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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干部看的刊物等等。对于肃反中的法律问题，谢怀栻指出，“就中央政法干校来说，是指：违法限制人身自由，而且是长时期的限制人身自由；违法搜索被侵害人的住宅、行李、物件，并且扣押，甚至于损毁这些物件；违法检查别人信件、扣押、乃至损毁这些信件”，谢怀栻并认为，“政法部门如此，其他部门则更不消说了”，“建议人代会和政协检查肃反工作时，以检查法律问题为重点”。
不久后，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亦举办了座谈会。谢怀栻又对政法教育的问题，做了《关于政法教育和科学研究中的问题》的发言。 谢怀栻主要指出教学工作中的问题、科学研究中的问题、肃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倾向等。谢怀栻认为，在教学中主要有三大问题：培养教员方面，空喊培养，前紧后松，把“干中学”搞成空洞的事情；同时，把讲课当成政治待遇；在教学中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教材方面，我们东抄西抄等等。在科学研究中，谢怀栻以科学讨论会的一再延期，说明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用主观主义的方法来领导科研工作。在肃反工作中，谢怀栻以自身的遭际为例子，认为主观主义太严重，上文已细言，兹不赘述。
谢怀栻自述，“毕业后不到十年，我就进入新社会。当时抱着激动兴奋的心情，投身于改造和学习。但是旧的东西纠缠着我，我无法与时代一起前进，终于在1957年沦落为右派分子。” 而导致谢怀栻被划为右派的，则正是上述这些言论。尤其是6月4日谢怀栻在北京市法学界座谈会上的发言，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以“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的形式发表：
谢怀木式反对用政策代替法律的观点
在4日下午的座谈会上，中央政法干部学校教员谢怀木式谈到了开国以来的立法工作，他说，法律之所以不完备，关键在于思想观点上有问题。过去流行一种以政策代法律的观点，认为有了政策就不需要法律。后来有了宪法，就满足于宪法，用宪法代替一切法律。
谢怀栻说，有的人认为过去的时期我们的法律不完备是理所当然的事，没有害处，认为没有民法刑法不足为奇。他表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就是用政策代替法律的错误观点。
事实上，谢怀栻先生被划为右派，也和其他因素有关。比如芮沐先生亦在同一篇报道中发表了关于立法问题的观点，谈到立法的速度“走得慢一些”，但是芮沐则在反右运动中安然无恙。1957年的6月11日，整风运动转为反右斗争，谢怀栻即被划为“右派分子”。奇怪的是，“在对他的批判中，‘反对以政策代法律’成为重点，立法缓慢的问题倒不被重视了。”
在1957年9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徐平发表了《为什么只要法律不要政策》文章，专门批判“反对以政策代法律”问题。
谢怀栻自述，“1958年，我受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离开了工作岗位，去接受劳动改造。一去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中，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里度过了十六年。” 谢怀栻“被打为‘极右分子’（北京法学界黑帮头头），他失去了工作，并在未经法庭审判的情况下，被发配至北京国有农场劳动改造，随后被命令至新疆建设兵团。谢怀栻必须从事重体力劳动，甚至是在严冬下的水渠工地。但即便是在这段时间，他还借助一本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学习俄语。多年以后，当话题谈到新疆时，他只说道：‘一个美丽的地方，硕大的葡萄……’多余的他便只字未提。” 和谢怀栻有类似经历的江平先生坦言，“说到底，当年批判的所谓‘旧法观点’就是‘言必称法律’，就是要‘以法律代替政策’。把法律看作是统治的‘工具’，还是统治的‘圣经’，在当时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分水岭！谢老就是‘以言获罪’，‘以法获罪’。”
在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谢怀栻被发配至北京市清河农场劳动教养。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谢怀栻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谢怀栻曾告诉方流芳个中情形：“我开始浮肿，从足踝上行，渐至大腿。有人说，水肿到腹部，就无药可救了。”“人们感到恐惧，但是，并不知道‘浮肿’与饥荒有什么关系。此时，一个医生‘右派’私下告诉别人，在苏联实行粮食配给制度之后，也出现过大量‘浮肿’病例；营养不良导致血液的蛋白含量降低，体液渗透到皮下，眼见之形为水肿。不久，这位医生被人告发，递解到严酷苦寒的东北镜湖泊农场……我瘦小，消耗少，这也许是我能够幸免的原因。” 何其的触目惊心？
1962年6月劳动教养结束后，谢怀栻继续在北京市团河农场劳动至1966年7月，才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劳动。谢怀栻被劳改前后，妻子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不得不与其划清界限
