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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 作者：陈夏红
用法律慰藉心灵（1）
鸿雁北飞
陈夏红君的《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我是从尾到头读完的。原因是相比较书中前部分介绍的人物，后面的谢怀拭、王明扬和周枏等人我更熟知一些。这本不是一个法科毕业生应有的素质，我深为自己中国法制史知识的匮乏而自责。
书中作者以法律为标尺，以百年为纬度，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对张耀曾、沈钧儒、高一涵、吴经熊、杨兆龙、钱端升、谢怀拭、王明扬、周枏等九位勘入“百年法学盛殿”的大家及其著述作了一一介绍。书中末了提到了江平先生，不知是因为江先生上了年纪的缘故，还是其与作者的师徒情分，在此一并论起。但若将其忝列百年我始终觉得有欠商榷，毕竟在其之前还有诸如佟柔、高明喧等有影响的老一辈法学家典范。
从题目即可看出，本书很大程度上类似人物传记类的论著。我想，一本好的人物传记，最基本的要有“5W”要素：即Who（什么人）、When（在什么时间）、Where（在什么地点）、What（说了或做了什么）、Why（为什么会这样）。限于史料原因，有些部分介绍相对简略，但通览全书，作者基本做到了上述几点。在尽量把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重新铺展开来的过程中，我似乎看到了作者力图还原历史本来面貌所付出的努力。尽管作者没能对这些前辈学者的法学理论所表现出的西方化的倾向作出任何评判，但邓正来先生在为本书作序时仍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是“应当引起当下学界重视的智性努力之一”。且不提上述评价是否贴切，单就书中所展现的前辈学者的人生阅历、治学处世精神及对法的精深无不令人感动，并足以让后世学人汗颜终身。
首先，这些前辈学者大多用世界的眼光研究法律问题，并善于通过比较法的分析和实证主义的研讨来提出对策，法哲学的功底也相当深厚。当然，这和他们的学术经历有很大关系。他们大多数先在国内研习法律，后继续出国深造。如张耀曾、沈均儒、高一涵早年均东渡扶桑学习法律，吴经熊、杨兆龙等人更是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等世界顶级的法律学府，并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作学术访问，有幸与庞德、霍姆斯等一批伟大的法学家直接对话，这对他们法学世界眼光的养成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有中国“罗马法活字典”之称的周枏先生，曾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专攻罗马法。他走的时候仅留下一部《罗马法原论》，但就是这部著作影响了几代人。由此，我想到了现在有些所谓的学者著述颇丰，写书的速度比我读书的速度还要快。但是书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却很少，原创性的东西很少，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些人迟早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其次，这些前辈学者实践经验丰富，对国内法律体制和现状有深刻认识，并为重建中国法制积极奔走，建言献策。如杨兆龙毕业后做过律师、书记官、法院推事，后担任多所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中国刑法学会会长，中央政府立法院专员以及最高法院检察署代理检察长等职务，负责当时中国法制的实际调查、法制改革方案研究以及重要法学著作编纂等工作。钱端升回国后为主筹建了政法大学，参与了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张耀曾帮助孙中山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沈钧儒积极参与立宪和护法运动，与宋庆龄等民主人事倡导文化救国，曾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其他学界前辈也履历不凡，贡献不蜚。而高一涵先生不仅在法学，还在政治学领域留有深远的影响。
最后，由于坚持真理加之与政治联系紧密，这些前辈学者后半生大多经历坎坷，命运多桀，有些更是战战兢兢地度过余生。为上世纪末中国民法的恢复和重建作出巨大贡献的谢怀拭，因发表“不能用政策代替法律”一文被错化为右派，一度被开除公职并送到新疆劳动改造。不远万里从美国回来报效祖国的著名行政法专家王明扬先生，先后经历过“洗脑”、转行、流放等磨难。在肃反运动中，杨兆龙更是被作为“
国民党潜伏特务”来对待，家产全部被查封，子女相继受迫害，妻子不堪凌辱自缢身亡。虽劫后余生，但已家破人亡，加之伤病缠身，晚年境遇非常悲惨。这固然与当时中国的大环境有关，但也与这些前辈学者频繁辗转学术与仕途密不可分，而效法西方也让牛鬼蛇神抓住了把柄。
