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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台湾特务抵港亲自指挥暴徒队伍之后，进入北九龙地区的车辆，都要用钱购买一面纸旗，贴在车头之上，才可通行。这面纸旗的代价，起码是十元，如果车内人衣着较为漂亮，或者车辆较为名贵，则须付出较多代价。一辆由尖沙咀进入北九龙的私人车，由于车主佩戴着名贵金表，竟被歹徒勒索一千元；另一辆某空运公司的货车，也被勒索七百五十元，才给放行。有些车辆，由荔枝角道以至青山道这段地区，竟然被勒索十一次之多。
各种车辆除必须购买纸旗，始获暴徒放行之外，特务还发出一些“特别通行证”，给一些“同路人”及“特殊身份”的人。事后被发现的便有如下的两种：其一：“此车系我方报馆工作人员使用，所过之处，盼即放行，切勿骚扰，必要时应予协助。生君谕。”
其二：“此车中立，由本人负责管理，并已购国旗一帧，敬希各位留意，勿生意外是祷。C·C 中三青总。逸君留条。”
除来往车辆之外，整个北九龙区的商户，亦被暴徒进行勒索。他们分为数十组，向每条街道的商户、工厂拍门（虽在白天，但已无人开门营业），其中还有一两名穿着白衫蓝裙，作学生打扮的少女在内。商店开门后（不敢不开，否则将门砸烂，后果便严重了），他（她）们便会宣传一番，说这是一场反击香港左派的斗争。目前才刚开始，需要许多经费支持，故而请各界同胞捐助。在此种情形之下，商人自然不敢拒绝，否则抄家灭族也不稀奇。“捐助”数目最少为一百元，最多的竟有被勒索五千元的。像长沙湾道一家五金店，因为悬挂了一幅毛泽东像，便被勒索五千元，店东还被强迫在店门口罚跪半小时。
这些商户“献捐”之后，会获得一面注有暗码的纸旗，据说把它张贴于显眼处，以后便没有人敢来骚扰。南昌街一家杂货店被勒索三千元，由于现款不足，只得签发支票，而暴徒们也照收不误。一些无人应门的店铺不用说会被破门而入，寸草不留了。
下午三时左右，大角咀华×国货公司因无人应门，被歹徒破门而入，除将货物全部掠去之外，所有设备，也被全部打烂，最后还要纵火焚烧。幸而消防车及时赶到，否则该处附近许多木屋会被株连，弄出一场冲天火灾。与此同时，香岛中学、嘉顿公司再次被围攻。幸而职工们誓死坚守井致电警方求助，几经艰苦等待，警察才栅栅来迟，暴徒畏惧催泪弹，这才一哄而散；在荃湾，由代号“孙君”的军统特务率领的“十四K”、“和胜和”、“和安乐”等黑社会人物组成的“突击大队”，人数逾千，配合宝×纱厂的一批亲蒋工人，疯狂地向各工会及工人医疗所进攻。宝×纱厂门前，有二十名穿着白衫黑裙的女学生（据闻是××岭中学的），手持政治性标语，高唱反攻大陆歌曲，替暴徒们打气。纱厂资方恐事件闹僵，只得出面周旋。暴徒群中一名中年男子自称代表“突击大队”全权处理此事，并开出条件：一、左派工人全部交出；二、立即悬挂青天白日旗及蒋总统肖像；三、赔偿损失三万六千元。厂方认为第一项无法答允，二、三两项则可以照办。该名男子佯做应允，等厂方悬挂旗帜及交出巨款之后，便指挥暴徒一涌而入，揪出若干左派职工毒打，有些人被打至重伤，无法动弹，而暴徒们则在旁拍掌称快。除宝×纱厂外，南×纱厂及东×酱油厂，均受到同样勒索。至于荃湾闹市所有商户，亦遭地毡式的劫掠，极少幸免。
与此同时，九龙市区亦正演出一幕轰动中外的惨剧，瑞士共和国驻港领事馆的副领事兼参赞及其夫人，竟被暴徒纵火焚车，司机当场惨死；参赞夫妇亦受重伤，入院后的第三天（十三日），参赞夫人重伤不治，枉死异乡。事情是这样的：下午四时左右，一辆的士载着瑞士驻港副领事埃士德夫妇，由九龙前往新界。的士驶至大埔道时，被暴徒包围，喝问有无“通行证”。的士司机表示未曾购买，但愿意交出十元作购旗费用，暴徒们认为有心抗拒，便展开疯狂袭击。首先将车辆推翻，然后泼上火水（每群暴徒之中，必有三数名携带电油或火水，以便随时放火），纵火焚烧。由于车辆翻到，朝天的一面又关上保险掣，故而车内三人无法爬出。车后厢的埃士德先生以英语大叫：“我不是英国人，我们是瑞士外交人员。。”可能在场的暴徒无人懂得英语，埃士德先生呼叫，不但无人理会，反而给加一罐火水。附近的一名店员见状，急忙致电“九九九”。当灭火车及救伤车赶抵现场，把余火扑灭，将车内三人送往医院时，司机已被证实毙命；埃士德夫人也在十三日不治死去，而埃士德先生则须长期留医，并不得不施行植皮手术，始能出院。
暴徒们如此猖獗，连外交官也遭此无妄之灾，那么香港的警察都跑到哪里去了呢？
如果说警方坐视发展，则有点言过其实。正确说来，应该是力有未逮。
