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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写罗马法讲义的过程时，周老曾这样说道：“我在路寓所一楼客厅里摆了一张大写字台，座椅面前放了第柏里埃教授的讲义和我的笔记本，左手边放了吉拉尔的著作，右手边放了库克的著作，其他学者的专著也依次按顺序放在大桌面上。书中的有关章节夹以书签，以便随时查阅。遇到问题则比较各家观点，取其所长。”当时，讲义每写完一章便交持志学院教务处，经审阅后特准铅印，然后陆续发给学生供学习。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周枏一部三十万字左右的罗马法讲义终于完成，但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出版。
周枏授课有个习惯，就是先印发讲义，另撰写提要，讲授中遇到同学提问，均按条文回答，因为周枏有比较重的口音。
当时中央大学法律系主任赵志远看了周枏撰写的罗马法讲义和发表的关于罗马法文章后，对周枏十分赏识，邀请其到他们学校任教，讲授罗马法等课程，周枏欣然应邀。但是后因抗日战争范围扩大，中央大学决定西迁重庆，而周枏的弟弟这时又患伤寒病卧床在家，待弟弟病故办完丧事后，周枏一人很难单独赴渝，失去了随中央大学一同内迁重庆的机会。
此时，周枏的朋友李寿雍（英国留学生）任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分别致电溧阳和上海两处邀周枏去长沙，到湖南大学执教。
于是在1937年秋，周枏到达湖南长沙，在湖南大学政治系讲授民法概要、在经济系讲授商法。1938年春，湖南大学遭受日本军机袭击。是年夏，湖大不得已由长沙西迁辰溪。辰溪是湘西的一个小县，偏僻且交通不便，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且仍受日本军机追踪轰炸，也很不安全，加之该校当时无法律系，周枏在此呆了两年后就产生了换个环境的念头。
正好中央大学法律系主任赵志远又来函，要周枏履约回中央大学执教，同时云南大学的宋玉生、广西大学的徐铸也向周发出邀请。这时，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也在筹建江苏大学，筹办者以为桑梓服务为由，邀周枏任教。当时重庆常常受日本军机轰炸也不安全，周枏便于1938年9月中旬到达武夷山。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借口在战区前线办大学不安全，不予批准。但顾祝同以抢救流亡青年学生作为理由，聘了教师，招来了学生，造成了办校的既成事实。首批只招入两百多名流亡学生。因学校初办，当时只有大学一年级，老师的课都很少，每人只上一门。周枏讲授的是民法概要，每周三课时，余下的时间则看书。
武夷山是山区，无日本军机光顾，师生们的学习、生活条件都较好，大家都希望学院能继续办下去。教师们商议决定：办一个能证明学院实力的刊物。教务长范任指定周枏带头。周枏的论文题目是《罗马法上几个问题的研究》。在战时，各学术刊物大多停刊，这一季刊的出版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显示了苏皖政治学院较高的学术水平，抵制了教育部陈立夫等人战区不准办大学的言论，为学院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活力。
1942年春，日寇进犯浙东，武夷山已非安全之地，学院不得不准备内迁。周枏应邀去了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长汀物质生活比较艰苦，学校图书很少，书店更无专业书籍。周枏便电告徐铸在桂林选购了一批法律图书，托运来厦门，其中包括丘汉平先生所著《罗马法》；陈朝壁先生所著《罗马法原理》，解决了开课的问题。周枏作为系主任，在长汀讲授罗马法和民法总论。
同年丘汉平先生因公从上海赴重庆，途经长汀，周枏邀请丘先生为法律系学生做了一次演讲。秋季，陈朝壁先生应聘来厦门大学任教。这样，当时中国南方3位主要研究罗马法的学者先后于厦大相会了。
抗战胜利后，周枏又回到了上海，在暨南大学和上海法政学院继续讲授罗马法，同时担任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恰好文学家钱锺书先生也在该校任中文教授，两人相交甚深。钱锺书曾以“鼋头渚”（无锡一著名景点）为上联征集下联，周枏笑答“燕尾洲”（江西的风景区），二人相对抚掌大笑。那时候的周枏正值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在法学领域纵情驰骋，非常自信乐观。
四 流放大西北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国民党政权很快土崩瓦解。三次拒绝了国民党的赴台邀请之后，周枏等一批法学家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上海解放那年，周枏就与同事结伴北上去新法学研究院学习了。
但周枏此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近三十年的经历，似乎是一个谜。
周枏本人在《我与罗马法》一文中，对此也是讳莫如深，近三十年的经历只有简单的几句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全国除保留少数政法院校外，法律系一律停办。我离沪改行，历经风雨。”这段时间关于周枏的资料匮乏程度出乎笔者的想象，只能尽可能根据手头的资料复原周枏教授的那三十年：
1950年前后，周枏受到了一段短时间内的重视———在北京举办的“新法律研究”学习班上，他曾被任命为学习小组组长。
