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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城市———译者注）的郊区的企图。日本从旧到新的转变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对于美国的安全和幸福，这一转变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将突飞猛进地继续下去。因此，我们美国人至少应该对日本人有所认识，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日本人，只要太平洋不干枯，日本人就和我们比邻。
第八部分：印度 人和自然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日本帝国（图）3
同中国的历史相比，日本的历史并不悠久。中国的编年史能上溯至公元前2637年（大约是奇阿普斯大金字塔的建造时代），而日本最古老的编年史还是从公元400年开始的。在那个时候，现在所说的日本大和民族就出现了。其实，严格说来，并不存在“大和民族”，日本人和英国人一样也是一个混合民族。阿伊努人是日本列岛最早的居民，由于来自中国南部和马来半岛、中国中部、满洲和朝鲜的人的三次连续入侵，把阿伊努人逐渐驱赶到了比较偏远的北部岛屿。所以，日本最初的文明其实就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日本人从中国人那里学来了一切。 后来，日本仿效中国，允许传播佛教，这时，两国关系就更为紧密了。当旧教义被一种新教义所取代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新教义不可避免地要受旧教义的影响。对所有传教士来说，不论他传播的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或佛教，都应懂得这个内在的规律。 公元6世纪，第一位中国佛教高僧进入了日本。他发现日本有一种本土宗教体系，也可以说是一种与日本人的需要很适合的宗教体系。这种本土宗教叫“神道教”，来源于神道一词，相当于美国人所说的“神圣之路”。与亚洲普遍流行的鬼神崇拜相比，神道教是比较高雅的一种宗教。它认为世界是一种摧毁不了的力量，教导人为自己对这个世界所作所为负责，因为不管这个结果多么微渺，它都是永恒存在。日本现代宗教就是佛教和神道教的混合产物。首先，神道教极力强调个人对整个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日本人（不一定非是孤僻的人）具有一种信念，一种非常真挚又根深蒂固的信念：每个人对祖国都肩负有一种非常明确的责任。神道教还强调尊敬祖先。但日本人的这种尊敬，并未像中国人那样发展到了荒唐不可收拾的地步。偌大的一个中国被变成了一所巨大的坟墓———死人统治着活人，坟地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而这土地本来是用于种植庄稼，养活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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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文明同中国华明之间一直未出现巨大的分歧，直至16世纪晚期，日本国内诸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对待天皇的态度还不如神圣罗马帝国的骑士对皇帝的尊重。各派势力在经过一段看不到尽头的争吵和战争之后，政府终于被一个铁腕人物控制了。 在遥远的欧洲，800年前，古法兰克国王的总管把自己的主子推进了寺院，而自己行使国家统治权。由于这些总管比他们的主子更精于统治之道，因此无人提出异议。日本人民受够了将近四百年的内战，只要能获得安宁，他们并不关心谁来充当统治者。因而，当帝国的总管、富有且颇具影响力的德川家族的头面人物成为了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时，日本人并不反对，也不站出来捍卫正统的天皇。这位日本大总管声称天皇是地球上的某种神灵，是所有日本人的精神之父，但天皇又是那么遥远，那么神秘，那么完美，就像西藏的喇嘛一样，所以他的真面目永远不能在他的臣民面前显露。 这种统治格局几乎维持了整整200年。国家的统治者是居住东京的幕府将军（就是对众所周知的那些统治者们的称呼，相当于美国人的“总司令或最高总司令”），而天皇寂处京都的深宫殿，在豪华的屏风后面，消磨光阴，打发自己的日子。幕府统治时代，日本建立了严格的封建制度，而且，为了完善这一新制度的细节，日本花费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在造就日本人民的性格方面，这一制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甚至直至今日，日本已开展了近八十年的工业化，但在本质上，日本人仍然是封建主义者。在考虑问题的角度上，他们同欧美竞争者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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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后，日本统治者明确地把社会划分为三个社会集团，最高层是“大名”，由封建贵族成员组成，他们就是大地主；第二阶层是武士，是有继承权的斗士，相当于欧洲中世纪时代的骑士；其余的人都属于第三等级，即平民。 这是一个并不理想的制度，但历史是令人信服的。对政府的任何理论，广大老百姓从未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这就是历史让我们信服的事实。这个政府行吗？能把安宁与和平给我吗？能确保我的劳动果实归属于我，不会被他人合法地夺走吗？ 