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蹒跚不前；而其改进程度，且始终不会越出技术性的、量变的阶段，直到现在，还不能脱却半封建的状态。于是，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问题，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存续问题；又因为中国特殊的封建组织在政治上是采取集中的专制的官僚的形态，于是，我们那种特殊封建社会体制的长期存续问题，自始就与专制官僚政治形态保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在专制官僚政治主要是把统治者官绅或士宦与被统治者农民结成的社会经济关系作为其社会存在基础的限内，这种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始终不会发展到突破其社会生产关系的水准的事实，就极可能由专制官僚统治形态得到系统的说明。
惟在依据专制官僚政治来解说中国社会或中国典型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以前，先得把以往有关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明，予以简括的评论。
二
不论在中国抑在外国，在新史学未出现以前，通是把历史看做是政治的延续。而政治延续过程中显示的变动，反映在中国正统历史家乃至一般人士心目中的规律或节奏，就是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则分，分久则合”，所谓“治乱相循”，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代交替与治乱分合，一次又一次的定型的周期的表演，很容易使人把那种表演当做历史发展的自然定律来接受。在这点上，顶呱呱的正统历史家和一般只从演义小说中看到朝代兴亡故事的人没有大了不起的区别。
把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惰性的周期演变，看作是一种“停滞”，那首先须得把历史范畴从窄狭的政治领域解放出来。就我所知，最初对中国政治形态妨碍社会经济发展表示意见的，是大经济学者亚当·斯密，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勉。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之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国富论》，上卷，郭王译本第八五页）
把中国“停滞于静止状态”的原因，归之于中国财富早就“达到了法律制度所允许的极限”，显然是一种极有意义的提示，但也显然不够明白。差不多在一个世纪以后，另一位大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依据许多有关东方社会的文献，特别是关于印度、爪哇等地的文献，知道在那些地方，农工结合体的自给自足村社组织，在一种单纯形态下，尽管居民生活了多少世代，村社的界限，殆很少改变，虽有时村社被破坏了，或被战争、饥馑、疫病破坏了，，但同一名称、同一村界、同一利害关系、甚至同一家族常保存数百年之久；居民对于王国的解体或分裂没有任何悬念；只要村社能保持完整，他们绝不问自己所属的村社是隶属在何种权力下面，是受哪一个权力支配，其内部经济是保持不变的。他因此推论到那种社会的停滞性，而有以次的说明：
“这种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以同一形式再生产出来，如果偶然遭到破坏，它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简单的生产组织，为这个秘谜的解决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个国家不断瓦解，不断重建，王朝也不断变更，但与此显著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是看不出什么变化。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在政治风云的浪潮中，总是原样不动。”（《资本论》，第一卷下，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八一——三八二页）
这段话原是对亚细亚诸国民立论的。中国当可算在里面。中国王朝变更的政治风云，不曾对中国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引起何等根本改革，显然很符合上面提论到的事实；但我们对于这段话的理解，须得明了，政治变动未改变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固然同那种结构的顽强性有关，同时也由于当时的政治无论在变动以前，或在变动以后，有时甚至在变动当中，都在设法加强那种结构的顽强性。这就是说，中国的专制官僚体制，是把农民的无知、孤立、被束缚于宗法社会组织和对政治的不关心作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如其看落了这一面，那种成为问题的社会的基本要素的结构本身就不像是由历代王朝多方努力予以积累和变相地强化起来的结果，而像是一开始就顽强到不能由任何政治变动所改变的“自然体”。那显然是误解了那位大经济学者的正确论旨。
