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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主妇都不敢外出取水。于是湾仔区“单义”人马首先出动，代为挑水，代价为每担一元。当时的币值，一元钱几乎可以购买上等白米五十斤，等于目前七八十元。试想，七八十元钱一担水，相信是世界上最昂贵的水了。
“单义”的奇招突出，引起港、九各区的黑社会人物垂涎三尺，于是纷起效尤。本来，有人怕事不敢外出轮水，有人胆正命平自愿代劳，在两厢情愿之下，还不能算是苛刻，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干开了，强行勒索者有之，入屋窃劫者有之，甚至不管你是否同意交易，第一天替你挑了，第二天便自动送上门来，水到收银，否则煎皮拆骨，弄得若干市民叫苦连天，无处申诉。接着，黑帮歹徒们又搬出“代客购物”的花招。这也是利用一般主妇不敢外出的心理，只要你开列清单，油盐柴米， 均可代购，且还声明货到才收款项。实际上这些歹徒是趁着军警忙于镇压罢工，对维持治安的责任等于放弃之机，将一些东主回乡、无人看管（或留一二人看管）的店铺砸门而入，强抢硬夺，呼啸而来，满载而去。然后将抢来的物品，送上购物者的家庭，收取货款之外，还另加一笔“服务费”。
后来，眼见英军港警只顾弹压罢工，对偷抢劫掠不大理会，于是更为猖撅。“和安乐”、“和胜和”、“和利和”、“单义”、“同新和”、“西河体育会”等，纷纷出动。白天踩盘，晚93 间动手，简直无法无天。据曾参与那次发财机会的一位“老叔父”钱寿回忆（钱寿当时隶属“单义”，战后已不再活动，改行正业，目前已儿孙绕膝，曾住老龙坑街，该区老街坊均识寿伯其人），当时他们所有的手足，不分日夜全体出动，发其“罢工财”。最高收入每天竟达二百元之多。当时的币值，几乎可以购买黄金四两了。由于罢工影响，百业停顿，除了大部分产业及专业工人返回广州，由当时的殖民政府给以少量资助之外，失业情形自然十分普遍。于是各黑社会帮会都乘机招兵买马，在一年多的罢工行动中，每个黑社会帮会都较前“壮大”了，打下以后为非作歹、遗祸社会的根基。
这是香港黑帮发展的重要一步。
烽烟乍起，黑帮聚首，纸扇梁棠出面，四眼球献计，抽签划地，旷世大焚掠，港在前，九在后。
除了1925 年省港大罢工时，黑社会组织乘机捣乱，企图浑水摸鱼之外，此后三十余年之中，也干下了两项滔天罪行，受害的各界市民，多至无法估计，财产物资的损失，犹甚于天灾横祸，说起来，实在天人共愤。
这两项灾害，一是1941 年冬，日军入侵香港，九龙半岛沦陷之前，黑社会狂徒四出烧杀劫掠，造成“兵灾未至，人祸先临”的悲惨局面；另一次则是1956 年的“双十大暴动”。事件中杀伤之多、焚掠之惨、波及之广、为害之大，为香港开埠以来所仅见。
1941 年12 月，日本军阀发动太平洋战争，新、马、泰、缅、印、菲及香港等地，均为日本在战争中的攻击目标。实际上自从1938 年广州陷入日军手中之后，香港居民便一直处于惊惶忧虑之中。谁都料到总有一日战争会降临头上，问题只是迟或早罢了。
这种忧虑，终于被1941 年12 月8 日早晨的炸弹声证实了。当天，日军除以空军轰炸启德机场、金钟兵房及太古船坞等地之外，陆军第三十八师团，亦以第二二八步兵联队为攻击前锋，在炮火掩护下，由深圳一带越过边境，向新界进攻；海军方面亦由第二舰队协同作战。于是，新界北部一下子便陷落于日军手中。9 日午后，便已攻至城门水塘附近，九龙市区虽有狮子山相隔，但密集的枪炮声已是清晰可闻了。
9 日下午，大约有五六十名大汉，聚集在钦州街一幢大楼的天台之上。
一名面带烟容，身材瘦削的中年男子站在肥皂箱之上，带着沙哑的声调，对着四周的人大声嘶叫：“各位手足，我们发财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所有日仔已打大埔，所有‘花腰’都跑到对江去了！我们要把握时机，即时出动。各堂口要齐心协力，互相支持，提防‘羊牯’们会反抗。至于是否划分地盘，或者来它个大兜乱，稍后各堂口的大佬再行商议。现在，哪一位阿哥阿叔，如有什么意见赶快提出，免得阻碍发财时间。。”。
发言者是“和安乐”的白纸扇梁棠，职业是“收买佬”。鸦片烟瘾特大，战前那段日子，每天消费也非抽六角钱不可。梁棠虽是鸡鸣狗盗之辈，但却粗通文墨，而且诡计多端，否则亦不会扎职为“白纸扇”了。
集会的五十多个人之中，有属于“和安乐”的，也有“和洪圣”、“和群英”、“和利和”及“和义勇”的。此外，广州沦陷后南移来港的“粤东”也有两个人参加。
