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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向托尔斯泰介绍了当时流亡在布鲁塞尔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和波兰解放运动的领袖列列韦尔。蒲鲁东是法国的经济学家，他否认任何权力、国家和阶级斗争，幻想使小私有制永世长存。托尔斯泰和蒲鲁东会面时，谈到俄国、国民教育、战争和农民解放等问题。当蒲鲁东从言谈中得知托尔斯泰正致力于教育事业时，十分钦佩。他说：“假说这是真的，未来将属于你们，属于俄国人。”
列列韦尔给托尔斯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得到了一张列列韦尔的肖像，带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挂在自己的书房里。
托尔斯泰在巴黎时就得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签署解放农奴宣言的消息，他对这次改革抱着怀疑态度。他认为，农奴制改革并不能改变农民贫穷落后的状况。他对皇帝上谕中的口气很不喜欢，好象是给老百姓巨大的恩赐似的。“上谕的实质，甚至有大学问的农奴主除了字面上的许诺也想象不出别的什么来。”
1861年4月8日，托尔斯泰离开布鲁塞尔，途经德国返回祖国。5月初，回到了亚斯纳亚·波利纳，满腔热情地着手于农民子弟学校的工作。
托尔斯泰不满意西欧的教育，想兴办适合俄国国情的教育。他在《进步与教育的定义》论文中认为：“老百姓的数目比社会上有文化的人多，应当设想大部分真理是在老百姓一边……有文化的人没有老百姓就无法存在。”提倡教育应该为人民，尤其是为农民服务。
托尔斯泰兴办教育的目标不仅在于人民中间推行识字教育，而且主要是向群众传播他们所必需的生产、生活知识。他想，教师只有亲自倾听群众的呼声，考虑孩子们的兴趣，相信他们的创造力，学校才能顺利实现所面临的任务。
托尔斯泰从莫斯科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有相当文化教养的大学生来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任教。接着，他创办了教育研究刊物《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和教师们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阐述国民学校的教学法和教育学问题。他在文章中写道：教育应当从学生实际出发，随时注意学生的心理状态，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采用适应他们需要的教学方法。而不能只是从教师的主观愿望出发，采用一成不变的教学模式。他认为教师应该爱护学生，关心学生，积极诱导，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自己主动学习，用“自由教育”的原则，把学生培养成为“自由的人”。
托尔斯泰认为农村教育应当适合农民的需要，生产劳动是培养学生所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农民子弟学校里，教育与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孩子们在学校里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知识：丈量土地，饲养牲畜和家禽，掌握基本的农艺知识和农业经营常识。回到家里，则跟父母一起参加田间地头的生产劳动。托尔斯泰还把一俄亩土地分给学生，学生们又把它分成许多小块，每人耕作一块，种上蔬莱，收获归他们自己所有。
托尔斯泰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二十多所学校。托尔斯泰的学校与其他的学校不同。孩子们到学校里来，象在自己家中一样，无拘无束，没有体罚制度。教师们一心一意地向孩子们传授知识，主要是他们生活中有用的各种知识。
农民们改变了对学校的看法，学校的声誉遍及了图拉省，而且还传到了莫斯拉、彼得堡，甚至国外。
托尔斯泰创办的这些不同寻常的学校，声望日益增长，招致了政府的不满。1863年夏天，托尔斯泰由于劳累过度，带着两个学生到萨马拉草原作马乳酒治疗。宪兵于夜间突然闯进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进行搜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奴制改革的时候，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尖锐，政府任命托尔斯泰作当地的“仲裁人”，调解他们的纠纷。托尔斯泰在处理纠纷时，总是同情和支持农民，引起了地主的憎恨和政府的怀疑。其次是托尔斯泰在国外旅行时同赫尔岑有过接触。加上托尔斯泰聘请了被莫斯科大学开除的思想进步的大学生索科洛夫当教师，更加引起政府的怀疑。于是图拉省宪兵司令部派密探希波夫监视托尔斯泰和他的学校。希波夫报告说他的庄园里藏有印刷机和禁书。宪兵司令杜尔诺夫上校便带着宪兵闯进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
宪兵们用了两天的时间仔细搜查印刷机和禁书，屋子里全翻遍了，桌子、柜橱、箱子、皮包、盒子都被打开，连马棚里也用铁棍捣掘，池塘里也用鱼网打捞，学校也受到搜查。结果除在一位教师那里找到一本赫尔岑作品摘录手抄本外，其它什么禁书也没有搜到。
