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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名把他受冤屈的经过和我讲得很详细。那是1952年〃三反〃的时候，高教部党组织号召大家起来给领导提意见，而且党员要带头，起模范作用。他于是响应号召，给领导（主要对党员领导人）提了许多意见，其中有些意见比较尖锐，这就引起了领导对他极度的不满。恰在此时，四川转来了王方名家乡农会揭露他父亲恶霸地主的罪行材料，并附有王方名给他父亲的信，因此控告王方名包庇地主家庭。王方名的家乡解放之初，他父亲还被评选为人民代表，等到1951年初土改的时候便成了斗争对象。他父亲写信给王方名，说农民群众对他的揭发有许多不符合事实，而且不讲政策，连工商业财产也一律没收了，完全违背了法令，问王方名可否向上级告状。王方名不了解抗战期间他父亲买进许多土地成为地主，还认为他家只是烟商，因此回信说：政府是保护工商业的，如果群众不讲政策，违背法令，可以据理依法力争。这封信被群众查抄到手，不仅对他父亲没有好处，反而使他父亲遭到更残酷的斗争群众因此也迁怒于王方名，便把他父亲的罪行材料连同他写的信一并转高教部，希望把王方名也整治一番。这些材料层层转递，恰好1952年〃三反〃期间送到高教部。高教部领导一见这些材料，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王方名当作阶级异已分子，开除党籍。按党章，开除党员是要经过支部的，但〃三反〃期间谁还顾什么党章呢？由党组书记钱俊瑞签名写个报告，经领导〃三反〃运动的〃中央节约委员会〃副主任刘景范批示，再呈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准，这个铁案就铸成了。在处理王方名的问题时，钱俊瑞完全是感情用事，不仅不按手续，甚至连工方名的档案也没有查阅。因为王方名的履历表上，许多地方都填写了我是证明少，而我和钱俊瑞共事多年，关系也很好，如果他看一看档案，何至那样轻率地就把王方名开除党籍呢？
第七部分 怀友 6。我的好友王方名（4）
听了王方名的述说，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那么多的偶然性因素，竟然碰到了一起？现在事已至此，怎么办呢？那时，他已〃贬〃到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教员。不过这也好。因为附中正由我管，我可以帮助他申冤鸣屈。我俩分析的结果，暂时不能完全翻案，最好先调到本科教研室教什么呢？他希望搞哲学。考虑到他已没有党籍，搞哲学有困难，于是决定到逻辑学教研室。
王方名到逻辑教研室以后，非常用功，加以他语文基础好，各种知识也都很丰富，所以很快就在逻辑的教学和研究上都取得成绩。他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逻辑学提出了许多新见解。这些文章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无论苏联和中国，大多数研究逻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逻辑学具有阶级性，同时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完全对立起来，认为形式逻辑是低级的，只有辩证逻辑才是高级思维形式。王方名研究逻辑学后，觉得这些看法大有问题。如果逻辑学有阶级性，那么请你说出无产阶级的逻辑学来吧！西方自希腊以来，中国自春秋战国以后，人们讲的逻辑规则基本上都是相同或相通的。印度的因明学也一样并没有什么阶级的区别。看来要硬造出一套什么无产阶级的逻辑学来是根本不可能的，自马克思至今还没有一点端倪，何况马克思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和说法。至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当然是很高的学问，但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学家的思维能够不合形式逻辑吗？你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你不是红专，就是白专；这显然不合形式逻辑，难道这就合乎辩法逻辑吗？如果这样理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很显然，真正的利学思维，必须既合乎辩证法，又合乎形式逻辑。