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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上“毛诗”（利是）一对，数目的零头必须系六数。如一元六角、三元六角、六元六角、十元零六角等（香港黑社会组织，仍然沿用中国大陆“洪门”传统，忌“四”、“七”两个数字）。收“门生”的“大佬”，亦例将“毛诗”的半数，呈缴堂口作为基金。上述数目，自然系指战前币值，时至今日，已经是“无事三十六，有事三百六”了。
战后的黑社会组织并没有完全严格执行这一规条。除“和安乐”，“福义兴”较为健全的单位，仍然留有“海底”之外，其他的连本身会员人数多少，也弄不清楚。1956 年黑社会大骚乱之后，由于警方的追查，相信任何黑组织单位，也没有“海底”的存在。
这是“质”的不如。至于“态”的方面，战前的黑社会人物，绝大多数都能做到“打死不报官，刑死不招供；‘公司’有令谕，誓死要服从”的“诫条”。但战后的黑社会人物部分被警方利用作为线人，而且，共同作案时，其中一人被捕，往往也在严刑之下，供出在逃同党。此外，除了少部分“大哥头”，拥有经常可资驱策的“马仔”之外，“堂口”首脑人物能够下达“全体动员令”的，已是绝无仅有。“卒馆”及“揸数”已是徒有虚名，约束力几乎一丁点也没有了，这也是“态”的不如。
在上述时期之内，“警”、“黑”勾结也变了质。在战前， 上文说过若干华人探长上任之初，照例必然拜候该区有头有脸的黑社会人物，但战后则截然不同。警、黑之间虽然仍有勾结，但却变成奴与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在“体制”上，也由“专诚拜访”而变成“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了。法庭审讯贪官污吏时，经常听到有“收租佬”这类人物，社会上有这种“特殊阶级”，亦是由那段时期产生的。
战后初期的“收租佬”，远不如今天那么“显赫”。前者只是在猛兽牙缝中，乞取残羹剩饭的可怜虫；而今天的“收租佬”，如“沙皮狗”、“猪油仔”兄弟，财富超过千万，像“东云阁”那样规模的夜总会，只不过是他们“芸芸事业”中的一环。这当然是时代有所不同，亦说明警黑两方的勾结，也是跟着时代“进步”的。
1949 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完成强渡长江的准备，南京、上海指日可下，而华南两广地区，亦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军统”头头毛人凤，为了最后挣扎，便布下棋子，以便“卷土重来”，于是密令第二处加紧联系两广各地洪门组织，希望能够加以利用。
抢盘夺地，结怨“和胜和”，余洪仔怒索毛诗，引来金牌杀手，“十四K”巨头命途难卜。
余洪，又名余洪仔，虽非“十四K”在穗时代内外八堂的“棠主”，也是追随香主葛肇煌“避难来港”的基本人马之一。五十年代初期，便在香港石硖尾一带招收“门生”，独树一帜。干过的“好事”有字花档、剐死牛、偷、抢及包庇深水岗区的下级妓女等。1955 年曾在福华村木屋（今已拆除）贩卖海洛因，但被“和胜和”人物认为是侵占地盘，合力将其驱逐。余洪当时羽毛未丰，只有忍气吞声，悄然离去。背后却声言即将培植势力，把“胜和仔”赶尽杀绝，誓报此仇。
世事天心两难测，余洪仔的“大仇”，料不到已永无报复之日。原因是一年之后，便发生轰动中外的黑社会所谓“双十大暴动”，而余洪亦因此事而被警方驱逐出境了。
此人在黑社会大暴动中，被台湾派来指挥的特务，编入“第四行动组”，归化名为“仙君”的特务指挥。参与抢掠青山道中建公司、嘉顿公司及围攻香岛中学等罪行。被警方拘捕时，他仍与同党十多人计划抢劫长沙湾道某银行。当警队掩至时，十多人拚命突围，且有从三楼跳落到街道中而逃走者。余洪及同党二人被拘捕，囚于漆咸营数月之久，然后驱逐。他原拟选择赴台，不料台湾方面拒发入境证，理由是他有很大的黑帮背景，于是只好转而选择来澳。
抵达澳门后，他起初也和其他被驱逐的黑社会人物一样，一筹莫展。但在此之后，他使用多种手段继续在黑道上发展。如他曾设下色情陷阶，大大的敲了某宗教人士一笔，便买车买楼，广收徒众。以至于后来出则趾高气扬，入则前呼后拥，成为“十四K”“毅”字辈的大阿哥。
澳门一地，除了黑社会组织之外，还有一种介乎“黑”、“白”两道之间的所谓”地方势力”。余洪在某种场合之中，跟上述的那种人物梁某发生口角，本属鸡毛蒜皮小事。但余洪当时认为自己的江湖地位，如日中天，门下十大弟子，全是胆正命平之辈，同时还可纠集“毅”字辈大批人马，随时为他卖命。这时被梁某顶撞，觉得“有失威仪”，也影响他今后在江湖上的声誉，于是密谋报复。
