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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沈钧儒的家信写到，“昨日桂弟来，告我以大伯父往见右军情形，慰不可言。”这很明显地表明，沈谦用的是第二个办法，而且接近王用宾本身就说明沈钧儒的办法成功了，这也是沈“慰不可言”的主要原因。而且从这些语言来判断，沈谦做此事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前往张耀曾处聆听指点。
次日，即3月15日给沈谦的信中，沈钧儒再次欣喜地写到，“大伯伯所说消息，不能不算是确实也。”就在发出这封信不久，沈钧儒收到了大伯伯的信，从3月16日沈钧儒的家信中可以看出来——
我昨日得大伯来信，兹录如下：“九日早七时，即持弟函到右军家，候其起来，谈甚久。并以弟寄我原函示区渠。谓‘日内总可恢复自由，苏州曾来请示，我已有所指示。’又云：令弟意侧重在法律，我亦不能不从法律立场上着想，尽请令弟放心。复云：张、杨此次举动尚可拉倒，况赤军亦由中央改编，又况其他，真不成话也等语”，似乎切实之至。
张耀曾自三月下旬之后，开始正常记日记了。3月21日这天的日记简略地记到，“午后汝兼来，谓王太狌言对衡山决不起诉云。”这说明沈谦已详细地转告张耀曾其父16日来信的全部内容。
事实上，对于“七君子”恢复自由后究竟如何处理，朝野意见亦不统一。按照当时通行的解决政治犯问题的做法，一般是借出洋考察之名流放国外，比如杨虎城、冯玉祥等。在上海的朋友们也替沈钧儒想到了这一点。
沈钧儒此时极其乐观，在给沈谅的3月22日的家信中，表示：
我事本星期或可解决，此信到德国时我已出外亦未可知。出洋云云，全是上海朋友幻想，查非事实。大约行动上如受限制，则必先到南京住几时再说。本来上海方面是吴铁城、潘公展诸人最与我们为难。今日阅报吴已调粤，反对者少人，回沪阻力应可减低。
在同一封信中，沈钧儒的乐观从另一处仍可见之，“此信从苏发，再寄信恐在南京矣！”说这话的时候，沈钧儒似乎觉得马上就可以出去。
不过到了3月29日，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沈钧儒在给沈谅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事因侦察期间已满，不能再事拖延，自明日起至四月三日为止，在此五天内必须要解决。照目前情形推测，必不至于起诉。惟颇有改送南京无形的软禁之说，亦不一定，汝接到此信时总之我已早离苏州矣。”
两天后，依然如故。沈钧儒给沈谦的信中只提了一句：“此间事不能不解决，期限至三日为止，即后日也。”
四 惊闻被起诉
沈钧儒显然太乐观了，几乎谁也没有想到，国民政府当局居然对“七君子”提出起诉了。起诉书是4月3日晚上七点左右送达的，沈钧儒于4月4日给沈谦的信中流露出了他的牢骚：
“起诉书”昨日点灯后七时始收到，即请李夫人带去，不及写汝信，颇以为恨也。与其出外而不自由，真不如仍旧羁押，反较安全。惟又要迟数月，我们才得在家中握手。人非草木，能不怅然。即经济方面，我如出来究竟好些，今则又须汝一人之力任之矣。
由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厅向省高院提出的起诉书中，共提出了14位被告，即除沈钧儒等“七君子”外，还有在押的罗青，被保的顾留馨、任颂高，以及尚未归案的陶行知、张仲勉、陈道弘、陈卓等。起诉书指斥沈钧儒等10位被告“共同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依《刑法》第十条、第二十八条，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六条之罪。”该起诉书洋洋洒洒罗列了被告们的十大罪状：阻挠根绝赤祸之国策；做有利于共产党之宣传；抨击宪法，煽惑工潮；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勾结军人，图谋不轨；组织和参加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的团体等。
沈钧儒等被起诉的消息很快传开，沈谦很快就知道了，在沈钧儒给他写信的同时，他已经前往张耀曾处谈此事。张耀曾4月4日的日记中写到，“上午沈汝兼来，谓苏高院对衡山等已起诉，衡约往一谈，余已病体支离，实不堪劳作，拟请李伯申前往。”在此张耀曾提及的“衡约往一谈”在沈钧儒4月4日的家信中丝毫未得提及。而实际上，沈钧儒在4月3日接到起诉书后，即给张耀曾写了一封信，此在4月9日给沈谦的信中有交代：“自我三日致函镕西，托其代邀季龙、咏华同来。”
4月5日，张耀曾“午前至事务所，候伯申不至。午后始得通电，请其代余赴苏访衡山，谈辩护事。伯申快诺。朋友患难相扶，可感也。写一信，托致衡山。”当天李等几人就前往苏州探视沈钧儒了，沈在4月9日给沈谦的信中说，“五日伯申偕张、俞、唐三位律师同来，并携有镕西先生函，附有意见，均甚切要。当日有几种决定……我的辩护律师除镕西、伯申外，已商定委任刘崇佑、秦联奎二律师，皆本来极熟之友。”
