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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根斯巴克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教育的、进步的文学。但他这种看法很快被其他流行杂志的主编们作了修正。40年代主宰科幻领域的杂志《惊奇故事》的主编小约翰·坎贝尔提出，科幻小说应该被视为一种与科学有密切关系的文学媒体：“科学方法论包括这样的命题：一种严谨的理论不仅解释已知的现象，而且预见新的尚未发现的现象。科幻小说试图完成同样的事情——以故事的形式写出这种理论用于机器、尤其用于人类社会时会产生什么效果。”
实际上，“科幻小说”这个术语问世不久，很快就演化成一个亚文化的文类名称。这种亚文化包括科幻作家、编辑、出版家、评论家和科幻迷。其故事和小说不仅有一些共同的设想、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主题规则，而且有某种脱离外部“世俗”世界的感觉——因为它们的规则对那个世界显得神秘而陌生。具有这种特点的小说以及最初引发这种特点的小说的文本，逐渐被统称为“科幻小说”。
这个范畴确定之后，读者和批评家便用它指更早的作品，把一些类似的故事都归于这个范畴。于是，许多研究者和作家试图对科幻小说重新界定，使这种形式既标示当代的一个文类，同时又纳入从理论上适合这个文类的早期的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朱迪丝·麦里尔的看法，她用“推测小说”这一术语来代替“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是一种‘推测小说’，其目的是通过投射、推断、类比、假设和论证等方式来探索、发现和了解宇宙、人和现实的本质。这里‘推测小说’旨在说明利用传统‘科学方法’（观察、假设、实验）的方式，检验某种假想的现实，将想像的一系列变化引入共同的已知事实的背景，从而创造出一种环境，使人物的反应和观察揭示出有关发明的意义。”
前面这些早期的定义都强调“科学”或至少科学方法是科幻小说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但在麦里尔的定义里，通过将重点从科学转向推测，明显扩大了科幻小说的范围，因为它可以包括描写社会变化而不必赞扬科学发展的作品。
实际上，这种小说在50～60年代非常流行，而且进一步引起了科幻小说的发展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量描写未来，使人们从未来反观现实，给作者和读者以更大的思想自由。它们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作品明显不同，因为后者主要通过空间将小说的背景置于超常的世界。
6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想，重新强调科幻小说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学，其根源在于19世纪，而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美国杂志培育出来的一种文类。这无疑是对科幻小说一种视角更广的看法，但它不再强调科学技术的因素，甚至对“科幻小说”这一文类术语也提出批评。
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布赖恩·奥尔迪斯指出：“科幻小说不是为科学家写的，就像鬼怪小说不是为鬼怪写的一样。J．G．巴拉德1969年评论说：“那种认为《惊奇故事》这样的杂志与科学相关的看法荒诞至极。你只需随便捡起一本《自然》杂志或任何一种科学杂志，你就可以看出科学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奥尔迪斯还在他的《万亿年的狂欢》（1973年初版，1986年修订再版）里提出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看法：“科幻小说力求说明宇宙里的人和人的地位，而宇宙处于我们发达但混乱的知识（科学）状态，因此科幻小说以哥特或后哥特的方式铸成。”通过将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视为这一传统的源头，奥尔迪斯有效地论证了科幻小说何以是19世纪工业和科学革命的产物。
70年代，随着大学开设科幻课程，学术界对科幻小说的兴趣也高涨起来，出现了更严格的形式的界定。因为若要教一门课程，你必须知道这门课究竟是什么；而就科幻小说而言，由于它常常被模糊地列入奇幻小说、后现代小说、寓言小说、科技惊险小说、科学发明小说以及乌托邦小说，所以还需要了解它究竟不是什么。因此在学术界定里，人们特别强调要严格划清科幻小说的界限，不仅考虑它的文学策略，而且也考虑它的观念内容，有时还运用在文学批评中发展起来的一些词语，如结构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批评词语。