事实上庄园里禁书确实是有的，托尔斯泰写字台上的公文包里就有好几本赫尔岑在国外出版的 《钟声》、《北斗星》杂志。幸好宪兵进来时，女仆杜尼娅什卡把这只提包藏到树林的排水沟中，才没有被发现。
托尔斯泰得知家中被搜查，非常气愤。他在给彼得堡的亚·托尔斯塔娅（作家远房姑母，任皇后侍从女官）的信中说：“……卑鄙的上校翻阅了我的全部信件和日记……因为当时我不在场，否则我会杀死他！”托尔斯泰还写信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要求惩办那些进行非法搜查而使他蒙受耻辱的犯罪者，但是没有结果。
宪兵的搜查事件对学校的命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托尔斯泰在给亚·托尔斯塔娅姑母的信中说：“学校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自从开办起，这就是我的全部生活。”他晚年在日记中写道：“我一生中最幸福的阶段，就是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为大众服务的阶段。”作家的这些话首先是指自己的办学活动。但这次宪兵的搜查破坏了他的声誉，使他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内心十分痛苦。他的学校教育工作也就这样意想不到地、突然中断了。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
但是，托尔斯泰并未停止过对农民孩子的关心，他一次又一次地为孩子们工作。到了七十年代，他计划创办一所初级农民师范学校，他称之为“穿树皮鞋的大学”。培养农民当教师，因为他们能够更直接地与农民子弟接触。夏天他们还可以在地里干活。可是，办这所学校需要三万卢布，托尔斯泰清楚图拉省公署有钱，他提出申请，但遭到拒绝，图拉省公署决定把资金用于建造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纪念碑。因此，托尔斯泰筹建农民师范学校的计划因经费匮乏只得作罢。
1872年1月，托尔斯泰又在庄园里办起了一所学校，全家人情不自禁地为他这种执着的热情所感染，纷纷参加了学校工作。托尔斯泰本人、妻子、几个孩子，还有客人都上讲台讲课。
1874年12月，托尔斯泰在给亚·托尔斯塔娅姑母的信中写道：“我又同十四年前那样，爱上了这数千受教育的儿童。我向所有的人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仟么要使民众受教育？…… 我的回答是：我不讲大道理，但是每当我走进学校，看到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天真烂漫，身上穿着破衣裳，满身泥污，瘦骨伶仃的孩子们时，心中便兴起一阵惊慌和恐怖的感情，就象见到行将淹没的人一样。啊，天呀！得设法把他们救出来，有的先救，有的后救。而且被淹没的正是儿童身上常常引人注目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要使民众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挽救那些行将淹没的普希金们……和罗蒙诺索夫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农民子弟需要受教育的迫切性比六十年代理解得更深刻了，他办教育的热情和拯救儿童的责任感更加增强了。
过去用来教孩子们的课本，大多是枯燥乏味和令人费解的，不符合孩子们阅读需要。托尔斯泰就动手编写《启蒙课本》和阅读用书。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年来我在编写《启蒙课本》，我对这种《启蒙课本》的期望很大，希望俄罗斯的儿童从皇家子弟到农民子弟都学习它，并从中获得对文学的最初的印象，而我把这课本编写出来死也瞑目了。”
同时，托尔斯泰还编写和翻译了一系列内容十分丰富的儿童读物。其中有七百多篇故事特写，有象《高加索的俘虏》之类几万字的长篇故事，也有许多短小寓言、童话故事。除了文学作品外，还有天文学、物理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为了使编写的内容生动有趣和令人信服，他研究了各种科学。有一段时间他对天文学很感兴趣，有时整夜整夜地观察恒星和行星的运行情况。他对这些读物的语言非常讲究，选出来的每篇故事，他都做过十来次修改，反复推敲，力求做到朴素、简洁、清晰和流畅，孩子们爱读，读得懂。
作为伟大的艺术巨匠，托尔斯泰是敏于观察生活的，不论他写什么，都能够使描写对象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数十万俄国儿童用托尔斯泰编写的课本学习读写，一颗颗幼稚的心灵怀着惊喜的感情领略了作家倾注了无限爱心的艺术珍品。
托尔斯泰热爱人民，渴望造福于社会。他创办学校，出版教育刊物，编写阅读教材，在教育事业上为俄罗斯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新婚之后
托尔斯泰青年时曾经多次谈过恋爱，都没有成功。他从克里木回来以后又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附近的一个贵族小姐瓦列里娅相恋。瓦列里娅生得很美丽，妩媚动人，对托尔斯泰的感情也很深。可是，当她到莫斯科婶母家去了以后，宴会、舞会、社交性拜访以及与侍从武官的交往，弄得她忘乎所以，沉醉于上流社会的社交生活之中。托尔斯泰得知消息后，心里既难过，又不安。他想，难道华丽的衣着打扮、上流社会的生活和侍从武官的地位对她来说就是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