这样的话，沈钧儒就有四位辩护律师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张耀曾大名排在其他三位前面，但是在实际的辩护中，发挥主要的作用的却是李肇甫、秦联奎。即便在沈钧儒等递交法庭的答辩状中，沈钧儒的三位辩护律师分别是张耀曾、秦联奎、李肇甫。这也就是说，张耀曾此时更多是担当了精神领袖的作用。
是时，张耀曾仍在病中。沈钧儒亦知道这个情况，在4月9日的信中依然嘱托沈谦，“镕西先生处晤及望为请安，云我万分惦记，律师各事仍盼其尽力主持，尤祝其健好，届时能出庭为我辩护也。”沈钧儒此时依然瞩望张耀曾能够亲自出庭，这样在法律较量上至少不落于当局之下风。
五 艰难的内部疏通
沈钧儒此时的希望仍然在“内部疏通”上，并将“疏通”的重任主要寄托在杜月笙身上。在4月18日给沈谦的信中，沈钧儒仍然不断催促：“汝或一访杜先生，或由徐君采臣间接探其真相，然后再访杨卫玉，或江问渔，二先生均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告以我意。如黄任之先生回沪，拟肯拨冗来苏一商为幸云云。”
4月20日，张耀曾在日记中记到：“薛子良来，谓冯焕章先生对衡山等七人案颇关切，前政府拟令彼等出洋或暂不来上海，可予释出。乃问衡山等，竟不允。请代询其中真情。如能接受前开条件之一，渠认为仍可无事释出云云。余允为向衡山探问。赴事务所，托李伯申赴苏州访问衡山。”
在李肇甫应张耀曾的安排前往苏州探视的同时，所谓的“内部疏通”也有点进展。4月23日，在这之前李肇甫已经来看过沈钧儒了，沈在家信中表示“又慧僧先生闻将为我等事访蒋，非常可感。惟我等有重要消息须于褚先生未见蒋以前详细告知，以为讲话准备，并可增加效力。……请褚先生来苏，即由汝代我敦请一行，并详述上述意思。”如果说以前把“通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杜月笙身上的话，此时沈钧儒等自然又多了一条“通天”大道，欣喜并焦灼之心是可以想像的。当然，沈钧儒等将注意力转移到褚慧僧身上，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自然地引起了杜月笙的不满，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在沈钧儒给沈谦写这封信的同一天，张耀曾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打开他是日的日记，谓“午前访李伯申，询赴苏情形，固知衡山等对冯焕章所说条件极乐从也。”这一点说明张耀曾真正了解到了沈钧儒等对于冯玉祥说法的认同，对于从“内部疏通”自然又增一点信心矣。这段时间，张耀曾尽管因为生病等原因，不能前往苏州探视沈钧儒，但是其对于“七君子”的关心却丝毫未能减轻，在4月26日，张耀曾又“午至张岳军共饭，任之、问渔、陶遗、伯申、厚生同坐，谈建设学会事、沈衡山事颇久。三时半，始返。”
沈钧儒此时对于案件将如何结束也是很费踌躇。在4月30日给沈谅的信中，告诉儿子“开庭大约须迟至五月中旬。现在各方面热心朋友有种种设法进行，尚可有早日恢复自由之望。倘需出国，必来汝处作比较长时间之盘桓也。”从这封信所述内容看，关于沈钧儒等不想出国的谣言不攻自破，同时又与张耀曾在上述日记所说的，通过李肇甫了解到的情形相印证。事实上沈钧儒此时非但不反对，甚至极想出国，这一点我们从5月18号沈钧儒给沈谦夫妇的信中可以看出来。是信曰：
我对于出国一层，认为既非如此不可，即便决心遵从，且以能速首途为尤惬心愿。我个人对于司法制度有许多怀疑之处，从前曾托
留学德、法各国朋友代为调查，他们搜来资料，终仍于自己所企求之点不能满足。倘能亲自去一行，就机会论，亦属求之不得的，还有何话可说耶。昨询各友，他们亦均有各人愿意研究之目的。据待时先生云，已由杜先生负责筹经费。我个人对于杜先生此次对于我们的热诚正谊，真是说不尽的感谢。惟此事如已认为一成不变，颇望从速进行。汝能晤采臣先生，望为切实言之。杜先生事忙，关于出国一切可否由采臣先生负其专责，如护照、船期等类，均先为设计起来，不胜祷渎之至。汝或专访采臣先生一商尤好。
此为后话，姑立此存照。4月30日沈钧儒的家信中，事态又有了新的进展，“我事，杜电发在钱电之前，热忱可感，现在专盼叶楚伧先生处消息。”叶楚伧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可以知道，4月23日杜月笙给沈钧儒发了一封电报，三天后钱新之亦给沈钧儒来电，“热忱可感”四字道尽沈钧儒接电后之感受。
“从内部疏通”莫非又多了一份希望？在5月2日的信中，沈钧儒颇显焦灼，“杜、叶交涉，不知办到如何地步。”这说明在23日杜月笙的电报中，可能有向叶楚伧交涉云云等的信息，否则沈钧儒不会眼巴巴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