这些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在两百多年的岁月里，这个制度运行得一直很好。日本的政治首脑是幕府将军，被视为国家的精神领袖并加以崇拜的是日本天皇。“身处高位应不负众望”，这是大名和武士不得不坚守的一条非常严厉的信念。假如行事违背了宣誓的誓言，就得在最庄严的切腹仪式中剖腹自杀。 那时日本就开始了有点过分拥挤的局面，人们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在兴趣和爱好上，他们一般不会有太多的奢望，而是很有节制，很为俭朴。大自然似乎也是一个忠诚的朋友，黑潮（墨西哥湾暖流的支流，即日本暖流）从荷属东印度北赤道地区发源，先流经菲律宾和日本，后又横渡太平洋，赐福美国西海岸，日本的气候因这股暖流而温和适中。同时，另一条狭窄的冷水带（即北冰洋寒流———译者注）正好从日本东海岸不远处流过，致使日本的气候又没有加利福尼亚那么温暖潮湿。不过，纵然如此，日本的气候还是比中国大陆强得多。 因为迷失了方向，葡萄牙航海家门登斯·平托就登上了日本群岛，之后，一切发展似乎都顺乎自然了。日本原来的历史进程因葡萄牙航海家门登斯·平托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因为葡萄牙人不仅对遥远的国家作拜访，同他们开展贸易，还把宗教信仰带到了这些国家。 葡萄牙基督教的总部设在印度的果阿和中国的澳门。最初，葡萄牙传教士在日本得到了很好的礼遇，幕府当局给他们提供了一切方便和机会，让他们宣扬基督教义较之于长期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日本宗教的优越之处。葡萄牙传教士到处布道，皈依的日本人也有许多。后来，一些从属于西班牙的菲律宾群岛的传教团也进入了日本，同样也受到了欢迎。但是，陪伴这些传教士前来的人并不太神圣，而且他们一律身着铠甲，手持奇形怪状的铁棍，铁棍能射出沉重的铅弹，能同时把三名日本普通士兵穿透。当幕府将军发现了这一点时，对这些外国传教士的存在，他们感到不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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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当时所发生的那些痛苦事件的观点和看法，美国人直至最近半个世纪才开始有所理解。日本人因这些事件而背上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名声，这和美国人从其他方面的资料所获得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幕府将军是因为害怕，而不是突然开始讨厌西方人，才决定禁止基督教传教士在日本进一步活动。他们害怕宗教纷争把整个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担心那些既是船长又是商人的人夺走日本人的财富。船长把和平与祝福的使者运送到日本海岸，然后又满载着分文未付的日本货物离去了。 耶稣在日本影响最大的地方是离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最近的九州。起初，教父们在九州还谦卑地宣扬耶稣基督如何如何，可一旦占了上风，就动手把日本人原来的庙宇拆毁掉，把日本人的偶像破坏掉，成千上万的农民和贵族在他们枪口的威逼之下而接受了十字架。 当时的铁腕人物丰臣秀吉得知了所有这些情况后，他意识到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后果。于是，他声明：“基督教牧师们来日本弘扬德行，其实呢，他们的德行却是一个工具，是一个掩盖他们对我们日本帝国存在险恶居心的工具。” 1587年7月25日，也就是首位日本使节拜会了教皇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之后的第五年，日本把所有的基督教传教士都驱逐出境了。商人们在日本照样能经商，但必须置于日本政府的监督之下。葡萄牙传教士一离开，来自菲律宾的西班牙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修士修女们很快就填补了他们的空缺。他们玩了一个花招，假扮成来日本觐见丰臣秀吉的特使，但这诡计一下就被识破了。不过，他们除了被警告不得再布道之外，也未再遭到其他什么责难。但他们并未遵守这条禁令，反而还在江户建起了一座教堂，给从四面八方过来的人施洗。接着在大阪，他们又建起了教堂。然后，他们在长崎又强占了一座耶稣会教堂。之后，他们开始对耶稣会这个竞争对手进行公开反对，并指责耶稣会，说在给日本人民传播福音时，耶稣会使用的方法一直太取媚于日本人。简而言之，日本人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还发现了专门隐藏那些职业传教者的仓库。根据丰臣秀吉的命令，最后把他们都驱逐出境，但他们走得快，返回得也快。对那些不受欢迎的西班牙人，日本人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和容忍，经过数年徒然无效的警告后，日本人终于明白：除非使用极端手段，否则别无良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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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的400年中，内战给日本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如今，他们吸取了教训，不再重蹈覆辙了，而是自发地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抗击一切外国侵略者，宣布对那些无视禁令的基督教传教士处以死刑。 在接下来的近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