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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还没有到最难过的时候。到了2月20日，可以说是张氏家族到了最窘迫的时候——
小孩学费未交，房捐催索多次，家中一元俱无，与君默清查银行存款，只余五十余元，尽行取出，亦不敷十日之用。筹议再四，只有公债四百元（内二百元系梁凯铭所有），可以设法押借，乃托景弟向银行设法借二百元，尚未知为何也。
四天后，“晚赴法部参司宴景弟，代借农商银行二百元，月息一分三厘。”到了2月29日，“朝何海秋来谈，余托其以宅屋做抵借款应用，渠允为设法，并谓如急需用，彼有存款可以应急，余谢之。”这些借款似乎并没有办妥，这从3月23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来：
陈铭竹介绍杨某来看余住房，拟出售也。余半生奔走，所得私产，仅此地四亩，房四十余间。此外不但毫无积蓄，且有负债（因团体事负债除外）。今生活困穷，并此区区不动产，亦将不保。古语，廉吏可为而不可为，诚有慨于中之言也。然丁乱离之世，无托族地者比比然。余竟保此庐舍，安居四年，岂非天眷独厚。况奔走国事，曾无寸金之积，一椽之构者，非无其人，余视之有愧色矣。故凡事退一步想，则无怨；取法乎上，则不自是，然以此自处可见也。若观夫恃籍权势、巧取豪夺、食人肥己者，往往反能擅荣华、据高位、长子孙，殊令人叹。谨厚者，不适生存；狡悍者，反处优越，有世道沦落之惧也！
张耀曾这是自嘲还是自慰，抑或是后悔呢？或许三者兼而有之吧。此后张耀曾为“节流”，卖掉了自用汽车，辞退了司机（3月31日），又“检家中仅存之公债票百五十元，交少民弟易得百十三元充用”（4月4日）。此后日子似乎渐渐有了起色，张耀曾的日记中读书、访友，鲜有提及囊中羞涩的困窘情形。1928年8月，张耀曾旅居上海，与沈钧儒等开办律所，从此过上了好日子。
沈钧儒私人记录的 “七君子”事件（1）
沈钧儒像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浙江省嘉兴人。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参加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1912年参加同盟会。后又参加护法运动，反对曹锟贿选。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浙江省临时政府秘书长。1928年起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并执行律师业务。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12月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5月参加宋庆龄、马相伯等发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力主抗日，致使同年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组织平民法律扶助会，为被迫害的人们、抗日军人家属及进步图书杂志义务辨护，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与黄炎培等创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当国民党撕毁旧政协决议，下令召开国民会议时，代表民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政府非法解散后，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48年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同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宣言，9月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1963年6月11日病逝于北京。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因宣传抗日救亡，在上海被
国民党当局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这件事已经过去近七十年了，对于个中的纷繁纠葛，恐怕除了后人们人云亦云地附会之外，我们已经很难知道真相究竟如何。
沈钧儒被捕前，和张耀曾一道，是上海鼎鼎有名的合伙执业律师，二人交往已久。在沈钧儒被捕后，也正是张耀曾等上下奔走，才使得“七君子”身陷囹圄后，重新获得了自由。张耀曾为此出力实在不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张耀曾的日记中窥其大概； 而张耀曾日记中空缺或言之不详的部分，我们又可以从沈钧儒的家信中得到印证。
一 沈钧儒被捕
张耀曾的生活完全地被沈钧儒的被捕打乱了，他11月23日～27日的日记，全部是关于沈钧儒的。11月23日日记如下：
