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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要求警察不用白绳子套手腕，答应了，一路走到警察厅。司法科长把他叫到一间大厅，申斥一顿，随即移到地方检察厅。进入地检厅候审室，候了很久，检察官传讯，外祖父答复：到了场，没打人。也就算完事了。那时已是下午六点钟以后，警察带外祖父去找保。走了两三小时，才找到一个公馆保。外祖父取了保，回乃兹府。
次日清晨，外祖父到旗守卫去拜望王常甫先生。王先生是世交，外祖父以前常到他家去问候和谈话。这次事情不同，王先生是地方检察厅的首席检察官，外祖父是交保之中的被告。王先生的传达看见外祖父，不应门，更不开门。外祖父没有生气，非常钦佩司法官那样严谨和严正。
到四年级，外祖父除上课之外，每天到法律系图书室，读法律哲学的书，读新黑格尔派，新康德派，以及社会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的一些英文书籍，并在自己公寓里读一些日本的法律书籍。同年修订法律馆将外祖父过年应征的文章，刊登在《法学会杂志》上，那对于大学尚未毕业的学生来说，是很有力的鼓励。
刚好从那一学年开始，北京大学法科改为四年毕业，于是四年级学生就面临毕业就职的问题。外祖父告诉我们，当时他有一个观念，不靠家产，不求高薪，要从辛苦劳作中求出路。同时他也有两个希望：一是做法官就到杭州，二是做教授就回母校。原因是做法官，不能与律师往来，更不可与诉讼当事人接触，生活总是孤孤单单。所以要做法官，最好是到杭州，审理诉讼之余，就到西湖去走走，清清静静也无所谓。若是做教授，那就要到学术文化荟萃的北京，从此上进。
在北京的一个湖北同乡世交吴先生，曾做过高等监察厅长，有一次问外祖父：你毕业后如果教书，想教什么课？外祖父回答：教亲属法，因为那是冷门，很少人竞争。吴先生听了，说：你这辈子完了，教书不是好出路，教亲属法更要坐冷板凳。那年暑假外祖父从
北京大学法科毕业，就到安庆法政专科学校去任教，教的就是亲属法。
本来北京大学毕业生就职，月薪不过四五十元，安庆法政专科给外祖父一百三十元，出乎意外，外祖父当然绝不可错过。那一学年，外祖父薪水不低，授课却也很不少。他担任四年级的亲属法和继承法两课，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商业行为法，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总括起来，平均每星期要教授十二小时的课。外祖父带到安庆一个皮箱，主要装的是几十本法学书，还包括他并不教的刑法和民法方面的书。参考资料不够，外祖父依靠订阅的日本法学协会杂志与国家法学会杂志，此外还订购英文与日文的各种法学著作，临时抱佛脚。
头一学期完了，大考之前，学生们要求教员们先出题，或者划定考试范围。那是几乎所有大学学生的惯例，直至如今，还是如此。那天外祖父一进教室，学生们就提出这个要求。外祖父说，先上课，下课时划范围。学生们老老实实上完课。下课的时候，外祖父翻开讲义宣布：绪论不考。然后，第五页到第十二页要考。第十四页到第二十六页要考。第二十八页到第四十页要考。一直说下去，学生们跟著外祖父在讲义上打记号。外祖父讲完走出教室，到休息室坐着，等学生们来找。
过不久，学生们果然到休息室来了，他们对著书一查，发现外祖父划的范围，一百六十页讲义，要考一百四十页，等於没划范围。他们要外祖父重划，外祖父说：我不是卖菜的，不讲斤两讲价钱。学生们说：你们北京大学考试也划范围。外祖父说，北京大学先生有的划，有的不划。划范围的课我都没学好，不划的课我都学好了。我上学的时候，骂不划范围的老师，出了学校骂划范围的老师。学生问：你现在要怎样？我说：我宁可你们现在骂我一顿，不要你们出了学校骂我一辈子。
外祖父在安庆教书的第二学期，过得很愉快，还交了很多朋友，如法政专科学校的曾伯猷、冯若飞、胡家荣，及安庆一中的易君左、郁达夫等几个。他们一群文友墨客，常去迎江楼菜馆或者大观亭聚会，连吃带喝，谈史论文。但是外祖父只在安庆任教一年，就辞了职，东往上海去谋生了。
本来外祖父是想回到北京工作的。他因为特别喜欢读书，所以想找个职业，能够与书为伴。湖北同乡马海饶先生做北京修订法律馆馆长，同乡世交吴柄枞先生做总编辑，他们给外祖父发了信，说是那里有个调查员的缺，只要外祖父能够找个举荐人介绍一下，就可以受聘去补那个缺。
当时外祖父在安庆法政专科学校做教员，每月薪水一百三十元，而北京修订法律馆的调查员每月只有一百元，但是外祖父答应了，原因是修订法律馆有丰富的藏书，而调查员的工作是采辑法学资料，也就是整日读书，所以外祖父决定不接受安庆法政专科学校的续约，转去北京任职。
