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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到1716年的5年间2160211984496837比10180比100 到1756年的5年间2839219154559950比10148比100
“注意，在1709年和1710年，这个国家的居民有247733人患时疫死亡，在1736年和 1737年，传染病的流行又阻碍了人口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在大时疫发生后的5年内最大。
波美拉尼亚的荷兰人 年平均出生数埋葬数结婚数出生数与结婚数之之比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2年的6年间65404647181036比10140比100 到1708年的6年间74554208187539比10177比100 到1726年的6年间84325627213139比10150比100 到1756年的4年间127679281295743比10137比100
“在这一事例中，居民似乎在65年内几乎增加了一倍，极其严重的流行病未妨碍人 口增加，但在紧接最后一个时期之后的3年（到1759年）疾病大为流行，因而出生数减至 10229人，而埋葬数则增加到15068人。”
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人数不是也许比食物和保持健康所必需的各种设备增加得更 快吗？按照这一假设，大部分人不得不过更加艰苦的生活，更多的人将挤住在一间屋子 里，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是那3年疾病流行的自然原因之一。虽则该国的人口绝对地说不 是非常拥挤、非常稠密，这些原因也会产生这种结果。即使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如 果人口在食物增加和房屋增建以前就增长，则居民必然会在某一程度上因缺少房屋和生 活资料而陷入痛苦境地。假如英格兰的结婚者在以后的8年或10年间生育的子女比平时多， 或者结婚的人数比平时多，而住房的数量一仍其旧，则一间小屋就不是住五六个人，而 是要住七八个人了，这种情况，加上人们的生活必然会更加艰苦，或许会对普通人民的 健康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勃兰登堡的诺伊马克 年平均出生数埋葬数结婚数出生数与结婚数之之比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1年的5年间54333483143637比10155比100 到1726年的5年间70124254171340比10164比100 到1756年的5年间79785567189142比10143比100
“1736…1741年6年间传染病的流行阻止了人口增加。” 马格德堡公国 年平均出生数埋葬数结婚数出生数与结婚数之之比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2年的5年间64314103168138比10156比100 到1717年的5年间75905335207636比10142比100 到1756年的5年间88508069219340比10109比100
“1738、1740、1750和1751年，疾病格外流行。”
如果读者想获得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的资料，请参阅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那些表。 我所作的摘录已足以说明疾病流行是周期性地（虽然是不规则地）复发的，而房屋和食 物缺乏似乎很可能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从上列各表看来，对古老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虽然不时流行疾病，但其人口仍增 加得相当快。耕作必定在改进，因而结婚得到鼓励。人口看来与其说是受到预防性的控 制，毋宁说是受到积极的控制。当由于人们期望生活资料在国内愈益丰富，抑制人口增 加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得到消除时，这种动机将持续发生作用，其力量很可能超过当初 促使人口增加的原因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得详细一点，当一国的生产物不断增加，对 劳动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改善到使结婚得到很大鼓励的程度时，也许 早婚的习惯在该国人口的增加超过生产物的增加以前一直会延续下去，而发生季节性流 行病似乎是其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其生活资料不断增加、有时足以促使 人口增加但不能满足人口一切需要的那些国家，会比其人口能够充分适应于其平均产量 的那些国家更多地遭受周期性流行病的侵袭。
从反面来进行这种观察，或许也是正确的。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各种 周期性疾病侵袭的那些国家，在这些周期的间隔期间，其人口的增加或出生数超过埋葬 数的数额，常常大于受这种骚扰较少的那些国家。虽然土耳其和埃及上一世纪的平均人 口几乎固定不变，但在周期性的黑死病暂停发作期间，其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比例就必 定会大子象法国和英格兰那样的国家。
