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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维娜哼起了哀伤的曲子，脸上挂着微笑。
“我已经将这些骰子掷了几个小时了，”埃勒里继续说，“得出了最令人吃惊的结果。”他将骰子在他握成杯状的右手中使劲摇了几下，并将它们掷到桌子上。
“九，”特雷西·哈格德说，“这骰子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呢？”
“不仅是九，哈格德医生。一个三和一个六。”
“对啊，就是九！”
“冷静点，特雷西，”马克笑着。埃勒里又掷了一回。
“十一。真了不起！”
“不只是十一，哈格德医生——一个五和一个六。”埃勒里又掷了个第三回。“是七——一个一和一个六。每次都不会错。”
“什么不会错？”妮奇问。
“那个六，乖乖。你们在楼上睡觉的时候我已经掷了几百回了，当其中一个骰子的点数在不断变化时，另一个总是六。”
“邪了！灌了铅的！”奎因警官说，“你说这些骰子过去是属于谁的？”
“按马克的说法，属于盖尤斯·凯撒，叫卡利古拉更出名些，公元三十七至公元四十一年的罗马皇帝。这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卡利古拉是历史上显著名的掷骰子骗子之一。”
“这一切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埃勒里？”马克·哈格德轻声问。
“你父亲留下这些骰子作为线索，表明是你们两个中的一个向他开了枪。这里共有两个骰子，有两把三十八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理论上判断：你父亲用骰子所指的就是那两把手枪。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些骰子有一个是‘灌铅的’，而另一个没有。结论：吉姆·哈格德，你们爸爸的意思应该是说凶手给其中一把手枪装了子弹。”
“真妙，”马克·哈格德说。
“荒唐，”特雷西·哈格德说，“当然是给其中一把枪装了子弹！但是哪一把？”
马尔维娜继续微笑着哼唱小调，比划着她那尖细的白手指消磨时间。
“灌铅的骰子，”埃勒里解释道，“掷下去总是掷出六，可能表明其中一把手枪来自六号枪架。这样可以推断这把手枪就是凶手‘装子弹’的那一把……换句话说，就是他用来杀死吉姆·哈格德的那一把。”
“这对你有很多好处，”特雷西·哈格德嘲笑道，“可是光知道是哪把枪杀了爸爸怎么能判断是我们俩谁杀害他呢？”
“六号枪架是在门口哪个方向？”埃勒里问。
“就是门口左边的那个，”警官慢慢地说，“在左边……”
“凶手打开门，在他的左、右两边各放着一把三十八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我们现在知道他选择了左边的那一把。什么人，当他可以在两边随意选择时，会自动地选择左边的东西呢？当然是左撇子。这样就把谋杀的罪责推给了……”埃勒里停了下来。
“真了不起，”警官得意地说，“我这孩子他是怎么弄明白的！啊，妮奇？”
“一次都不差！”妮奇崇拜地说。
“那他犯罪责推给了哪一个呢，儿子？”老先生搓着手掌问。
“应该是归罪于马尔维娜，”埃勒里说，“她在招呼我们的时候，很显眼地用左手举着蜡烛——正如妮奇·波特小姐所评论的那样。而马克和特雷西这一晚上的大量行为表明，他们不是左撇子。但是很不幸，先生们，女士们，我的推论会令你们失望。且不说这些情节中有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错误。”
“情节？错误？”奎因警官有些气急败坏地说。
马克和特雷西兄弟俩面面相觑。马尔维娜的脸上也显出了吃惊的样子。
“有人告诉我说，”埃勒里低声道，“那副红宝石骰子是在哈格德先生和哈格德太太宝石婚纪念日送给吉姆·哈格德的礼物——”
“确实是，埃勒里，”警官说，“你自己在那个盒子里看见了那些题字了！”
“你还告诉我，爸爸，四十年前在你的老朋友吉姆·哈格德的婚礼上，你是伴郎。你甚至还提到那是在一九一一年。”
“对，但我没看出——”他父亲疑惑地说。
“你没有吗？吉姆·哈格德是什么时候被谋杀的？”
“十年前，埃勒里，”妮奇说，“他们是这么说的。”
“四十年前结婚，十年前去世——所以在吉姆·哈格德死时他结婚还不到三十年。但宝石婚纪念日是多少年？别太紧张——宝石婚纪念的是四十年。所以我必须问清楚。”埃勒里礼貌地说，“如果哈格德先生去世时结婚只有三十年，那哈格德先生和哈格德太太怎么能够拿到纪念结婚四十年的礼物呢？这不可能。我必须先用算术方法指出这个关于哈格德先生的‘死’的错误。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的父母应该是在今年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所以我高兴地宣布——好像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父母没有死，他们还活着。朋友们，整个事件原来是一个恶作剧！你撒了谎，马克。你也撒了谎，特雷西。马尔维娜，你扮演的奥菲丽亚完全证明马克的判断是对的，你在舞台上应该很有发展前途。”
“还有你，我的好父亲。”——奎因警官显得很吃惊。