但好景不长，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特殊环境里，英美法系教育受到了巨大冲击，作为旧法统的一部分的罗马法教学，在这个时期被取缔了。周枏也从一个罗马法的泰斗变成“旧法人员”，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极有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身份”问题，周枏受到排挤，被放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1958年，周枏带领家人赴西宁工作。当时，青海师范学院对他承诺将建立法律系，但由于“左倾”思潮，不久后绝大多数高校的法学院停办。就这样，周枏被流放在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在西北的那些艰苦日子里，一家人吃的是青稞，出行要踩着两寸厚的浮土，气候干燥让他们鼻血流淌。
祸不单行，“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周枏因把一些法文版的书籍放进了图书馆，被扣上了“宣传资产阶级言论”的帽子。红卫兵来抄家时，周枏冒死把罗马法的相关讲义藏在麻袋里，上面又堆起了破旧鞋帽，有学者说“没有这些资料的保存，就没有此后《罗马法原论》的问世”。
经历了一次次批斗后，周枏被下放“五七干校”养马。周枏的家人也深受牵连，他的子女虽然成绩优秀，却被禁止报考外地大学。1965年9月27日，周枏结发之妻因为生活严重不适，病逝于西宁。
周枏忍受着这一切。当时在中国几乎无人知道，一个法学大师在偏远一隅空耗着人生本该开花结果的黄金阶段，直到进入垂垂暮年。
20世纪70年代后期，周枏的好友钱锺书被平反、其作品《围城》开始引起人们关注时，已回上海赋闲的周枏仍因无单位收留而四处“巡游讲学”。
一个机会终于在周枏72岁高龄时姗姗来迟。1980年，安徽大学聘请周枏任教授，在法律系讲授民法，他被公认为是安大法学院的奠基人之一。
五 “原论”罗马法
1979年后，周枏相继应邀在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安徽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讲学，在全国率先恢复试讲罗马法，并铅印提要，后经扩充整理为《罗马法提要》一书。同时，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法学词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的编辑工作，发表了《罗马〈十二表法〉译评》等文章。
1983年，司法部与安徽大学法律系合办了罗马法师资进修班，由周枏教授主讲罗马法。一颗
火星燃亮一片，当时参加进修班的中南政法学院、
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等高校的十几位教师，他们后来都成为各自大学的罗马法专家。
在讲授中，周枏和同学们一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罗马法作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遇到疑难问题，就查对资料，共同商榷，予以解决。参加过该期罗马法培训班龙斯荣、张和光等老师后来都成为罗马法教研的主力。曾师从周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史际春说：“周老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给了我‘地球村’的眼光，使得‘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已融入我的世界观，化为我的任何一项、任何一次学问行为的精气神。”
周枏知道时间对于他已经不多了，他拼尽老命，为这个并不曾厚待他的世间留下他的专长。他对工作的执著令人惊叹，在进修班讲课时，他因病没法行走，就让学生抬他去上课。他的关爱渗透到每个学生的心里，虽然生活拮据，却从不收取学生的一分钱馈赠。周枏淡泊名利，在这段时间从没担任过任何社会职务。
在罗马法培训班结束时，同学们倡议将周枏讲课的录音和笔记分工整理出书，期能抛砖引玉。1987年，安徽大学将该稿报经审批，列入中国国家教委1988…199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定名为《罗马法原论》。该书作为周枏一生学术的结晶，于1994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2001年2月第3次印刷。
1994年，在北京召开的“罗马法？中国法？中国民法的法典化”的国际研讨会上，《罗马法原论》被赠送给各国罗马法专家进行交流，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陈森编审撰写《周著〈罗马法原论〉评介》，朱学山教授撰写《〈罗马法原论〉给我们的启迪》等文都对《罗马法原论》给予肯定。
史际春在接受采访时认为：“《罗马法原论》已为商务印书馆认可，毋庸赘言，我的基本评价是，该书是中国迄今最准确、最具原创性的一本罗马法著作。”
周枏著
作退休后，周枏仍以八九十岁的高龄，撰写了《〈十二表法〉中“私犯”规定的研究》等文；还参加了《民商法词典》、《法学大辞典？罗马法分科》、《英汉法律词典》等的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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