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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上文所提到的黑帮大汉奸林满，在战后畏罪潜逃，有人说逃到大陆，有人说逃到新西兰，有人说仍在香港，莫衷一是，不知所终。○港埠最大暴乱，天人共愤，震动中外。双十悬旗滋事，“十四Ｋ”居中，台湾调兵遣将，地下总部秘密运行，周恩来的严正声明：“人心思汉”乎？
在香港历史上，黑社会帮会作恶社会，可以说是小害不断，积小害为大害。直接引发社会急剧动荡的例子并不很多。1941 年的大劫掠可以说是一次，一十五年之后又一场空前绝后的大动乱正在酝酿，这是善良的中国人民所始料不及的。战后国民党政府由于贪污腐败，以接收为借口，到处罗织罪名，彻底搜刮，四大豪门和一些大官僚、大军阀，无不宦囊丰满，各个拥有天文数字的财富，而百姓们饱受失业、饥饿及通货膨胀之苦。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这个腐败的政权终于土崩瓦解，龟缩台湾。代之而起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政权，经过六年来的艰苦奋斗，终于使中国在各个方面开始改变局面。海外侨胞，初则徘徊观望，继而四海归心，对中共政府寄予殷切期望者日渐增加。在政治方面，香港是个最敏感、最复杂的地方，而此时国、共双方经过长年累月的冷战，也无形中使香港成为一个特殊地区。
在这种背景之下，终于发生了一场流血大骚动——1956 年由台湾特务一手策动的黑社会大暴乱。
自从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之后，每年的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亦即台湾国民党当局沿用至今的所谓“国庆”），都以补贴机票和食宿为诱饵，鼓动海外同胞赴台观光，以点缀门面；在港澳地区则对亲蒋社团补助聚餐费、花牌费，及印制大量青天白日旗，并通过这些“社团”四出张贴，以便让人观瞻，扩大反共宣传。事后又由亲蒋报刊，图文并用地宣传一番，一方面表示“人心思汉”；另方面则向在草山“韬光养晦”的蒋介石邀酬表功。
1956 年10 月8 日，李郑屋村徙置区的一个居民组织（由少数亲蒋人士把持）的重要人物吴×，从“港九各界庆祝双十国庆筹备委员会”处，带回大批青天白日旗及若干“庆祝补助费”之后，便立即吩咐十多名心腹，加紧布置。这十多个人之中，八名是“十四Ｋ”人马（包括事后被解送出境的肥佬林、大鼻登在内）；另外五名则为“和胜和”分子（包括事后被解送出境的大傻球）。这些人，都是在深水岗地区横行霸道、鱼肉市民的歹徒，而名义上却是上述那个居民组织的“委员”。
当时的徙置区，只有黄大仙、石峡尾和李郑屋村三处，每年的10 月10日，亲蒋人马都利用这三处地盘作为“重点区”，进行悬旗及张贴标语等政治活动。当天晚上，李郑屋村的每户居民，都收到十面纸旗。送旗上门的大汉，再三叮嘱，这些纸旗一定要悬挂或张贴于显眼之处。此外，还发给每户一元的浆糊费（当时一元货币仍是纸币，最大面额的硬币还是五角）。居民们都知道这些家伙是什么人物，也知道拒绝悬旗会得到什么后果。因为1955年的“双十节”，石峡尾的Ｒ113 座，就发生过因拒绝悬旗，全家四口都被来历不明的人打成重伤的事例。不过，旧式徙置区外墙面积有限，很难把十面纸旗全部张贴，居民们只有把这些旗粘在一根小绳上面，张挂于户内或窗门之上；有些则随便把一面纸旗贴在窗户或门上，敷衍了事。
9 日上午，那个派旗的家伙，再分头巡视一番，遇有拒绝悬旗或悬旗“过少”的便提出警告，上述的三个徙置区，还未到“双十”那天，便已出现“旗山旗海”的场面了。
9 日午间，那群家伙又在该村的Ａ、Ｂ及Ｇ各座重新布置，因为那几座楼字，都面对中心大道，“观瞻所击”，自然要“刻意求工”。他们一共出动了五十多名大汉，把所有面向街道的各层墙壁，都贴满了纸旗；此外，又把数不清的旗串，纵横交织地悬挂在座与座之间，每层的外墙，也贴上一个或多个用红纸剪成的“ ”字。这还不算，像“中华民国万岁”、“蒋总统万岁”、“反攻必胜、复国必成”等反动标语，也到处张贴，连地下的公共厕所、浴室全都贴满了。
10 日上午，港岛东区的一家戏院（现已拆卸），正在上演“香港文化教育界庆祝国庆大会”。十一时三十分左右，“大会”已接近尾声。司仪正领导与会人等高呼“蒋总统万岁”的口号，一名“纠察”突然仓惶地奔向前排，对一名五十多岁的大块头低声耳语，大块头也面露紧张之色，向邻座的人打个招呼，便立即离座，紧跟着那名“纠察”，跑到大堂外票房接听电话。只听得大块头频频在电话中嘱咐对方：“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绝不能让步，这与国家的面子相关。我会立刻向上级请示，你留在现场转知老吴一定要坚持下去，必要时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一小时内我会赶到现场。。好，就这样决定，回见！”
