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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建设协会”发起宣言和章程多份。宣告上列名的发起人，有洪门头子向松坡、青帮头子杜月笙以及军统骨干徐慰冰等十人。显然，这个所谓新建会，实是军统的一个外围机构。
1946 年底和1947 年初，军统陆续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在蒋管区设立新建会各省分会的筹备处。华南方面，在1947 年，军统派张辅邦任新建广东分会筹备处书记，钟可庄为广西分会筹备处书记。张荔浦是广东肇庆人，黄埔四期学生，曾在军统组织的“忠义救国军”内工作过，他虽然参加过洪门，可是与香港的洪门组织毫无渊源。港英政府虽然一面承认洪门在香港存在，但一面又严禁洪门在香港公开活动。张荔浦知道他无法在香港建立新建分会，索性不到香港，只游荡来往于广州肇庆间。钟可庄是广西人，曾做过军统广西站站长。他受派后，在桂林新树起新建会广西分会筹备处的招牌，但遭到广西当局黄旭初的抵制，使他无法活动。张辅邦是广东大埔人，黄埔三期学生，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复兴社、军统的骨干。曾经短期做过蒋军师长，和罗卓英同乡。他受派后，兴冲冲地跑到广州，请求罗卓英支持，罗也答应。他凭借罗卓英势力，用极低的租金，向广州“敌伪产管理局”租得广州市桨栏路一座四层楼大洋房，将下面三层以高额租金租给商人开设“凯旋酒家”，四楼留作分会筹备处办公之用，另外又与一位军统骨干林郁民合办一个商营的“风行广播电台”；同时还在中山县买下近千亩沙田，转佃给别人，他做“二路地主”。在这方面，他获利不少，表面上他说是拿来补充分会经费，实则放进他的私囊。张辅邦虽然得到省主席罗卓英的支持，可是他的分会工作无进展，原因是他与广东帮会没有渊源，首先是葛肇煌不肯合作。
那时（1947—1948）广东的主要帮会组织，只有葛肇煌的洪门忠义会和骆天一主持的五对山仁文堂在广州的一个分堂（此时，熊社曦、何崇校领导的洪门大洪山，仅在广东境内钦县和小董建立分堂），但葛肇煌对张辅邦始终不合作。新建会是军统发起和支持的，葛肇煌是军统分子，但他不肯对新建会捧场，不以他领导的洪门组织参加新建会，似乎奇怪。其实这是反共派别内部互相勾心斗角的常有之事。1945 年5 月间，一次葛肇煌和何崇校闲谈，他曾向何说：“我可以对你老实坦白地说，我是不准备将忠义会加入新建会的。忠义会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军统）局本部对它未曾有过什么帮助，这几年为了搞忠义会，局本部还曾想将我查办，广东当局也曾经想将我扣留，是得到你们几位朋友的帮助，才替我解围，这与军统局无关。如果我将忠义会加入新建会，他们就会插手进来，可能还会在忠义会内将我排挤掉，我没有这样笨。忠义会不是军统属下的一个组织，军统不能对它直接发号施令，何况新建会对军统局又是相隔一层，所以我对张辅邦只能敷衍。”葛这些话，的确是肺腑之言，何崇校表示赞同。何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在广西搞的‘大洪山’，我也不想让它加入新建会。何况新建会的总会，现在暂不能成立，我们至少要看看风头，待新建会总会成立后，我们再作考虑。”何崇校又说：“忠义会和大洪山都是洪门组织，洪门已存在几百年了，而军统只是现在政府的一个机关，性质根本不同。洪门和军统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何况我们虽然是洪门组织的一个头人，但忠义会和大洪山毕竟不是我们个人的。如果我们把它们完全交给军统属下的新建会控制，这是违背洪门传统的。”
葛肇煌认为何崇校说得极是，当时葛、何二人都想利用军统来掩护他们的洪门组织，却又不愿让军统来控制忠义会和大洪山，而是想把忠义会和大洪山作为自己的私人工具，作为自己的资本。
新建会广东分会筹备处得不到忠义会的支持，肯定不能有所发展，当时在广州的帮会组织，仅有五圣仁文堂下的骆天一分堂和张辅邦稍有接近。骆天一对张的筹备处表示支持，其实也只是想借重张辅邦和葛肇煌对抗。骆天一与人合资在广州上九路开了一家“式式酒家”，他的住宅和分堂便在酒家的后边。分堂人数不多，有些是广州法院和广州宪兵团人员以及广州一些不良法官。自葛肇煌在广州组建忠义会后，由于葛野心勃勃，一心想控制广东境内所有的洪门组织，排斥其他洪门组织在广州活动，除了何崇校与他有密切关系，听任何的大洪山在广州活动外，对其他洪门组织尽力压迫打击。骆天一也深受其威压，因而心中极为不满。骆天一曾发牢骚说：“人家（指葛肇煌）有力量，我只好退让啦！”骆想借助张辅邦的新建会分会来与葛肇煌斗争，可是张辅邦不是洪门中人，新建会广东分会后来也没有正式成立，他对葛始终无可奈何。1949 年10 月广州解放，骆天一只身逃亡澳门，他在广州的分堂也就瓦解了。