“你不是还很动感情地告诉过我说你十年前参加了吉姆·哈格德的葬礼吗？可见你和他们也是一帮……你也是，妮奇，用你的尖叫和抱怨等戏剧化的手法，还特意给我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马尔维娜是左撇子。”
吉姆·哈格德的枪弹屋非常安静。
“这一切，”埃勒里激动地说，“这次恶劣夜晚的出行，这些人的精神失常，还有艺术性的灯光，以及枪弹屋的灰尘和其他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父亲设计的。他与他的几个好朋友共谋，他们就是哈格德一家！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让我通过这些蛛丝马迹来做出错误的推断，即马尔维娜杀死了她父亲。然后，吉姆·哈格德就会和他亲爱的科拉从他们躲藏的壁橱或别的什么地方出来，并且向我说我大概是最易受骗的笨蛋。还有我自己的父亲！更不用提我那位忠实的秘书了。”
埃勒里张嘴笑了笑。
“昨天是三月的最后一天。这样今天就是，”埃勒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尖，“愚人节！”
五月 葛底斯堡军号
这是奎因故事集中非常老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埃勒里四处卖弄才华的青年时代，当时有一位名叫妮奇·波特的红头发姑娘当了他的打字员。但这个故事还没有走味，那些品尝过这种味道的人对它一直回味无穷。
美国的一些美食家对于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的风味可以说是不加选择地全部接受，甚至可以说到了迫不及待的程度。他们对当时的许多事总是念念不忘，战争时期的许多名称被后人用作商标，比如米尼式枪弹、尤里西斯·格兰特威士忌，更不用说足以使人热情膨胀的亚伯拉罕老人果汁了。一些伤感的人说起南北战争时，只说“战争”和蓝、灰部队而不提具体的人名。
浪漫主义的艺术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他们为历史的装饰者，来到波托马克河畔夜晚的孤寂哨所，他们仿佛能听到军火车的碾轧声、营火的噼啪声，以及丢盔弃甲的灰色部队的尖叫和呻吟。个别人从燃烧的战火中有幸逃脱一条性命，就好像从火焰里抽筋立起来的燃烧的死尸。他们打着灯笼，踏着泥泞，和野战医生们照看着那些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女人们。正是这些九死一生的人高举起了从死者手中接过的旗帜，使革命的旗帜继续飘扬，使老一代坟墓上的常春藤四季常青。
埃勒里就是这样一种人，这也正是他对宾西法尼亚州杰克斯伯格村那几个老人的案子有特殊感情的原因。
就像人们经常不吉利地碰上了最好的事一样，埃勒里和妮奇碰巧到了杰克斯伯格村。那是埃勒里到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书库里查阅资料后，他们开车从华盛顿返回纽约，就在行进的途中，也许是波托马克河、阿林顿国家公墓和伟人林肯的悲伤给他们施加了影响，埃勒里决定去一趟葛底斯堡。妮奇以前还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五月就将结束了，很快就要进入一个感伤的季节。
他们在设有警戒的纪念碑群中逗留了很长时间。离开时，埃勒里和妮奇都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他们仿佛忘记了时间，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丝毫没有意识到天已经黑了。天空中打起了雷，是大自然的闹钟响了，他们不太情愿地被雷声惊醒。闪电从头顶划过，将天幕划开一道口子，倾盆大雨顿时泼下来，他们立刻被浇了个透。向身后的地平线望去，葛底斯堡仿佛又一次成为战场，巨大的火光划破黑暗的夜空，隆隆的炮声响彻云霄。他们刚要上车赶路，却发现发动机出了故障。埃勒里下车打开前盖检查，发现是点火系统出了毛病，他的心也一下子全凉了。妮奇抱怨他们被困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埃勒里为此也很生气。
“我们不能就这样淋着雨走了，埃勒里！”
“你是建议我们停这儿待在车里吗？我得想办法发动这个破玩意儿，要是……”此时一线灯光从不远处的一所房子里飘来，灯光在雨水中摇曳着，埃勒里又变得兴奋起来。
“至少我们将闹明白现在我门在哪儿以及这里离我们要去的地方有多远。谁知道呢？说不定还会有修车行。”
这是一座坐落在一条泥泞小路旁边的小白房子，石头砌成的院墙同外面隔开，墙上覆盖着蔓生玫瑰。他们浑身淌着水，跌跌撞撞朝房子走去。开门的是一个小个子，一副饱经风霜的脸孔，身穿背带裤，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同时好客地微笑着。当他看清楚他们这副样子时，这微笑变成了关切。
“可别对我说不，”他笑着说，“这是医生的要求，我想你们没看见我的小招牌——大部分被疯长的常春藤给盖住了。到屋里把衣服换一下吧？”
“哦，对！”妮奇无奈地说。
埃勒里，身为男人，犹豫了一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