因此，任何一国在5年或10年间出生数与埋葬数的平均比例，作为判断其人口实际增 长的尺度，似乎是很不适当的。这种比例确实表明了这5年或10年间的人口增加率；但我 们不能由此推断20年以前增加多少，或者20年以后将如何增加。普赖斯博士说，瑞典、 挪成、俄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增加得很快；但是，他未从户籍登记簿摘录足够长的 时期的资料来证实这一点。虽然瑞典、挪威和俄国的人口事实上很可能是在增加，但共 增加率不是普赖斯博士选录的短时期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所似乎可以表明的。在到1777 年为止的5年间，那不勒斯王国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为144比100，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 这个比例所表示的人口增加率，比该王国100年间的实际人口增加率大得多。
肖特博士将英国许多村庄和集镇两个时期的户籍登记簿作了比较；第一个时期是从 伊丽莎白女王到上一世纪中叶，第二个时期是从上一世纪末期的若干年到本世纪中叶。 从这种摘录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出生数在前一时期以124比100的比例超过埋葬数，而在 后一时期则仅以111比100的比例超过埋葬数。普赖斯博士认为，前一时期的户籍登记簿 是不可靠的，但我们认为它所提示的比例或许不是不正确的。至少，我们有许多理由可 以认为，前一时期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幅度会大子后一时期。在任何一国的人口自然增 长的过程中，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投入耕作的肥沃土地前一时期总是多于后 一时期。生产物每年增加的比例如大，人口增加的比例往往会随之加大。但是，除了使 伊丽莎白女王末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大于本世纪中叶的这一重大原因以外，我不 能不认为，前一时期不时发生的黑死病的祸害，也很可能多少具有增大这一比例的趋向。 如果从发生这种可怕的灾难的间歇时期的统计中选取10年的平均数，或者如果将发生黑 死病看作偶发事件而将流行这种疫病年份的情况不算在内，户籍登记簿所提示的出生数 与埋葬数之比就必然会过高，不能反映人口的实际平均增加情况。在1666年发生严重的 黑死病以后的一些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或许大于平时，特别是如果普赖斯博士 的看法是有根据的话，则英格兰革命（它在其后22年就发生了）时期的人口就要比现在 多。
1693年，金先生说，英国全国（伦敦除外）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为115比100。肖特 博士提出，本世纪中叶，包括伦敦，这一比例为110比100，到1774年为止的5年间，法国 的这一比例为117比100。如果这些说法接近事实，如果在一些特定的时期这一比例没有 很大的变动，则法国和英国的人口就似乎大致适应于本国的平均产量了。结婚所受到的 阻碍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恶习、战争、奢侈、大城市未受到人们注意而确凿无疑的人口减 少，住房狭窄和许多贫民食物不足，阻止了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而（如 果我可以采用一种人们刚听到时必定会感到奇怪的说法）毋须由严重而富有破坏性的流 行病来抑制过剩人口。如果破坏性很大的黑死病在英格兰杀死200万人，在法国杀死600 万人，则毫无疑问，在这两个国家的居民从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以后， 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会大大超过现在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在新泽西，到1743年为止的7年间，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平均为300比100。在法国和 英国，其最高比例则仅为117比100。对于这种巨大而令人惊讶的差别，我们不必那样惊 奇，以至要把它归因于上天的不可思议的干涉。其原因并不遥远、隐晦和神秘；它就在 我们的近旁，就在我们周围，任何有研究精神的人都可以窥见。设想没有造物主的力量 直接发生作用，石头就不能落下，植物就不能生长，这是符合最自由的哲学精神的。但 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人们所谓的自然界所起的这种作用几乎一律要遵循固定的法则。 自开天辟地以来，人口增加和人口减少的原因，或许同我们所熟知的任何自然法则一样 是恒定不变的。
两性之间的情欲似乎在任何时代都几乎是相同的，因而，拿代数学上的用语来说， 常常可以看成是一个已知量。阻碍任何一国的人口增加超过其所能生产或获取的食物数 量的伟大的必然法则，是这样一种法则，即，它在我们的视域中是这样明显，在我们的 知性中是这样明白，又这样充分地为一切时代的经验所证实，以至我们片刻也不能对它 有所怀疑。固然，自然用以防止或抑制人口过剩的各种方式，在我们看来不那么明显、 不那么规则，可是，我们虽然并非总能预言其方法，但却能够确凿地预言其事实。倘若 几年间一国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表明人口的增加大大超过该国生产物或获得物按比例增 加的数量，我们就可以确切地断言：除非进行移民，否则死亡数就会迅速超过出生数， 并可以断言这几年人口的增加不能代表该国人口的实际平均增加情况。如果不存在其他 一些减少人口的原因，该国无疑就会发生周期性流行病或饥谨。
衡量任何国家人口真实而持续不断增加的唯一正确的尺度，是生活资料的增加。但 是，甚至这一尺度也常常会发生某些微小的变动，但这种变动我们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在某些国家，人口的增加似乎受到了推动。这些国家的人民已逐渐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 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