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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夏红和《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
陈夏红是一个有意思的年轻学者，他的《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的序就吸引了我：辛酉岁立夏时节出生于洮河岸边大沟寨。一岁到四岁生病；五岁到七岁挨饿；此后上学入少先队入团入党；其间屡次考第一名；也屡次被老师开除。千禧之旅后流落中国政法大学；不求甚解；不学无术；不三不四……
著名法学家邓正来为他写了序，一定程度上证明其才气不错。
这本书提供了一些被人淡忘和遮蔽的法律人的故事，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大家，如吴经熊。
吴在弱冠之年与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坐而论道；出入20世纪最伟大的法学宗师罗斯科？庞德门下；在28岁的年纪以“东吴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的名义担任该校的法学院院长，两年以后，接受美国
哈佛大学与西北大学的邀请出国讲学，成为中国受聘哈佛任教的第一人，又是继剑桥大学霍兹沃思教授和国际法院波特曼法官之后，担任西北大学罗森泰（JuliusRosenthal）讲座教授的第三人；及至壮年，学而优则仕，由在野的法学家摇身为在朝的立法者，起草享誉后世的“五五宪草”。
几多感慨，几多壮怀激烈。读到法律人（江平钱端升等）在非常时期遭到的迫害，更是潸然泪下（这几天老是潸然泪下），
中国的法制史，法治史在我的印象中渐渐清晰起来。
谁做了什么，历史会告诉我们的，终究……
这本书的局限性之一是，只记录了10位，而且不完整。像我所敬仰的王世杰等没有收录进去。
法律人的世纪沧桑（1）
张耀杰2006年7月26日，到万圣书园与从美国归来的沈宁先生会面，邂逅了已经与谢泳交上朋友的陈夏红，并且得到他刚刚出版的一部新书《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以下简称《剪影》）。一位80年代的年轻人，竟然出版了集法律与历史于一体的个人专着，令我油然而生“后生可畏”的感慨。随后几天里的匆匆阅读，滞留在心中的是挥之不去的沉痛之感：《剪影》讲述的法律人的命运坎坷，其实就是中国法律及中华民族的坎坷命运！
一、“五四”时期的法律盲区谈中国现代历史，人们常常从《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入手。而《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最大盲区，偏偏是最能够体现欧美现代文明的法律人的黯然缺席。关于这一点，贺卫方教授在《五四运动中法学家的缺席》中写道：“从法律的视角回顾，我们发现，这场运动中居然看不出多少法学家的影响。五四时代的英雄是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革命家，而不是法学家。近世中国的法学家中，沈家本已于六年前去世。伍廷芳虽然在政坛上仍属重镇，对学生运动也公开表示过同情（‘学生之行动，绝非为私利，与吾国官僚之专于自身设想者大不相同。……总之，学生运动，乃中国之一有希望征状也。’《抵沪后的谈话》，《正报》，1920年4月18日），然而，在思想上，这位法学家从来也没有获得过全国性的荣誉。1921年伍廷芳去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发表感言，毫不隐讳地批评这位法学家的思想浅薄。他如王宠惠，虽法学根底扎实，然而却全身心于政治和外交，对社会思潮之引导，贡献无多。”（《法制日报》1999年9月2日）在法律人缺席的情况下，“五四运动”中最具备法治精神的，是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北京大学文科讲师梁漱溟。1919年5月18日，他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其中写道：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但我如说这话，大家一定不谓然的很多，我以为这实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处处都是专制，不但政治一事）养成的。……我以为大家不愿受检察厅检举的意思，自以所行无有不合的意思，还是这个毛病。这个毛病不去掉，绝不能运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更不能运用未来社会改革后的制度。质而言之，就是不会作现在同以后的人类的生活，不会作这种生活，不待什么强邻的侵略，我们自己就不能在现在世界上未来世界上存在。
正是为了提倡遵守法律程序的文明意识，梁漱溟建议说：“最好我们至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那真是无上荣誉。这好榜样，可以永远纪念的。”