他给武昌的湖北督军肖耀南写了一封信，请求一封举荐信。肖督军接信后，用两湖巡阅使的名义，给马馆长发了一封举荐外祖父去做调查员的电报。有这样一封举荐信，修订法律馆的湖北同乡都认定，外祖父的职位即将发表。却不料另外一位求谋工作的人，找了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作保，也发了一封电报来。东三省比两湖势力更大，修订法律馆的马馆长左右为难，托乡友写信给外祖父，问他可否同那人平分一百元薪水，仍是调查员身份。外祖父自然去信辞谢，自此之后，他就晓得，再也不靠权势去谋职业。
这情况下，外祖父接到安庆友人郑伯猷先生来信，说上海商务印书馆聘郑先生去做编辑，但他不想接受，转而举荐外祖父去做。外祖父接信后，立刻到上海。
当时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编译所大楼的楼下是各种杂志社，二楼是编译所各部门，三楼是大辞典编译的大厅。外祖父到了之后，先去二楼，见法制经济部主任李伯嘉先生。王云五先生接任所长之职后，改组编译所，分为八个部，计有国文、英文、史地、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理化，及百科辞典编译部等。后来外祖父才知道，虽然商务编译所上上下下近三百员工，而且不乏博学多才之士，但是各部门的编辑们，相互之间彼此来往机会并不很多。
李先生领了外祖父，见编译所的所长王云五先生，匆匆一面。之后李伯嘉先生便拿出一封美国金恩公司的出版合同，请外祖父译出中文，也许算是一场考试。外祖父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当天完成，交出译文，当即获聘，第二天就开始上班。
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王云五所长领导下，聚集了近现代中国文化界的许多名人，如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周予同，樊仲云，胡愈之等。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在编译所这样的文化机关里，与铁工厂里的铁匠工人一样，只是做工的劳动者。
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英国巡捕向群众游行队伍开枪，造成惨案，整个上海震动。王云五先生知道外祖父学的专业是法律，便找他咨询有关惨案的法律意见。外祖父依照英国普通法例，作为回答。根据英国普通法，军警若遭受群众的暴动与袭击，必须由当地市长或镇长，向群众三次宣布解散令，再过一小时十分钟，群众仍不解散而且继续暴动和袭击，此时才可开枪。如果军警不经这种手续而开枪杀伤群众，应以杀伤论罪。
王云五先生根据外祖父所谈，研究相关资料之后，著文在《大陆报》上发表。同时外祖父也在《公理报》上发表自己的法律意见，当时《公理报》临时发刊，是文学研究会几个同仁创办，主编是郑振铎先生。随后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发表宣言，巡捕房在南京路枪杀群众的惨案，表示抗议，此十人中也有外祖父。上海《商报》立刻发表社论，对此宣言表示支持，那篇社论的执笔者，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记者陈布雷先生。
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为五卅惨案出版了一期专刊，其中首篇就是外祖父分析南京路巡捕房法律责任的长篇论文，用捕头们在会审公堂的证言，作为判断的根据。但也因此，外祖父被传上公堂。公共租界的捕房，不能坐视《东方》杂志专刊的文章，就向会审公堂提出诉讼。商务印书馆以王云五先生为代表人，聘请陈霆锐大律师为辩护人，报酬是白银二百两，而诉状资料则由外祖父负责整理提供。
审判官是关炯之先生，主张从缓并从宽办此案。但英国领事力主严办，巡捕房律师的意见，以为五卅惨案激起这么大的风潮，自不宜在群众愤怒的期间，办理这一案，因而力主从缓。于是连续若干星期，每星期五上午九时开庭，十二时半退出。每次开庭，法官和英国领事坐在堂上。拖了五六个星期，最后一堂，双方律师各说几句话，堂谕商务印书馆交洋四千元，以后不得再犯，这一案就算了事。
五卅运动之后，上海的罢工风潮汹涌起来。上海工人数量最大的是纺织业，但工人知识水平最高的是印书业。而在印书业内，工人数量最多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并且除了印刷所的工人之外，还有发行所，编译所，以及总务处的职员和工友。在罢工的风潮里，商务印书馆的三所一处职工，也发动了大罢工，向公司提出九条要求，还组织罢工最高委员会，与公司谈判。罢工最高委员会聘请外祖父做顾问，帮忙撰写文稿，特别是法律文件。
1927年1月，外祖父接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部的一封来信。当时的中央军政学校，就是俗称的黄埔军校，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