战尘旋至，兴风揽势，“行政院长”感佩有加，大小帮主麇集洪堂，第一帮主邀功请赏，阴风八面。
进入1949 年，蒋介石政权的支柱——国民党的军队在三大战役中被打得大败。蒋介石的本钱已快输光，他只好引退，让李宗仁上台。此时，在未解放的地区的反动派和反动分子，可以说是“人心惶惶”。他们中大致有三种思想状况：一种是准备顽抗到底，一种是准备逃亡，一种是“听天由命”。当时在广东的帮会头子的思想状况，大致也是如此。
葛肇煌是属于第一类型，他对人民的革命巨浪准备顽抗到底。为了顽抗，他认为必须增强他的力量，增大他的本钱。忠义会便是葛肇煌的本钱。葛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洪门就系我的本钱。”他要求扩大他的忠义会的力量和影响。在1949 年之前，葛肇煌还未曾想要利用忠义会来作为他进行政治活动、政治斗争的工具，到了1949 年，形势的发展，他决心将忠义会作为他的政治本钱了。
首先，葛肇煌是想造成他在广州的“名声”，但忠义会毕竟只是一个秘密组织。它在广州活动，除了黑社会中的人或留心黑社会情况的人，知道有一个洪门忠义会之外，社会上一般人还是不知道。碰巧这时大洪山在广州建立一个“格字号”分堂，举行了半公开的开堂仪式。葛肇煌受此启发，也如法炮制一番。
大洪山是洪门中属于哥佬会这一派的一个组织。它是清朝光绪年间由一个湖北襄阳人李肖白建立起来的，它的分支散布在湖北、湖南一带。到1947年4 月，由熊社曦、何崇校在广西南宁将它复办，他两人分任正副山主。大洪山在南宁复办后，很快就在广西、云南、贵州一些地方蔓延开来。到1949年之初，有一个在广西参加大洪山、名李日全的人，几次向何崇校请求准许他在广州建立一个大洪山分堂。后来何崇校同意了，将这个分堂定名为“格字号”，择定3 月29 日，借用大德路海军联谊社为他们举行开堂仪式。那时大洪山正山主熊社曦尚在他地，何在广州以副山主身份主持仪式。开堂前，按照洪门惯例分发请柬给其他洪门组织和少数熟人，请他们来观礼。那天到场的有四百多人。过去在广州的洪门举行香堂（三合会称为“做戏”）都是暗中举行，也曾有过四五百人参加香堂的。“格字号”的开堂仪式，是按照哥佬会的传统仪式，这比三合会的传统仪式更庄重、更夸张。这次“格字号”开堂仪式的隆重，可以说是广州洪门史上空前的。那天忠义会方面，葛肇煌带了梁达章等六七个骨干到场，还带了当时广州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处长同来，葛对那天的仪式极感兴趣，从而产生又羡慕又不服气的思想，这对于以后他的活动，有一定的影响。
“格字号”的开堂仪式，足足举行了三个多钟头。仪式举行后，在海军联谊大礼堂摆了几十桌酒席，举行庆贺宴会。因为距开宴的时间尚早，葛肇煌带了他的人到附近一家茶室休息。他对梁达章等人说：“老何这样大搞，他们的仪式比我们的盛大隆重，值得我们学习，者何还请了一些外宾，这是一种很好的宣传，以后我们就要抓抓宣传。”不久后，葛肇煌利用庆贺陈近南诞辰纪念的机会，在广州为忠义堂举行更盛大的传斗授旗仪式，大概就是受大洪山“格字号”开堂仪式的影响。
接着，葛肇煌为忠义会大做宣传，办了好几件事以扩大名声。
首先，拉拢反动文人李焰生为他和忠义会宣传。李是广东合埔人，30 年代参加改组派，是追随汪精卫、陈公博的反动政客、反动文人。1948 年，李焰生在广州办了一个《小广州人报》，是一个小型三日刊。主要刊载一些低级趣味的文章和小道新闻，迎合当时一般小市民的兴趣，是广州当时最有销路的一份小报。1949 年，葛肇煌和李勾搭上。葛也懂得报纸的重要，就利用李替他宣传，在李所办的小报上，不时出现葛肇煌的名字，李也利用葛的黑社会势力，给他撑腰，他们互相利用。1949 年10 月，广州解放，《小广州人报》停刊，李本人逃往香港。李逃到香港后不久，又在香港《自然报》任总编辑，仍继续与葛勾结，扩大了葛在香港黑社会中的知名度，为他的组织在香港的立足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接着，葛又利用“爱国艺人”关德兴，为忠义会宣传。关德兴为粤剧演员，是较有名的粤剧小武生。关曾去过美国演戏。抗日战争开始后，关在美国和香港等地，做过一些义演筹款，作救济难民费用。香港沦陷，关转入内地，也多次举行义演，曾博得“爱国艺人”的名声。抗日战争胜利后，关回到广州，经常来往于广州香港间，在香港主演过一些武侠影片。从前的粤剧演员，有不少是与洪门有联系或已参加了洪门的。关在美国时，就已与当地洪门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