今午前四时顷睡梦中，忽被女仆敲门唤醒，谓沈先生来，以为衡山有急事也。入客室视之，乃为衡山子。惊询所以，则衡山已为捕房及公安局人在三时左右撞宅门捕去矣。据云，同时接电话，被捕去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共六人也。余谓明早必送去法院，当往辩护。令速往褚慧僧处设法向市府疏通。汝兼（即沈谦，号汝兼，系沈钧儒长子，笔者注）去时，夜犹沉沉，仍入卧床，睡不能稳。朝七时即起，八时半汝兼来，谓衡山等已由静安寺捕房送往法院，因偕汝兼驰往法院询之，捕房律师谓在高院或地院开审，尚未定。旋见衡山等来，稍与语，以辩护委状嘱其签字。久之，法院传语，在高二分院开庭。知其以危害民国罪侦讯矣。在庭侯久之，始有独任推事讯问。捕房解单书明有政治关系之嫌疑，而公安局人则称与工潮有关，并声明奉南京电令而来。余以其并无拘票，且不合羁押条件，请求交保。旋奉裁定，准予责负，于是沈、王、李等同时释出。余送衡山至慧僧处，又送彼至锦江小餐，遂别。此事来势甚为严重，今得保释，并订二十五日下午再讯。余仍恐公安局负气不平，有中变之虞。
这就是沈钧儒等刚刚被捕后的情形。事实上，被押解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只有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四人，张耀曾日记中没有注意到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三人被押送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七君子”们短暂获得自由的同一天，救国会的《救亡情报》号外刊登了七人被捕的消息，此后《立报》、《大美晚报》等亦纷纷转载，“七君子”事件传遍全国。
显然，从当天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张耀曾之所以以年过半百之龄，为此上下奔走，彻夜不眠，完全是冲着沈钧儒去的。这一点既可以说是张、沈友情的见证，也可见沈之家人对张耀曾的信任，——他们在事发第一时间，仅仅一个小时后，就赶往张耀曾住处，请求他想办法。后人只知道沈钧儒等被捕后曾获得过短暂的自由，殊不知，此全乃张耀曾之努力造就。
11月24日的日记也全部是关于沈钧儒的：今午前三时顷，电话铃声大响，披衣起稍迟，已无声。知衡山事必有变矣。朝七时，汝兼来告，捕房及公安局二时又持拘票来拘，并闻王造时亦被拘去，李公朴则以未回家得免云云。余于九时偕之前往第一特区高院询问，谓此案下午二时开审，并面交通知。遇张季龙，谓章、邹、史法租界法院未再拘，亦可异矣。午后二时赴高二分院，旋郁华偕二推事及检察官开庭。郁谓，再发拘票系有新事实，即出公安局来函，谓有逃亡之虞。后由公安局人陈述沈某等组织救国会，有共产分子，故请归案。郁令就移交程序辩论。余起言，被告犯罪嫌疑是否在租界外，须由公安局切实证明，否则先由钧院检察官或工部局捕房侦察办理，租界以外任何机关无权管辖，即谈不到移交。此外，各律师则多就协定第六条言，主张调查后，始能说移交。不半时，辩毕，退庭评议。旋升座裁定曰：“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非租界内发现之人犯，不生移送问题，着公安局与租界捕房交涉办理”云。余即起言，此案既不受理，则被告等应恢复自由。郁谓，应恢复廿三日逮捕时之原状。嗣各律师相继发言，辩论甚久。余以裁定既下，不能遽改，故不复再言。后，衡山表示，愿赴公安局，惟不得加以拘束。余因起言，法律为任何机关所应共同遵守，无端过分拘束被告身体，为刑诉法所不许，应请谕知捕房及公安局员。郁当即顾该员等令注意。旋捕房人等拥沈等出房，旁听者大噪，律师仍有争辩者。余则退去，随往静安寺捕房省视各人。旋捕房决定移送公安局，余亲在旁看沈等上公安局大汽车。随即乘车尾随，直赴公安局。
这是张耀曾日记中记载的，在法院里和当局对峙的情形。除了试图从法律的角度，希冀当局做出有利于恢复沈钧儒等自由的决定外，张耀曾忧心如焚，也希冀通过争取，使沈钧儒等人尽可能少受皮肉之苦。同日的日记对此记载如下：访蔡劲军，未在，由科长黄华代见。黄谓，沪上罢工、罢学，沈等均有嫌疑。余谓，法律及事实今姑不论，希望对沈等优待，并拟即刻接见谈话，以便回报其亲族，黄华即导往前楼，上大客厅，与沈、王、李三人晤谈片刻。见相待尚好，遂辞出，转往律师公会。
这蔡劲军当时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华是上海市公安局司法科科长。同样是同一日的日记，张耀曾也详细地记载了与同人努力的经过，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希望最好能够从“内部疏通”：时，正为此开特别会议。余报告沈等捕归公安局两日来经过。末谓，公会谓法定机关，职权有限，对本案可援助处，请尽法律范围援助。时已七时过，即往中社聚餐，向同人报告。余谓宜从内部疏通，早复自由。慧僧约明日同往中汇银行访新之、月笙，许之，并约陈陶遗同往。此一日奔走谈话均特多，并不甚疲。
在中国在很多事情的处理都会带上一丝人情的色彩，诚如张耀曾所言，“从内部疏通”乃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上海警察当局羁押“七君子”的消息传开后，社会舆论纷纷质问国民党当局，并要求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