原来李郑屋村为了悬旗问题，滋事分子已和徙置事务处的职员硬碰上了！
事情的开始是这样的：上午九时刚过，徙置区一名姓李的职员，看到Ｇ座的公共墙壁，张贴着巨大的由红纸剪成的“ ”字，周围也挂满了由小绳悬系着的旗串，这跟徙置区管理条例是有抵触的。于是，便通知该座居民自动拆去。但谁也不敢理会这些事，而且亦很难认定是哪家哪户贴上去的。于是，该职员便亲自动手将“ ”及附近的纸旗（约为十面）拆去。起先，并无任何人干涉或反对，而姓李的职员巡视一番之后，便也返回设于Ａ座地下的办事处料理公务。这件事给那个“居民组织”知道了！十时三十分左右，一名绰号“猪肠粉”（“十四Ｋ”人马）的男子，纠集了三四十人，气势汹汹地包围办事处，高声喝问是谁撕毁了Ｇ座的“国旗”。办事处的职员便告诉他们，指出悬旗应在私人居住范围之内举行，绝不能在公共墙壁张贴或悬挂，而且曾通知附近单位自动拆除，可是无人理会，故而由办事处人员亲自动手，以免妨碍交通。
这番解释，“猪肠粉”那群人自然不会接受，反而再三追问是谁动手撕毁“国旗”，并以粗言秽语破口大骂，扬言不交出撕旗的“凶手”，便将办事处“夷为平地”。
当时，在徙置区办事处的职员，除出勤者外，留在办公室的尚有二十七名。但包围办事处的人愈来愈多，既有看热闹的，也有惟恐天下不乱的，亦有为“猪肠粉”那群人增援而来的。上午十一时左右，麇集者已超过六百人。办事处的职员眼见事态不同，便立即致电深水岗警署（当时石峡尾警署尚未成立），请求派出警员，维持秩序。
十一时十分，深水岗警署派出警员二十名，由督察一名率领，抵达现场。当他们发觉局势绝非目前人手所能控制时，便一面跟警署联系，另方面只能采取消极行动，严密保护徙置区办事处人员的安全，对于驱散人群，则力有不逮。
滋事分子眼见警察并未采取任何干预，胆子马上大了起来。便由“猪肠粉”提出条件，限徙置区在十五分钟内答复，否则采取行动。条件是：一、将撕去的“ ”标志及“国旗”重行张贴及悬挂，并加上蒋介石肖像；二、由办事处购买五百元爆竹（当时仍未禁止燃放爆竹），在撕旗地点燃放，作为认错；三、拆除“ ”及“国旗”的李姓职员要向蒋介石像行三鞠躬礼，以示道歉；四、在全港大小报刊登载撕旗道歉启事，限于次日（即11 日）见报。启事稿由滋事分子拟定，不得更改一字，并以“套红”刊出；五、对撕旗职员，予以纪律处分。
对于这样的苛刻条件，办事处自然无法答复。于是场面便如火山爆发前夕，异常紧张。
这些条件，是否是由“猪肠粉”提出的呢？当然不是。“猪肠粉”是“十四Ｋ”的“草鞋”，以前在北河街摆卖猪肠粉，因此获得这个绰号。这个人连西瓜大的字也认识不了几个，又怎会草拟“道歉启事”？不用说是由那个姓吴的“社会首长”在幕后操纵了。吴某此人，原来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专门负责海外工作）的外围人物。当他教唆“猪肠粉”提出条件之后，便吩咐马仔打电话向正在××戏院开会的梁报告，也就是上文提及的那名大块头。
梁××是“六组”驻港特务头目，以出版社副总编辑名义掩护身份。当天的“庆祝大会”，他是有资格坐上台作为“主席团”成员的。但由于“身份”问题，不敢在大庭广众前露面，故而坐在前排，装作来宾模样，看看这个“会”开得怎样，以便向台北方面打小报告。
当梁××获悉李郑屋村的情况之后，便马上离开戏院，立即赶赴现场，找吴某共商大计。这样局势又起了变化。
原来徒置区办事处的主任，眼看事态随时可能扩大，为了“息事宁人”，竟然答应了滋事分子的部分要求，愿意将“ ”及“国旗”重新张贴，及购买十元爆竹燃放；至于“道歉”及“处分”撕旗职员问题，则认为需请示上极，方能答复。
滋事分子一见官方让步，顿时气焰万丈。一口咬定必须完全接纳，不许讨价还价，否则立即采取行动。形势愈来愈紧，深水岗警署的“援兵”也赶到现场，为首的是一名副警司，受命全权处理此事；此外，九龙警察总部亦取消各级警务人员休假，准备应变（当时尚未有“蓝帽子”的机动部队）。躲在现场附近的梁××及吴×，在一家餐室设立了“临时指挥部”，手下马仔则往返奔走传递消息。当梁××获悉官方有让步之意，便立即指示滋事分子要为“国家”争一口气，所有条件绝不能打上折扣，如再拖延，便立即以暴力对付。于是，暴徒们便疯狂地涌入办事处，冲破警察人墙，见人便打。
117 负责现场指挥的副警司，只得吩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