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作高低之分，虽然恩格斯有类似的说法，但也未必恰当，至于把它们对立起来，那就近乎荒唐了。王方名的这些论点，遭到逻辑学界很多人的批判，而这些人都自以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自从斯大林的《论语言学问题》翻译出版以后，形势有所改变。多数人认为语言都没有阶级性，那么逻辑自然也没有阶级性。但那些自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家，仍不改变立场，说语言是语言，逻辑是逻辑，二者不完全一样。尽管他们承认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外壳没有阶级性而里面却有阶级性，这本身就不合逻辑。但他们希望，你那是形式逻辑呀，我们要的只有－辩证逻辑。多么神奇的理论啊！世界上竟有不合形式逻辑的辩证逻辑，也就是不合逻辑的逻辑。在这场争论中，周谷城老先生是和王方名一致的，但他们是少数派，而且都不是党员，处境很困难。毛主席年轻时候学师范，对逻辑学很有兴趣，以后也很注意这方面的学问，所以他支持周谷城、王方名这一方，他曾特意接见了他们，并设便宴招待，鼓励他们在学术上坚持真理，但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
自从毛主席接见后，王方名的处境大有改善，人民大学党内的主要负责人胡锡奎改变了从前的态度，对王方名格外重视，并一度让他担任逻辑学教研室主任。但教研室内部仍有些人对王方名不买帐，一则因学术观点不同；二则因为王方名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老于部，毛主席虽然接见他，但并未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可见他的问题严重。王方名向我谈到这些情况后，我引他去见吴老（玉章），请示是否可以提出申诉。吴老一直很关心王方名的问题，由附中调到本科以及安排到逻辑教研室都是由吴老提出解决的。吴老主张先向校党委提出问题，然后再转至中监委和中组部以求解决。随后王方名即向校党委写了个报告，在报告中沉痛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最后希望校党委复查他的问题，恢复他的党籍。校党委讨论他的报告时，都认为对他的处分过重了，但他的问题，校党委无法解决，必须由他本人直接向中监委申诉，校党委负责转呈。于是王方名又向中监委写了申诉书，校党委附上几句话之后，送呈中监委但不几天，中监委即将原件退回，不予受理。很显然，这一状没有告准。怎么办呢？我先后去找了刘锡五和王从吾，他两人都是中监委的副书记，我把详细情况向他们报告之后，他们都认为对王方名的处分是在〃三反〃运动中作出的，现在来看是过重了，可以改变，但最好由人民大学党委进行审查，提出改变处分的意见，呈请中监委批准。我把他们的意见回来告诉了党委。党委随即进行复查，并提出了改变处分的意见，再呈送到中监委去。但不久，中监委还是把原件退回来了。看来这一状还是没有准。怎么回事呢？我和王方名进行了分析，认为钱俊瑞、刘景范和安子文3人的批示，好比三座大山，谁敢推翻呢？我们又去找吴老请教。吴老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如果钱俊瑞那里能松动一下，事情就好办了。他要我去找钱俊瑞。我说：这事情太大，而且以我和王方名的私人关系，再由我去说话，恐怕不好。于是吴老答应在适当时候，他可以把这个问题顺便提出来，而不宜专门为此事去找钱教务长（钱曾在华北大学任教务长，吴老习惯地这样称呼他）。就这样，王方名的申诉只得暂时放下。
大概是1907年的初夏，学校有事要我到杭州去见吴老，谈完公务之后，吴老留我在西湖游玩。一天，吴老说钱教务长也在西湖，我们该去看看他。我说：可以顺便提一提王方名的事了吧？吴老欣然应允。但我们见到钱俊瑞时，他病得很厉害，那么热的天气，他还盖着两条棉被。吴老只问了他的病情，没有提王方名的事，我当然更不好意思提出来。坐了不多会儿就告辞了。回来说起这件事，吴老笑了笑，叹道：王方名可真不幸呀？后来我也对王方名说：你的命太苦了！彼此莞尔而笑，不过笑的很不自然。
1958年来了个倒霉的〃大跃进〃，从此闹得举国不安宁。钱俊瑞被下放到陕西当副县长，随后又转到安徽去当副专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回到北京。王方名和我也都先后受了折腾在〃文化大革命〃中，王方名被当作〃黑五类〃分子，受折磨更甚
第七部分 怀友 7。我的好友王方名（4）
1976年10月，〃四人帮〃在万人唾骂声中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