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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残酷的斗争，肯定使许多部落灭绝。还有一些部落很可能由于困苦和饥谨而自 行灭亡了。另一些部落则在其头领较为正确的领导下，日益强大，继而又派遣新的冒险 者寻求更为富饶的地盘。这种为争夺地盘和食物而进行的不间断斗争，消耗了大量生命， 但强大的人口增殖力却对此作了超量的补充，经常不断的迁徙使人口增殖力在某种程度 上得以毫无阻碍地发挥作用。迁居南方的部落虽说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战争才占领了这些 较为富庶的地厦，但由于生活资料增多，人口和实力却迅速增加。到后来，从中国边境 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地区，便被许多勇猛强悍、富于冒险精神而又耐劳好战的野蛮人 部落所占据。一些部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另一些部落则归属于某个蛮族酋长的麾 下，这个酋长带领它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尤为重要的是把它们带到了盛产小麦、美酒和 油料作物的地区，这些正是它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是对其辛劳的最好奖赏。阿拉里克、 阿提拉、成吉思汗及其周围的大臣们，也许是为了荣誉，为了赢得大征服者的名声而征 战不息，但导致北方未开化民族大迁徒，推动他们在不同时期挥师南下，侵扰中国、波 斯、意大利乃至埃及的真正原因，却是食物的匮乏，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 某一时期的绝对人口相对于领土面积而言，绝不会很大，因为总有某些被占领的地区是 不毛之地；但人口的代谢却似乎极为迅速，一些人被战争或饥谨所消灭，更多的人会立 即填补其位置。这些胆大妄为、无所顾忌的野蛮人，同现代人相比，也许很少担心未来 的生活，因而其人口也就不受这方面的抑制。野蛮人从性格上说，天生就是无忧无虑的， 除此之外，他们普遍盼望着迁徙能改善其处境，总是期待着掠夺，贫困时，甚至有权卖 儿卖女给人作奴隶，所有这些均促进了人口的增加，然后再由饥谨或战争来加以抑制。
哪里的经济状况不平等（游牧民族中很快就出现了这种不平等），哪里的食物匮乏 所带来的苦难就必然最沉重地落在最为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妇女也必然常常会感受到 这种苦难，丈夫不在家时，她们常会被人掳掠走，盼望丈夫归家的希望总是落空。
我们不太了解游牧民族的详尽的历史，不能确切指出食物匮乏所带来的苦难主要落 在哪一部分人身上，也不能确切说出全体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这种苦难，但 我认为，根据现有的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完全可以说，每当迁徙或其他原因使生活资 料增加时，游牧民族的人口就会增加，随后贫困和罪恶又会抑制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使 人口的实际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加保持一致。
在游牧民族中，盛行着有关妇女的种种恶习，这必然会抑制人口的增加，撇开这点 不谈，我认为必须承认，发动战争是一种罪恶，是贫困造成的结果，而且谁也不会怀疑， 这种贫困是由食物匾乏造成的。
人口原理 第四章
文明国家的状态——现在欧洲的人口也许比凯撒时代多得多——估算人口的最好尺 度——休谟所提出的一个估算人口的尺度很可能是错误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当前的人 口增长都很缓慢——对人口增长的两种主要抑制——结合英国的情况考察第一种抑制、 即预防性抑制。
接下来人类进入了畜牧和耕种混合的状态，现今大多数文明国家仍处于这一状态， 虽然两者相互混合的比例各国有所不同。因而考察这种状态时，我们可以得助于日常所 见、实际经验和每个人所能观察到的事实。
凡是有思想的人都毫不怀疑，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波兰、瑞典以及丹麦等主 要欧洲国家的人口现在要比过去多得多。某些古代历史学家的夸张是不足信的。他们予 以夸张的原因显然是，即便是人口稀少的国家，当其人口聚集起来一块迁移寻找新地盘 时，也会显得很庞大可怕。除了这种庞大可怕的外表外，类似的迁移还每隔一段时间就 发生一次，所以无怪乎南方弱小的国家认为北方有非常稠密的人口。通过现今较为直接 和正确地考察这一问题，我们知道，这种推论是荒唐可笑的，就如同我国的某个人在路 上经常看到有人从威尔士和北方把牲畜赶到南方来，便立即断言这些地方是我国最富庶 的地区那样荒唐可笑。
现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之所以比过去多，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辛勤劳作， 生产出了更多的生活资料。因为我认为，一个不容争辩的命题是，若一国的领土足够大， 无需输出和输入产品，则即便奢侈与节俭的习惯并非一成不变，该国的人口也会与土地 生产出的食物保持不变的比例。在争论古代和现代国家的人口孰多孰少时，假如能明确 断言，有关国家的平均产量总起来说现在要多于凯撒时代，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几乎全部土地部已被耕种，大部 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人民生活得很节俭，则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 人口肯定非常多，而用不着再费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 不过，这种考察是极其重要的，详尽了解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非常有助于我们弄 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阻止人口进一步增长的，究竟是哪些罪恶、哪些苦难阻止了人口的 增长超过土地的供养能力。