当时整个警察部门还不足六千人，除了留下部分在港岛担任警戒之外（港岛方面的黑社会组织，也曾于湾仔地区密谋蠢动，幸为警方及时镇压，无法得逞），九龙方面，尚需派出若干人，专门保护各大银行、政府机关及尖沙咀地区；而各区警署，亦有可能被暴徒攻击，自然不敢上演“空城计”。因此，能够抽调出来使用的力量，实在不多，很难应付这场暴乱。虽然尽了一定努力，也只能够在暴徒集结的地区，放射催泪弹加以驱散。这种被动和消极的做法，显然无法应付暴徒们的“游击战术”。因此，警队和消防局人员，除了东奔西走，疲于奔命之外，只有瞪着眼让局势恶化下去。
至于暴徒方面，据事后参与此事的×根（“和胜义”人马）透露，除了乘机滋事的少数不法分子之外，单是各个黑社会堂口出动的人数，竟有三万之多。当“总部”设在长沙湾球场时，负责联系及传递命令的车辆（包括私人车、电单车及单车）便超过五百辆（当然以单车为最多）；由“十四K”头头陈×英、齐×文陪同巡视的台湾特务，亦经常亲临“前线”，指挥暴徒们转移进退。警方防暴队尚未抵达现场，该处的暴徒早已“转进”到另一地区去了。警方的队伍，始终无法捕捉暴徒的主力，在顾此失彼的情形下，无法不处于下风。
在台北，10 月11 日的大小报章，一律以重要篇幅，报道此次暴乱事件；不过，在他们的笔下，暴徒却变成“护旗英雄”，而暴乱事件的扩展，也被描述成为香港政府偏袒撕旗者而激起的“民变”。此外，一张“党报”还以挑拨语气，鼓励暴徒破釜沉舟，为“护旗”而战斗到底，替“国家”保持尊严，至于特务专程来港指挥暴乱一事，自然讳莫如深，好像这场杀人放火的罪行，完全跟台北沾不上边，纯粹是九龙居民“自发性”的“爱国”行动。10 月11 日一天，九龙半岛除了尖沙咀地区之外，饶杀劫掠已发展至油麻地、九龙城、土瓜湾等地区。佐敦道以北，几乎没有半寸干净的地方。据警方接获的资料，工会、学校、工厂、商店被洗劫或焚烧的不下三百家之多。死伤人数初步估计，截止11 日下午五时止，已超过三百人；单是嘉顿公司对面的回旋处（即大埔道、青山道及钦州街的交叉点），便伏尸四十余具；荃湾地区被暴徒杀害或重伤至死的，也超过二十名。
下午三时，港府召开高层紧急会议。由于暴乱仍然不断扩张，警方亦无法遏止，其严重程度，已出乎与会人的意料之外。结果，署理港督戴维德决定颁布戒严令，及调派英军进入市区，维持秩序。
戒严令于11 日晚上八时，由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联同播出（当时商业电台还未成立，电视台更不必说了）。护督戴维德亲自广播，向市民表示决心弹压此次暴乱。整个九龙半岛由11 日晚上七点半起，至翌（12）日上午十时止，实施宵禁，所有居民必须留在家中，一切交通工具包括公共巴士及渡海小轮，均于晚上七时半钟停止行驶，并规定不准人群在街道集结，违反戒严令者，军警受权开枪射击。恰巧该年10 月12 日，是阴历重阳节。由于戒严令的影响，连前往新界扫墓也在禁止之列；港岛方面，虽未实施戒严，但因禁止人群集结，故而市民乘坐缆车登高的节目，也只有取消了。
实际上由11 日凌晨起，这场暴乱已演变成为台湾特务与香港政府的间接斗争，两方面指挥之下的暴徒及军警开始作直接正面冲突。戒严令虽已颁布，但暴徒们并非各自为战的乌合之众，而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指挥系统的队伍。在宣布戒严之后的二十分钟，长沙湾球场的“临时指挥部”便已撤走了，作为“指挥部”象征的那面“帅旗”也不见了，附近居民还看到一幕“下旗典礼”。百余名臂缠白布的大汉，和约三十名白衫黑裙的少女，在青天白日旗降下时，环绕周围大唱其：“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
据参与这场暴乱者事后透露，“指挥部”于11 日下午六时四十分，已由长沙湾球场移至下葵涌的一处民居。从那时起，来自台北的五名特务，有三名已不再露面，仅留下“孙君”和“生君”，分别负责当天晚上进攻九龙城区和荃湾区两处的指挥工作。戒严令颁布后，形势似乎稍为平静，实际上却在深水岗地区以外掀起了另一个高潮。
当时的戒严令，宵禁范围虽然包括了整个九龙及新界，实际上警方的主力仍然放在深水岗区，调入的英军在旺角、油麻地、尖沙咀、红矗⑼凉贤宓鹊匮猜撸识舾傻厍汲晌婵栈虬胝婵兆刺＠缙舻禄≈撂拥乐洌谎芈砺费猜撸杂诰帕琼嗡闹芙值廊缌诘馈⒊悄系馈⑹ㄗ邮馈⒀们暗馈⒀们拔У兰岸反宓赖龋蚋疚奕死砘帷７送降南⑹至橥ǎ�11 日午夜，数百名匪徒有如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