梁棠的话声刚停，那群人便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有主张集中全力攻打银行的，有主张逐家逐户进行搜掠的，也有主张先行抢劫金铺及大公司的，意见纷坛，不一而足。最后，还是由“粤东”那两名“叔父”中的一个叫四眼球的，力排众议，讲述自己的“心得”。
原来四眼球在三年前广州沦陷时，也有洗劫西濠口和西关一带的经验。
他指出虽在兵荒马乱之中，对于财物，“羊牯”还是非常重视的。如果过于轻敌，或者力量过于分散，则会遇到强烈的反抗。接着，他便撩起左臂衣袖，显露出一处伤痕，据说是当年攻入西关一家大宅时，遭受宅中人反抗而被刺伤的“光荣战绩”。
众人听到四眼球这番“伟论”，便急忙请教，如何部署才能事半功倍。
于是，四眼球便以过来人的资格，贡献出一条“妙计”。
他认为进行“发财大计”时，不能把力量分散，最低限度要一百人为一股；同时，必须有足够的“架撑”（即武器），才能使“羊牯”们慑服。他又指出一个必须先行解决的问题，就是进行抢劫时，应该预先分配“地盘”，以免发生纠纷而自相残杀。众人认为四眼球的提议十分有理，便由各单位推举出一人，以抽签方式，分配抢掠地盘。结果，“和安乐”分得旺角区，即南由山东街起，北至界限街止的一带街道；“和洪圣”及“和群英”分得深水岗区，即由界限街到青山道尾（即今天联邦戏院附近）；“和利和”及“和勇义”则分得油麻地区，即南由佐敦道起，北至山东街止的一带街道。至于“粤东”，则因人手较少，自动不参加抽签，只要官涌附近地区，亦即介乎柯士甸道及佐敦道之间的几条街道。
地盘划分已毕，除马上按“和安乐”的梁棠规定，以白布缠绕左臂作为标志，又以“胜利”二字作为口号，以免碰头时发生误会。故而事后这些匪徒被人称为“胜利友”。
一切商议就绪，已是黄昏时分，新界方面传来的枪炮声渐趋沉寂，闻说日军已绕过大埔，正向九龙市前进。于是这群黑帮人物急忙四出联系，找寻帮中手足，准备大发战争财。
当时，每个堂口具体出动了多少人，今天说来，已是无足轻重之事，但据一名参与其事的“老行尊”许伯（隶属当时“和利和”组织，六十岁，曾在荃湾×联建筑公司地盘任看更）指出，他们“和利和”与“和义勇”两个堂口，共约出动二百五十人。首先在上海街找到两家刀剪店，破门而入，各自找寻适用的“架撑”如西瓜刀、牛肉刀及大薰刀等，然后分为五组，每组约五十人。声明单独发现财物，归个人所有，集体发现的则见者有份。事前也曾订明不伤人、不劫色，但在进行抢劫时，遇有反抗者则予斩杀，以免耽误大事；至于劫色方面，就他所知，考兰街、山东街、鼓油街、上海街等均有发生。在上海街近榕树头的某号四楼，三名匪徒轮奸一个年约十三岁的少女，引致被奸者跳楼自杀。
在12 月9、10 两日，各区警署人员虽然尚未撤往港岛，但已无人出动巡逻。当时上述各地区仅有油麻地、旺角、深水岗三间警署，而且已都把大门关上，连门口站岗人员也被撤消了。所以这群“胜利友”得以横行无忌。经过整个晚上的奸、杀、烧、掠，深水岗、旺角、油麻地三个地区，早已满目疮瘦，不成样子了。至于上海街的金铺集中地区，自然成为匪徒的最佳目标。由于战事突然爆发，事前毫无征兆，因此这些金铺也来不及疏散。其中的×盛金铺被劫时，东主拒绝交出金铺钥匙，因而被匪徒乱刀砍死，但死者身上仍然一无所有，于是将全体五名店员，逐一提出门外，盘问钥匙下落。这五名店伴实在不知东主将锁匙藏于何处，自然无法答复。匪徒们便一一将他们乱刀砍死。杀至最后一名时，那个年仅十八岁的少年，跪地哀求，说父母双亡，还有一位七十岁的祖母由他奉养，求免一死，但匪徒们已杀得性起，这名少年仍然难免“凌迟”之苦。至于其他商户、银行以至一般居民的损失，简直无可估计。敢于反抗的居民便纵火焚烧房屋，像接近泊麻地警署的数幢被烧楼宇，一直残留着，留给后人凭吊，直到近年才被拆除。
战后，1946 年出版的“香港年鉴”，说仅在“深水岗、旺头角及油麻地一带，匪徒乘机发动，大肆抢劫。殷商富户多被抢，损失惨重。。”，如此寥寥数十字，来形容这场沦陷前的浩劫，跟实际情形相比，简直是避重就轻了。
10 日早上，上述各区已被近千名黑色人物洗劫殆尽，便又向南（柯士甸道以南的尖沙咀地区）发展。在此之前，这个地区并没有被黑社会人物列入“行动区域”，原因是尖沙咀地区，多为外籍居民，匪徒还看不透这些外籍人士（战前的外籍人士，一向自视颇高，而一般中国人对他们也敬而远之），是否仍有反抗之力（例如有自卫枪械之类），故未敢贸然动手，这时，各区已被搜劫得一千二净，而九龙城区，亦已被潮帮的“福义兴”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