梁漱溟之所以会有如此清醒的法治意识，与他1916年和沈钧儒（衡山）同任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司法部秘书直接相关。此时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就是梁漱溟的舅舅张耀曾（镕西）。事实上，梁漱溟的上述意见，并没有得到自以为爱国有理的青年学生的真诚响应。他自己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他后来在山东邹平所推行的神道设教式的“乡村建设”，更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精神背道而驰。这是梁漱溟的可悲之处，同时也是张耀曾和沈钧儒的可悲之处。
二、张耀曾与沈钧儒的法外操作
据《剪影》介绍，曾经三次出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一直是清贫之人。直到1928年8月，他与沈钧儒等人在上海联合开办律师所，才开始过上富裕生活。然而，比张耀曾年长10岁的沈钧儒，并不满足于这种富裕生活。1933年，他以执业律师的身分，加入由共产国际成员宋庆龄任主席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5月，他又加入宋庆龄、马相伯等人发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居住在上海租界区的救国会领袖人物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被国民党当局联合租界当局加以逮捕。经张耀曾依据法律程序及时营救，沉钧儒、王造时、李公朴三人于当天获准保释。
第二天，沈钧儒等人再次被捕，执行逮捕的上海市公安局给出的理由是：“沈某等组织救国会，有共产分子，故请归案。”此时的张耀曾，已经不再恪守法律程序，而是建议“从内部疏通，早复自由”，并且与褚慧僧约定，第二天去拜访黑白两道的杜月笙、徐新之等人。
被关押在牢狱中的沈钧儒，一方面坚持自己爱国无罪，一方面却希望通过法律之外的秘密操作获得自由。现代文明社会里的宪政制度和法律程序，主要是用来监督公共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而在执业律师沈钧儒眼里，法律只是替自己开脱的一种工具。1937年5月2日，他在家信中写道：“我等事在我们止希望两种办法结束，一撤回公诉；一判决无罪。此两种结果，多是要在外面讲妥，然后从法律的立场来做一个手续的结束。……不过要我们表示，我可以赌咒说：以后仍愿继续努力抗日工作，尤其愿在政府领导之下牺牲一切。不过如其要我认错悔过，那是无异杀我。宁可判罪入牢，不可自悔其人格也。除此一点外，几乎多可商量。以前的确没有反对政府，为什么要硬派我是反对政府？的确没有背景，为什么硬要说我有背景？多几个人有背景，多几个人反对政府，这种做法我真不懂于政府、于党有什么好处？真可不必。政府代表国家，与个人不同，无所谓恩怨，无所谓面子不面子，有嫌疑抓进来，了解了解释放他，愈见得政府有威信，我是这样看的。”
与沈钧儒把个人的“认错悔过”看得比牺牲法律程序还要重要相比较，张耀曾更加看重的是法律尊严。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至浦东大楼聚餐。黄任之谓叶楚伧云，沈等七人仍需判罪后，送反省院保释云云。余谓判罪与否乃推事之权，今当局屡言判罪后如何，似判罪完全由当局决定者，亦可见中国司法之地位矣。”
1937年6月7日，身患重病的张耀曾，在日记中更进一步表达了对于法律尊严的绝望情绪：“午后，接沈衡山来信，谓十一日开庭，请出席。但余病体如此，既不堪长时劳动，又于本案毫无准备，且本案如何办理，当局业已决定，法院仅为傀儡，无论辩论如何，均无影响。余又何必牺牲健康，作此无益之举？急作书寄衡山告以病情，请撤回委任，另委刘崧生或张季龙。”
1937年6月11日，已经被社会舆论称之为“七君子”的沈钧儒等人，如期在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接受审讯。张耀曾在6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与沈钧儒的辩护律师李伯申的谈话内容：“下午李伯申来，谈苏州出庭情形。衡山等因陈诚允往庐山向蒋说情，宣告无罪，故不欲法院速审了结。适法院于调查证据概行拒绝，故藉此声请回避，以延长时期，可得更有利之结果。”
接下来，张耀曾还感叹说：“凡事皆有表里，不可尽信表面。中国事大抵如此。”他所说的“不可尽信表面”，虽然不完全是针对沈钧儒，沈钧儒对于法律尊严的并不真诚，在他两天后写给儿子沈谦的信中，却表现得相当明白：“镕西先生意见很对，但是只要经过庐山一行，无论是判决或撤回，法律尊严终已不能维持。其实法院吃亏，我们尽可不管。不过我们是顾全政府，并且愿意顾全法律的。在看守所多住几天倒不要紧，所以最好是法律手续先弄清楚，俟判决或撤回后再赴庐山。”
在同一天写给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