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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陈宝成
关于一群人的记忆侧影（1）
青农
可能是成长的环境中充斥着太多的雄伟的缘故，现在对任何恢宏的东西除了深深的厌恶和麻木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感触可言了。感觉无论对于过去，还是对于未来，任何程度上的修饰都是虚伪的遮掩，远不及平淡的叙事，至少后者能以朴实让我相信一种真实。可是，我的感觉只能给我一层烦恼，世界依然一如既往地夸张和铺陈。平淡里的真实不但有限，就连平淡本身也很稀缺。再者，人的神经需要平淡的安慰，但平淡不足以安慰一个人的所有。失调的现实，心灵的怯懦和审美的麻木，让我更像一个植物人一样，从外观上看确实不失为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而一旦涉及稍深一点的探讨，看到的却是行尸走肉或者僵尸。
冷漠，麻木，对一切没有热情，在平庸的忙碌中疲惫和混乱：这就是全部的生活。似乎就是一池死水，春花在这里难寻知己，秋月在这里更没有倒影，与世隔绝，完全不在人的世界的样子。可就是这样一个看来异常牢固，也对一切宏大有着免疫力的窠臼，总会被一些也许并经不起玩味的细节所感动，并且是被感动的一塌糊涂。
几天前和同学一起买书，他挑了一本叫《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的书。书名很吊人的胃口，我仔细看了目录，感觉这本书应该拿来一读。作者的名字在什么地方好像听过一点，但没太清晰的印象，加上自己也买了一堆，也就没打算再买——可能也是出于故事还是不脱“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担忧吧。
很多的书，意义并不在于它本身给我的东西，而在于我们透过它能得到或者注意到了的东西。这种指引，与大义凛然的说教相反，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并且是在不突出的位置。说这些细节经不起玩味，只是说它们不似哲言那样本身蕴含了很多高深且永远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它们的经不起玩味在于它们以最朴实的平淡透露了真实的所在，而只要我们稍做注意，并进一步的思索一下，我们世界中很多看似坚不可摧的东西将要轰然倒塌——对于城堡中的人来说，鬼魅神偶的浮尘也将消散——对于历史的真实而言。
本来想着像读别的故事那样，慢慢的、一个一个的来读，可是一不小心就翻完了——面临的繁重的考试无法阻止我对后面的故事好奇。《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不但给了我们一个群体和一个时代的轮廓，也给了足够的让我又开始不安的细节。每个人需要的细节不同，一个人也搜索的细节也不可能都是有用的，所以这些七零八落的东西，还是老老实实的呆在我的感觉中，不让出咽喉的好。至于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描述，肯定还嫌不够——不然作者为什么要用“剪影”这个词呢？但是对于仔细的求证我更无法望其项背，处于接受者的方位，我只能感谢作者给我补上一段记忆。翻完这本书，我急着要说的，是由一个细节联络起来，加上自己的穿凿附会，但和主题完全无关的话。
张耀曾这个前司法总长的困窘，真是让人有一层哭笑不得的感觉，之外也不得不感叹民国人物的可爱。看了对“七君子”事件中张耀曾和当事人之一的沈钧儒等活动的介绍，真是不无古今皆然的慨叹，也忽然想起了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时一席“党即国家呼”的陈词。关于高一涵的资料的遗失所带来的还原他的经历的难度，丝毫无损于他的本真，只对于1957年撤销南大法学院等事件提出批评，并坦言“我的思想还是不通”一项，就很有份量了。读了关于杨兆龙和吴经熊的文字，除了对他们未竟的事业的感慨外，不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尊严，究竟是由谁找回，又由谁来支撑的？这中间尤其让人心痛的是，对于杨兆龙而行的无耻和卑鄙的手腕，他如果活到今天，不知道他还能不能爱这样一个新的国度。后面讲到的钱端升、谢杯栻、王名扬、周枏和江平等及个人中，我想说的是钱端升和王名扬。钱端升的遭际和很多有头有脸的人在建国后的遭际一样，确实让人叹息和同情，但同时他也是这本书中的人物中，我感觉分量嫌轻的一位，这不是否认他的优秀，而是因为他对自己改造之彻底有着让人无法原谅的一面。虽然他的优秀不亚于书中的其他人，但他无法唤起我更多的同情。本来，一个人活着无需他人的同情，我在今天的感觉也是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吹毛求疵，更类似于狂妄的叫嚣，但我还是感觉在所有人中他显得轻浮了些。他是出卖的太多还是出于天真而被欺骗的太多？关于王名扬，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的是这样一位老人至今还生活在那样两间陋室之类，与中国行政法学史上的“王名扬时代”实在不成对比。当然，作为学者的王名扬可能并不在意的这样的细节，而对于他那样的人来说学识也从来不是乞怜任何待遇的工具，但是那样的对照把沉甸甸的问题留给了我们：一群人还在被一个社会忽视着。昨天考完试上政法大学的网站，正好翻倒关于王名扬先生的视频，看了以后更不是滋味：徐显明一行前往祝寿，把老人从被窝里扶出来，到一个放着很大