1972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达科·苏文把科幻小说解释为“一种文学类型，其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是陌生化和认识的相互作用，而其主要的形式方法是用一种想像的框架代替作者的经验环境”。苏文用“认识”表示对理性理解的追求，而“陌生化”则表示布莱希特的概念：“一种陌生化的表现可以使人认识它的主体，但同时又使它显得陌生。”苏文的定义引起了不少争论，但他用想像的框架表示小说虚构世界，用经验环境表示外在真实世界的做法，对理解科幻小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70年代以后，由于高科技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变化，对科幻小说又出现了各种新的解释。罗伯特·斯科勒斯认为，“科幻小说提供一个明显与我们已知的世界根本不同的世界，然而又以某种认识的方式返回来面对那个已知的世界。”他以“结构的寓言”代替“推测小说”，认为宇宙是一个系统的系统，一个结构的结构，对过去一个世纪科学的洞察应作为小说的出发点。
结构的寓言以一种虚构小说的方式对人类的处境进行探讨，其最主要的题材是人类科学或生命科学的发展或发明对人类本身的影响。《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通过研究现实世界的迅速变化指出：“科幻小说通过描写一般不考虑的可能性——另外的世界、另外的看法——扩大我们对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声称“媒体就是信息”的麦克鲁安认为：“今天科幻小说表现的环境使我们能够看到科技的潜能。”而莱斯利·菲德勒则说：“科幻小说是启示的梦想，是人类终结的神话，是超越或改变人类的神话。”1987年，科幻作家S．K．罗宾逊甚至这样写道：科幻小说是“一种历史文学……在每一个科幻小说的叙述里，都有一种明显或隐含的虚构的历史，它将小说描写的时期与我们现在的时刻或我们过去的某个时刻联系起来”。1992年，评论家约翰·克鲁特进一步扩大科幻小说的范畴，认为美国科幻小说传递的意义关系到“西方世界线性的、由时间限定的逻辑”。
通过以上对科幻小说的种种解释，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对科幻小说从来没有绝对一致的看法。但这并不是说，科幻小说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没有相对一致的特点和规则；因为如果没有共同的特点和规则，科幻小说也就不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类别。例如50年代到60年代，占主流的科幻小说大都描写未来，有一定的结构原则，并显示出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倾向。
以美国著名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为例，他所有小说的背景都是未来的世界史或美国史。在这幅奇特的历史画面上，他周密地安排每一个细节，使之随着故事的展开而发展。他有一幅未来史的轮廓和图解，人物和重要发现的日期都穿插在里面。他曾经发表过这样一张图表：这张图表以1950～2600年为历史范围，左侧有一行日期，自左至右依次排列的其他六行是故事、人物、科技、数据、社会学和备注；第一行排着故事的题目，紧靠未来史的日期；第二行竖排各个人物的寿命；第三行是科技的发展，如“机械公路”或“精神感应”等，也与时间栏对应；第四行数据列举具体时间发生的事件，如2060年出现“合成食物”；第五行“社会学”从野蛮时代开始，列举社会状况，如2020年美国出现宗教专政；最后一行是结论性的论述，例如2600年随着“民情混乱，人类的青春期结束，第一批成熟的文明开始”。这种图表的内容可以任意变化，但原则却是一样的。
当然，由于科幻小说丰富的想像性，由于随着历史发展对科幻小说的不同看法，不仅不同时期的科幻小说存在着巨大差异，即使同一时期的科幻小说也多种多样。但无论如何，所有科幻小说都有相似的社会功能。首先，科幻小说以其丰富的内容——有时预见正确，有时预见错误——把社会的要求和理想戏剧化。人们读科幻小说，常常可以得到一个比当代的“当代小说”和非小说的考察更清晰的社会概貌。正如H．L．戈尔德所说：“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科幻小说那样尖锐地揭示人们的理想、希望、恐惧以及对时代的内心压抑和紧张感。”
实际上，大多数优秀的科幻小说都以社会现实为背景，利用对未来和过去的想像，探索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法，揭示社会变化和人与人的关系。
我们知道，许多科幻小说描写太空旅行和未来社会。但如果有人认为乘太空船到银河系旅行是摆脱现实问题的有效方式，因而当遇到家庭矛盾时要求参加太空旅行，那他一定会被所有参加太空旅行的人嘲笑或怨恨。科幻小说中的太空可以看成是积极生活斗争的第一线，人们在那里创造未来，而不是空谈或逃避。这并不是说科幻小说的太空未来是无条件的乐观主义，而是说科幻小说的总的态度是积极的。虽然它常常表现人类在矛盾的枷锁中呻吟，但它总是告诉人们，只要坚持努力，这种枷锁就可以打破。科幻小说大多表现人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