离婚，其时，女儿谢英只不过是个3岁半的婴儿。等1979年谢怀栻回来，得以和妻子复婚时，父女才在北京认识，女儿已经25岁。
面对此骨肉分离、身陷囹圄之惨烈景象，谢怀栻并未怨天尤人，他不爱说这些，“他多次对母亲和我们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要向前看，等我们以后老的走不动了，再把那些事拿出来当故事讲。” 只是谢怀栻终生未对此段经历说什么，至多只是零星地指出，“右派分子个人吃下的苦果只是个人的事，算不了什么。国家因此而受到的灾难可是太深重了” ；或者说，“看着现在我国法学界人才辈出、著作如林的繁荣景象，我并不认为我个人荒废了30年岁月算得了什么。看着我热爱的祖国逐步走上法治的大道，我们这一代从旧社会进到新社会的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实现，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五 “这二十年里，总算把自己的一点专长贡献出来”
谢怀栻自述：“1979年底，我和全国右派一起，摘了帽子，得到改正。我被分配到我的专业工作岗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 大概是1979年初，谢怀栻即结束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的劳动，2月到6月间其所有关系还是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当时探望谢怀栻的同事徐鹤皋“高兴地看到，年已六旬的谢老，经过二十年之久的磨难后，依然显得精神矍铄，思维之敏锐，不减当年，对于国家法制建设的前景仍充满希望，愿意在有生之年，继续为法学所研究和教学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时，徐鹤皋将谢怀栻的情况反映给法学所领导，并随即带了一些供研究参考的德日文法学资料请谢帮助翻译。最后，谢怀栻“经过徐鹤皋同志力荐，调入法学所，重操旧业” ，“从此，谢老有了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专长的场所，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从事法学研究工作，长达二十多年之久。”
那么，这二十多年谢怀栻都做了些什么呢？谢怀栻低调自述：“我在这里从事法学专业的研究工作，教了一些学生，写了一些文章和书本，一直工作到1989年退休为止。退休后这十年里，我继续研究，写作，讲课。 这二十年里，总算把自己的一点专长贡献出来，对养我育我的祖国作了一点点报效。”
谢怀栻的学术作品中，最为学界看好的无疑是《票据法概论》。这本书自1990年出版以来，至今重印十余次。这本书还获得过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 龙卫球认为，“该书文字简练，章法井然，重实证有思想，理论精深而不显臃肿，实践性强却又不零碎，可谓肥瘦合宜，是这一领域罕见精品” 。
“谢老其他出色作品多为论文，散见于期刊之间。” 谢怀栻本人则认为，“在这20年期间，参加的集体编著、译校作品，以及个人写作的作品，大都是些应付任务和人云亦云的东西，真正说得上学术著作的极少” ，对于这些作品，谢怀栻似乎并不看好，因此在谢怀栻自己选定，由中国法制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的《谢怀栻法学文选》中，谢怀栻坦言，“我检点了一下，拿得出来的东西实在太少。现在勉强凑出一本‘文选’来，只算为像我这样的‘旧’法学知识分子留下一点足迹而已。” 谢怀栻之谦和以及不滥言滥文的作风，的确令剽窃丑闻迭出的部分学者汗颜。
龙卫球认为，“《文选》收入的论文，与他平常发言的犀利不一样，文风显得平易，措辞也相当节制，属于和顺积中的一类，读起来或许并不很吸引人。但是，他的研究绝对是实然有物的，讲究实证，材料丰富，尚事、理、物，而不尚空谈，也不随意发挥。” 应该说，这本《谢怀栻法学文选》囊括了谢怀栻先生的主要论文，基本上能够彰显其学术功底和贡献。
除了认真做好学问之外，谢怀栻“还应邀参加了国家的一些立法工作和司法工作，例如一些法律草案的讨论工作、一些司法问题和司法案件的讨论工作。” 据梁慧星先生整理，“举凡重要的民商事立法如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海商法、著作权、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正在起草中的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证券法等，无不听取和采纳了先生的重要意见。”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试图客观的评价谢怀栻先生，我想谢怀栻最大的贡献，不光是给上个世纪末中国民法的恢复和重建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谢怀栻给中国民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部分人才。谢怀栻坦言，直接教出来的学生并不多，“我在法学所带的研究生并不多，因为我另外在北京的几个大学里给研究生讲课，还在一些单位办的训练班、研究班里讲课，所以见了我叫我老师的人很不少，好像我有好多学生似的。” 谢怀栻所言不假，在《谢怀栻先生纪念文集》中，受谢怀栻星星点点言传身教成长的学者，的确为数不少。倘若这些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