当查知对方是“八区仔”时，余洪有点犹豫了。他深知对方是一个有财有势，团结力很强，甚至有官方人物参与其中的“地方势力”，便想趁风驶帆，就此罢手。但他的妻子×氏，见识浅薄，出身拦阻。余洪成为大阿哥后，她早就被一班手足大嫂前、大嫂后的叫昏了头脑。这次丈夫被辱，如果吞气忍声，莫说丈夫的“声威”受挫，自己做“大嫂”的也会面目无光。于是竭力怂恿余洪采取行动。再加上门下几名爱好惹事生非的弟子，声言非显露点颜色不可。在此种情形之下，便不得不跟“八区仔”硬干一场了。
首先，余洪将十大弟子分为五组，每组又拥有“毅”字辈的马仔十名八名，出没于“八区仔”惯常聚集的场所，不分青红皂白，见人便打。至于跟他正面冲突的梁某就更不消说了，竟然一天之内被殴三次，逼得躲入医院避难。在猝不及防之下，“八区仔”果然被“毅”字堆人马打得鸡飞狗走。荷兰围及沙梨头的两户人家，且被破门而入；打人之外，还将房内家具杂物，砸个稀巴烂。被打的人自然事后向警方报案，但当时澳门的警察，十分无能，殖民地的作风，导致这些巡警老爷普遍存有“勤出粮、懒做事”的思想。借口调查，便把事情搁下不管，使“八区仔”人马有冤无路诉。如此这样三天过去了，“八区仔”被打的人愈来愈多，甚至连三尺小童，也难避免。肇事的梁某被逼得无奈，只好先请出两位颇有体面的黑帮叔父出面调停，约对方在皇宫酒家“讲数”。届时，余洪夫妇偕同一干马仔，以“胜利者”姿态昂然抵达酒家，梁某及几名“八区仔”早已恭候多时；作为“鲁仲连”的两位叔父（并不吏属“十四K”），自然也依时列席。梁某首先向余洪斟茶道歉，两位和事老也笑脸相陪，认为大家都是在澳门栖身谋食，朝夕相见，何必因小事而翻脸成仇？再说，对方也被打得七零八落了，洪哥也应得饶人之处且饶人，一切到此为止，杯酒释嫌，重修和好了。照说，任何稍具头脑的江湖人物，到此也应趁好收场了。不断余洪等人是有备而来，倘若对方不接纳“投降条件”，则绝不罢休。这一来，事情便成僵局了。余洪提出的条件颇为“简单”，除要梁某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其夫妇下跪斟茶认错之外，还需付出“毛诗”一封，数目为三万六千元，作为奖赏弟兄之用。一经提出，不但梁某瞠目结舌，连列席的两名叔父，亦不禁大为不悦，认为绝对是无理要求。事态既成僵局，两位“鲁仲连”甩袖告退，不再理会此事。而余洪在行前竟大声疾呼，声称今后继续打杀，直到所有“八区仔”全部下跪叩头为止，说完便率众扬长离去。上文曾经说过，“八区仔”是个有财有势的集团，且还有官府力量参与其间。此次梁某委曲求全，斟茶道歉，无非是集团中老成持重之辈，认为“瓷器”不必跟“缸瓦”硬碰而已，并非无反抗能力。谈判结果一经传开，全部八区人物不禁哗然，便如集大会，准备强硬对付。会议中大家观点各异，有人认为用银弹政策，招聘另一帮黑人物，跟余洪一伙拚个生死；有人认为出动官府力量，给余洪等人一个下马威，拘入衙门，毒打一顿。一时意见纷纷，未能取得一致。最后由一名被分认为有深谋远虑的×叔，力排众议。认为上述两种办法，都要花一笔钱，但却难以收“治本”之效。故而必须寻求一项彻底解决办法，免却日后麻烦；他又指出对方一伙，唯余洪马首是瞻。余洪在，此事断难了结；余洪不在，对方便因无蛇头而不行，再没有惹事生非的力量。因此，他建议前往香港聘请金牌杀手，将余洪送上奠台。捕杀此人之后，再出动官府力量，弹压余党，这才是彻底的“治本”办法。此语一出，全体赞成，并即席筹款，作为聘请杀手之用。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捕杀余洪之后，必须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否则澳门警方将难以下台。但如果杀手完成任务之后，便及时离去，自不会承担此罪，可见，如果没有挺身认罪的人，则这个计划也很难实行。引起此次争端的梁某，此时便挺身而出，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事情因他而起，自然应由一己承担，只要有人代为照顾家属生活便成。他又认为即使十年八载牢狱生涯换来恶魔一条性命，并不十分吃亏。于是，问题便全部解决了。
余洪那伙人狂够了，每天还照样派出打手，到处打“八区仔”的晦气，有如当年胡惠乾专打机坊一样。那天午后，余洪夫妇偕同两名手下，正在某酒楼吃喝完毕，驾驶自用车返回司打口寓所。刚出车内，强有力的袭击便来自四面八方。五名彪形大汉，以磨尖的水喉铁作武器，疯狂围攻。余妻跟两名手下，连呼救的机会也没有，便已倒卧于血泊之中。
当然杀手们要的是余洪的命，对受伤的二男一女不再理会，其中一名杀手，狞笑地对着惊至面无人色的余洪道：“你要所有八区仔向你低头下跪，恐怕今生今世都办不到了！你到五殿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