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本来在战前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及中国社会史性质问题论战中已被附带提论过，但正式被提起却是在抗战期间，那时中国进步论坛上曾一致“鸣鼓而攻击”日本侵略主义代言者秋泽修二，他在其所著《东洋哲学史》及《支那社会构成》二书中，曾反复论到“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性”；他误解或曲解马克思的上述论点，把“农村公社的存续，残存”看为是中国“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看为是一切其他社会组织的胎盘，范围着中国社会“父家长制的专制主义”，而成为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基础。这两者妨碍着工商业的发展，妨碍农业的发展，于是农业止于“集约的小农经营”，手工业不能“依中国社会自身的性质”，“产生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制造业”，而商业则是“商人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自身发展中，没有外部的作用，使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资本”，像这样，商业、工业、农业，即全部经济生活，都“先天地”被中国“社会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所规制住了，或者内在的相互制约住了，由是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那种停滞性本身变成了“中国社会的根本性格”。要打破这种停滞性，只有期待外部的压力的诱导与推动，而鸦片战役成为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或打破传统停滞性的第一步，正是那种推论的有力的佐证。
然而世界任一先进国家的现代化，殆都与其对外发生战争有关，果其如此，“停滞性”云云就似乎不是中国社会特有的“根本性格”了。我在这里没有充分论证秋泽错误的余裕，只须指明：
（一）他夸大了那种农村共同体存续或残存的范围和功能，事实上，在自给自足的农村共同体以外，还由地主经济在各村落各地方间，特别是地方对中央间，造出了一种不自给自足的经济依存实况，作为中央集权政治控制地方的相反而实相成的物质基础。
（二）他以固定的形而上的眼光去确认那种农村公社孤立的作用，而不知道，那种社会经济基本要素的结构，随着整个官僚封建社会的进展，被赋予了一些新的动势、新的因素；并且社会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的法律政治关系在不绝起着辩证的相互制约的功能。
三
在国内新社会史学家们中，由批判秋泽而展开讨论的，首先当数到李达先生。他在《文化杂志》第二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虽然只从正面讲述他自己有关这一问题的意见，但他显然是见到了秋泽所发表的“高论”的。他把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归纳为以次八项：（一）战乱频繁，（二）封建力役，（三）封建剥削，（四）宗法遗制下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五）封建的政治机构，（六）农民阶级不能担负新生产方法，（七）科学不发达与儒教学说的影响，（八）地理环境的影响。这无疑已把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全触到了，但正如紧接他发表那篇文章之后，即起而与他争论的蒙达坦先生所说，“即使这些全是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但这些原因怎样作用于中国社会而使其发展迟滞呢？如果单只说这些原因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迟滞了社会的发展，那是非常不够和太笼统的，科学的说明，决不容许其含糊，而必须说明其如何如何。”
上面的话，是蒙达坦先生在《与李达先生论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中（载《文化杂志》第二卷第一号）所指陈的，李达先生平列出八大原因，并指出前五者为主因，后三者为从因，确实是太笼统而非科学的说明，但蒙先生是怎样来说明的呢？他认定社会的发展取决于资本积累与生产方法进步两件事。我们要解决中国社会何以发展迟滞的问题，非从确定究竟是什么事物妨碍生产方法进步，究竟是什么事物妨碍并破坏资本积累的相互关联处去研究不可。他是按照他所提出的方法论来分别解说其原因的。关于妨碍或破坏原始资本的积累，他提出三项：第一是特殊的土地所有关系，第二是农民战争，第三是共有财产。关于妨碍生产方法的进步，他又提出三项：第一是重农抑商政策，第二是地域发展不平衡，第三是儒家学说的影响。李先生的八项，到蒙先生手中只有六项了，并且有几项还改了样。这样的研究，也并不会完全改变李先生平铺列举的缺点。从原理上提出生产方法与资本积累来，虽像把问题鞭辟近里地推进了一层，但如果有谁把妨碍资本积累的三原因和妨碍生产方法进步的三原因掉换一下，或者主张那六项原因同样会妨碍生产方法进步和资本积累，我想蒙先生也不能怎样表示异议罢！比如，特殊土地所有关系，为什么就只妨碍资本积累，而不妨碍生产方法改进呢？又如，重农抑商政策，假使不停止在表面的考察上，为什么只妨碍生产方法的改进，而不妨碍资本的积累呢？李先生平列固然笼统，蒙先生分举却更机械。
然而我要进一步看看华岗先生的意见。他在一篇《中国社会发展阻滞的基因》（见《群众》第七卷第十一、二期）的论文中，直接讨论到李先生和蒙先生的观点。他认李、蒙两先生所举述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原因，有的是因果倒置，如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