休谟曾撰文讨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人口的多寡。虽然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中，他 最不可能被表面现象所欺骗，但我却要怀着深深的疑虑发表与他不同的观点。正如休谟 所说，他在文章中把有关原因的研究与有关事实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可他却似乎没有 表现出他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洞察力，未认识到他所列举的原因中有些并不能使他对古代 国家的实际人口作出任何判断，即使能从中作出任何推论，恐怕也会得出与休谟正好相 反的结论。如果我们发现古代历史上的某一时期，鼓励成家的风气很盛，因而早婚风行， 独身的人很少，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正在迅速增加，但决不能推论说， 当时人口实际上已经很庞大；相反，而应推论说，人口很稀少，尚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 可用来供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该时期养家糊口很困难，因而很少有 人早婚，很多男女独身，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处于停滞状态，也许实 际人口相对于土地肥力来说已很庞大，几乎没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来供养更多的人口。 现代国家有许多男仆、女仆和其他人不结婚，休漠认为这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很稀少。 我却由此而得出了相反的推论，认为这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已很稠密。不过，我的推论 也不刁靠，因为有些人口稀少的国家，人口却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正确的说法也许是， 同一国家或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独身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可以告诉我们人口在这些时期 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还是处于停滞状态，但我们却不能据此来断定实际有多少人口。
不过，大多数有关中国的书籍所记载的一件事情，却似乎很难与上述推理协调一致。 据说，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普遍盛行早婚。可是，亚当。斯密博士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 停滞状态。这两件事情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可能在迅速增加。中国的 每亩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很长时间，很难想象土地的平均产量每年还能有很大增长。 盛行早婚的事也许并不那么确切。如果早婚确实很盛行，则就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的了 解而言，似乎只能这样来解释上述矛盾，即：盛行早婚必然造成的人口过剩，肯定受到 了不时发生的饥荒和弃婴习惯的抑制，弃婴现象在荒年也许是很普遍的，是欧洲人所无 法想象的。关于这种野蛮的习惯，我们不能不说，要证明食物匮乏给人类带来的苦难， 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连这种最违反人类自然感情的习惯竟然也能在人间见到。这种习 惯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确实颇有助于减少人口。
看一下现代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情况，就会发现，虽然这些国家自成为畜牧国家以来 人口已有很大增长，但当前人口的增长却较为缓慢，要使人口增长一倍，25年的时间已 经不够，现在要三、四百年以上的时间人口才能增长一倍。实际上，有些国家的人口处 于绝对停滞状态，而另一些国家的人口甚至在减少。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不能归结为 两性间情欲的衰退。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这种自然倾向同以前一样强烈。那么它为什 么没有使人口迅速增加呢？仔细看一下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随便哪一国都可 以代表所有国家），就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了。答案是，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阻 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预防性的抑制，是指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所谓积极的抑 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以应有的食物和照料。
英国是欧洲最繁荣兴旺的国家之一，可以拿它作为例子。对它的评论，只需稍加修 改，便适用于任何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
预防性抑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影响着英国的所有社会阶层。甚至一些社会地位很高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