如今，这些前辈学者多已驾鹤西去。他们虽然走了，但思想的光芒仍然在闪烁。在法学的阶梯上，他们达到的高度至今无人能及。尽管本书未及对这些前辈学者的法学观点进行系统的整理并给予评判性的解读，但我还是能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感受到独特的思想火花。在众多的著述背后，我仿佛闻到了他们的学术味道，那是一种仍然盛开的美丽。是的，他们没有离开法学的花园。岁月抹平了我们的记忆，但却改变不了历史。他们思想深处的某种东西应当得到传承。吴经熊先生在评价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时指出，“非法治无以维持社会秩序，非争讼无以完成法治。凡是法律的忠实信徒，必须为自己的权利竭力奋斗。退让一步，即是不忠实；放弃一丝一毫的权利，即是法律的叛逆！”我突然想起最近在网上热炒的“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一事，相比较那些标榜的法律人，也许主人公杨氏夫妇才是法治的真正卫道士。
寂寞沙洲心未冷（1）
刘显刚
手边放定的是一本法律人的“秘籍”——《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然而它既非某某国家级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的“成果”，亦非专意于拿学位或评职称而假学术之名做成的所谓著作，它是一本很特别的书。说它特别，概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内容本身，《剪影》一书对百年来中国法律人的个体命运有一种特出的关怀和描述，虽只是剪影，已然是一个很好的造端；其二，该书的著者是一个心灵很安静的文痴、清流、才俊和初具形容的学人，说起来夏红兄与我同校进学，虽然只长我两个年级，却是足已令碌碌如我者赧颜的。
2006年9月11日，离开昌平之前的最后一天的晚上，我匆忙地再次造访了夏红兄隐学的舒云居，叙别而外，此行的主要目的便是拿到师兄是年7月新出的这本《剪影》，其后亦允下要做篇唱和的短文。是夜挑灯，一口气看完两篇，睡意了了，仍旧给师兄发了条短信一表心迹：“兄文字厚重，论发端庄，弟即或起妄议之心，亦不敢奢望克日有成……”。然而紧接着即因为研院新生活的开始而绪着万端，每欲展言，终不成章，直至今时。
对我来说，阅读《剪影》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补课”的过程。夏红兄在书中提到的人物，有些是我完全陌生的（张耀曾、高一函、杨兆龙），有些虽有支离的印象，却既不真切，也谈不上什么稔悉。感谢夏红兄这一“救活失去的记忆”（舒国滢先生语）的努力，使如我一般的后学有机会经由他的文字而“走近”那些法律界的前辈甚至他们的内心世界。
通读此书，我的最深的感触或者可以用我在开篇拟定的文题来表达：沙洲寂寞，其心未冷。这毋宁是一个已经浓缩到不适当的概括。百余年来，我泱泱华族历经事变，遭际坎坷，西风东渐中舶来的法学自然亦难幸免，因之中国的法律人尤其那些特出的法律精英亦常常处在历史风暴的中心。在一个缺失法治与法学传统的积重难返的国度里奢谈法治建设与法学研究，无异于沙洲垦殖，艰困无论，终究是寂寞的。然而我们却并不能够因此就说他们是书生意气，虽然在那形色驳杂并且常常莫名其妙的某某某某主义者的眼中，他们或者也无非就是一群异质法文化的使徒，然而公心而论，他们几乎都有一颗垦殖沙洲、拓建法治、昌明法学、救挽国家的火热而赤诚的华族之心。张耀曾，沈钧儒，高一涵，吴经熊，杨兆龙，钱端升……这长长一串名单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多少有些悲壮的隐喻，一个关于垦殖与拓荒的隐喻，一个关于文明构建与制度接续的隐喻。心有戚戚，这隐喻亦不必做“显白的教诲”的专意转化了吧。
前辈们的故事夏红兄已经在书里讲得很精彩，因此我这里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复述前辈们在中国近现代乃至现当代社会政治生态中的类型学遭遇了。然而正如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及的，这些法律界的前辈，他们处在一个相似的历史气候中，因此他们自然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种家国期待，社会担当和民族心绪，这或者也正是促成他们成为“优秀的法律人”的最深层次的心理动因。这些前辈，他们的天资都极好，思维都极敏捷，法学的功底都极深厚，法治的期待都极绵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历史的某个至为关键的时点都做出了日后将影响其一生的抉择，不管这抉择是学术，还是权力，是体制，还是边缘。这就是他们，这也不仅仅是他们，他们是中国近现代乃至现当代（法律）史的鲜活的标本，他们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亦彰表着一种形象的法律人的人生哲学。
曾经，在读罢章诒和女士著的《往事并不如烟》之后，我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多少人，已在岁月里掩没；又多少故事，于那历史的深处隐而不彰！今天，当《剪影》一书在手边握定之时，我想我不用再次发出类似的扼腕息叹了，因为至少在法律人这一块，已经有夏红兄在很踏实而有声色地做这方面的工作。然而这工作终究是清苦的，尤其在自力展开的形景下，因此，我衷心地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夏红兄在这一“具体法史”领域的有意义的努力，当然最好还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到这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