资产阶级的贪婪 （《老板和工人》）、资产阶级家庭的解体（《克莱采奏鸣曲》）、官方教堂的虚伪（《谢尔吉神父》）等等。
《伊见·伊里奇之死》中的主人公戈洛文贪图私利，浑浑噩噩地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只在临死时才猛然醒悟，他及其周围的人所过的是一种无人性的因而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小说一开始，作家就强调了伊凡·伊里奇性格的典型性。他是一个普通官吏，这种人成千上万，他度过“最普通最平凡的”一生，成千上万的人过的也是这种生活，他们互相欺骗，尔虞我诈，甚至在同事和朋友病入膏盲、危在旦夕的时候，考虑的是他的死亡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伊凡·伊里奇感到非常孤单、倒不是因为死，而是因为更清楚地看到了周围一切是那样的虚伪，毫无人性。
伊凡·伊里奇生来“聪明、活泼、令人喜爱……”但是当陷入徒负虚名、金钱支配一切的生活环境，逐渐形成“轻松、愉快和体面生活”这一人生哲学的时候，他就失去人性，迷失了方向，忘记了人生“为上帝”的目的。为了“轻松、愉快和体面地生活”，伊凡·伊里奇忠心耿耿地为沙皇专制制度效劳，不允许任何其他事情打乱“公务”的“正常秩序”。“职务是他生活的全部乐趣，这种乐趣把他吞没了。”“伊凡·伊里奇很快就掌握了摆脱一切与自己职务无关的事情的作法……”《伊凡·伊里奇之死》揭示了“最平凡”现象中“最可怕的”情景，暴露了“轻松、愉快和体面地生活”的自私自利的本质。
《疯人札记》开始创作于1884年，这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激变后逐步将其学说付诸实现的时期。1882年12月和1883年9月托尔斯泰先后辞退了县首席贵族和陪审员等职务。与此同时，他与家庭，主要是与妻子的矛盾日趋尖锐。他感到，在这座“由疯人管理的疯人院里”，只有他一个人不是疯子，他想与环境一刀两断，与表面上看来“轻松、愉快和体面地生活”彻底决裂，因此，从艺术构思和创作思想上看，《疯人札记》具有自传体的特点。
《老板和工人》描写了地主布列洪诺夫的虚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择手段，对善良、诚实、温顺的仆人尼吉塔进行了残暴的掠夺和无耻的欺骗。“我跟别人不一样：你等着吧，不是解雇，就是罚款。咱们是以诚相待，互相尊敬。你给我干活，我也不亏待你。”作家无情地撕下了布列洪诺夫这种“以诚相待”的假面具：他“付给尼吉塔的不是他应得的八十卢布，而是四十卢布。就是这四十卢布也不是一次算清的，而是化整为零，大部分则用店铺价格昂贵的商品付出，很少见到现金。”
在撕下布列汉诺夫虚伪面具的同时，作家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佣人尼吉塔，他“勤劳能干，敏捷有力”，具有“善良、使人愉快的性格”，但他也深深地感到处处都在欺骗他；他同样清楚地知道，在布列洪诺夫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不欺骗人的地方，所以他只好“在没有另一种地方的情况下活着，给什么要什么。”
《棍君尼古拉》和《舞会之后》揭露军队中鲜血淋淋的专制暴行，对受鞭打的士兵倾注了无限的同情。戏剧《教育的果实》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沽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