蛋糕的桌前坐下，点上蜡烛，然后齐唱“祝你生日快乐”。这也许是件好事，但我看到的是王名扬先生躺在那张窄窄的床上情形和那个屋子的偏狭：九十高龄的先生还在那两间陋室之内。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这时候我突然想了起来，之所以对于陈夏红这个名字有点印象，也是因为一篇关于王先生的文字——《斯人独憔悴：再访王名扬教授》，那是上个学期，当时我们正在学行政法。和这篇文章同时被转贴到学校论坛上的，还有另一篇关于法律人的文字——《被遗忘了30年的中国法律精英》，在这篇文字里提到了周枏还有其他一些年华已去的曾经的法律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回避了寻访者的询问，以充满恐惧的话语说，再也不愿从事这方面的任何工作了。另一些，终于能重操旧业了，然而，空间有限，他们也早已垂垂老矣！当他们的生活被无情的改变，从而生活在悲剧中时，他们习惯了在悲剧中生活。但是这种由这群人顽强的承受者的悲剧，也是一个社会无以复加和不可挽回的创伤，社会在这样的创伤下，能支撑多久，有没有能恢复的时候？他们老了，去了，悲剧的生活在他们的身上结束了，但如果他们之后一切如故，即使是到人们顺从到再也无法理解悲剧，悲剧因此就会结束吗？
是谁从历史深渊中找回了中国的尊严，谁又是中国的脊梁？我想到的是，如果没有晚清和民国那段思想的爆发和积蓄，如果没有一些人后来的顽强，很可能就无所谓今天的中国了。那篇关于被遗忘的人群的文章最后写道：“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法院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yu（日奥），以及他的东吴同班同学李浩培先生都有这种顾虑”。当老一代谢去以后，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将来会不会存在一个在思想世界中没有地位了的大国家？
2007年
陈夏红：鲜活法史的记叙者
郑霄
历史对于当下的影响远非人们料想的那样简单，人类身上惟一能让历史栖居的处所，就是记忆。而记忆中的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这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然而并非无法
解决。2006年夏，陈夏红以他的《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给人们、给学界一个崭新的思路。法史的叙述性重建，因为有了年轻学人的参与而变得鲜活起来，生于1981年的陈夏红，因为拥有历史的眼光和远大的视野，显得比同龄人多了一份成熟和深厚。
见到陈夏红是在见到他的文字之后的事情，初看网上的那些老辣的文字让人怀疑出自饱经岁月沧桑的心灵，好在另一段自叙性的文字暴露了他的年龄“……千禧年后流落中国政法大学，不求甚解，不学无术，不三不四。眼下隐居昌平军都山下‘舒云居’，准备挣若干工资奖金，拟用来还贷款娶老婆买房买车，了此纸笔残生……”既有娶妻安家的现实愿望，又想隐居“了此纸笔残生”———活画出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心态：刚入社会踌躇满志背负养家糊口的责任，遭遇现实后却想独善其身。
眼前的陈夏红身着宽松的有点皱的休闲衬衣，个头不高，头发不多却长得足以束起来，让人不禁想到西北风沙肆虐下的胡杨林。他在北京多年乡音不改，一开口就能让人感觉到浓浓的西北味道。想起一段他写在网上的自叙的文字：“生于洮河岸边大沟寨，一岁到四岁生病，五岁到七岁挨饿，此后在学校里入少先队入团入党，其间屡次考第一名，也屡次被老师开除。”童年的陈夏红像一颗倔强的小苗，在西北的天空里顽强生长。“那时候为了凑够开学的学费，我曾经到工地上搬砖头，搬了一个假期才挣了两百块钱。四年，初中四年的暑假都在干。现在想想都怕，一手的水泡。”说这话时，陈夏红下意识地看了一看自己的双手。陈夏红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记者，当记者后第一件令自己满意的事是跟随一个民工一路打工的经历做的一次报道。也许就是从那时候起，他开始以一个观察者的眼光打量这社会。
比起他在自己博客里的滔滔不绝，现实中的陈夏红话并不多。这也许是他讷言多思的明证。战地记者唐师曾在为《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中作序写道：“听陈夏红这样的木讷学生讲真话，连我都着急———着急！索性不听，可是不能不看他的老实文字。”
关于说话的问题，早在两年前大学毕业时，陈夏红就考虑过。一个学人想以自己的思想影响更多人的思考，方式有三种：一、登上讲坛，传道授业解惑；二、成为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