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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用一千天的时间建成了西伯利亚的第一大钢铁厂。建厂的领导人、工程师巴尔金写道：“当寒冷把场地的粘土都冻结起来的时候，土方工程也从未停止过。掘土机被严寒冻得难以开动。但无论如何要把石头般的土地掘开……脚冻僵了，手冻僵了，但没有一名战士离开前线，在探照灯的照耀下，整夜都在工作，人们终于战胜了地冻天寒，战胜了执拗的西伯利亚”。苏联人民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双手兴建了过去没有或几乎没有的飞机、汽车、拖拉机、化学和机器制造等工厂，建立了新的工业城市。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正值资本主义国家经历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苏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从西方引进一批先进的机器设备，还用高薪聘请外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到1931年年初，苏联同外国资本家签订了124项技术援助项目。3个主要钢铁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扎波罗日钢铁厂和库兹涅茨克钢铁厂，以及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第聂伯水电站等大型项目都是在美国和德国的技术援助下建成的。随着工业的发展，苏联急剧减少了同西方的经济联系。1937年，机器进口的比重仅占苏联消费量的09％，锅炉、发电机、农业机械和拖拉机都停止了进口。这显示了苏联经济的独立自主性，但也失去了利用西方资金和技术的机会，影响了国力的增长。
为了保证工业的快速发展，政府实行高积累，大投资。1922—1928年的7年期间，国民经济的基本投资仅为265亿卢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猛增为645亿卢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更增为1334亿卢布，其中一大部分用于重工业。这一作法明显加快了建设速度。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共建成6000多个大企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一年1928年到战争前夕的194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增加了4倍多，年平均增长168 ％；重工业发展更是迅速，增加了9倍，年平均增长212 ％。同期，钢的年产量由430万吨增加为1830万吨，煤由3550万吨增加为16亿吨； 石油由1170万吨增加为3100多万吨，发电量由50亿度增加为483亿度。1930—1931年与1935—1937年相比较，飞机的年均产量由880架增为3578架；坦克由740辆增为3139辆；火炮由1911门增为5020门。斯大林的建设模式、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使苏联仅用十几年的工夫就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产值在欧洲占第一位、在世界居第二位的社会主义军事强国。
苏联的壮大还得益于外交的成果。苏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之中，基本被排斥在国际舞台之外。斯大林注意借助国际革命力量壮大自己。他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是最先进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是推动他国革命的基地。因此他认为苏联的利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各国共产党把苏联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服从苏联的一国利益。他还通过共产国际确保各国共产党“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页。 由于得到国际的支持，苏联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
20世纪30年代，德国走上法西斯道路，威胁各国安全。斯大林正确判断和利用了新的国际形势，主动调整外交战略，改变过去对国际联盟的敌视态度，积极倡导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反对德国、意大利的侵略扩张。苏联同英法的关系逐步改善，1933年又同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34年，被接纳加入国际联盟，并担任常任理事国。从此，苏联完全走出被孤立、被忽视的处境，重新以大国身份返回国际舞台。
苏联的迅速崛起震惊全球，但也有重大的弱点和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看来（斯大林）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9月—11月）》，《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首先，它是靠牺牲经济均衡发展特别是靠牺牲农业正常发展取得的。重工业、军事工业的片面增长使经济发展严重失调，影响了国家的长远发展。
其次，苏联为实现自己的崛起目标，付出了重大代价。人们为经济建设付出了大量的汗水和鲜血，虽取得成绩却长期过着贫穷和闭塞的生活。在实施农业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中，各地普遍采用行政命令和威胁恐吓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同时将100多万户富农扫地出门，迁徙到国家东部和北部荒凉地区。集体化造成社会动荡，农业生产连年下降。但斯大林为了保证工业化的实施，不断要求扩大粮食的收购和出口。1930年8月，他写信给莫洛托夫，说：“米高扬告诉我，说收购工作在加快，每天出口100万—150万普特粮食。我认为这还不够。应当（马上）把日出口额提高到至少300万—400万普特。否则的话，我们的新的冶金厂和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钢铁厂等）就有落空的危险……总之，必须大大加快粮食出口。”《斯大林致莫洛托夫的信（1930年8月2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39页。 结果，粮食产量下降，而国家收购量激增。一五期间粮食年均产量为7360万吨，二五期间降为7290万吨；而年均收购量却由年均1820万吨猛升为 2750万吨。1932—1933年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饿死。哈萨克斯坦在1930—1933年间有将近200万人丧生，大牲口损失了4/5。许多农庄庄员流亡外地谋生，一些留在村里的人则充当了庄稼地里的“理发师”，他们多是妇女小孩，在夜里偷偷剪下麦穗带回家中充饥。政府不能容忍这一现象。1932年8月7日颁布法令，规定对盗窃农庄财产者处以死刑，情节较轻者，剥夺10年以上的自由并没收全部财产。这一法令不区分是大盗窃犯还是为活命而偷拿谷物者，一律处以重刑。结果，许多普通农民受害。俄罗斯司法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向党中央报告说，5个月内，根据此法令判处了54645人。著名作家肖洛霍夫于1933年4月写信给斯大林，反映产粮区北高加索韦申斯卡亚区的情况：“在50000名居民中，挨饿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少于49000人”，“大人和孩子都得了浮肿病，逮着什么吃什么，像动物尸体、柞树皮和沼泽植物的根等人不该吃的东西，他们都拿来吃了。总之，这个区与我们边疆区的其他几个区好像没有什么区别”。《肖洛霍夫致斯大林的信（1933年4月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84、663页。 德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机器拖拉机站政治部报告说，某些地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斯大林在1940年9月的一次谈论电影片的会议上承认有2500万—3000万人挨饿参见苏联《农村新事》1987年第12期。。苏联人民为工业化，为国家崛起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
第三，苏联用命令和惩罚的办法管理经济，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排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日益成为苏联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苏联的这些严重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中就暴露出来，引发了人们对领导的不满和怀疑。面对这一危机形势，斯大林没有采取措施缓解矛盾，反而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用镇压的办法来对付一切他认为是或可能是前进中障碍的人。其规模十分惊人。仅在1937—1938年中就有近70万人被判处死刑。遭镇压受迫害的人更远远超过此数。但随着法西斯德国战争威胁的不断加大，苏联国内的矛盾冲突被暂时搁置一旁。
1941年6月，德国发动对苏战争，攻势非常凶猛。9月就占领了南方的基辅，包围了北方的列宁格勒，10月更攻抵首都莫斯科城下。苏联处境十分危急，一些外国政府甚至担心它会战败投降。但苏联坚持住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苏联依靠中央集权体制动员组织全国力量抗敌。半年时间，新组建了400多个师，同时用150万节车厢把临近前线的企业物资搬迁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组建新的强大军事工业基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提供武器装备。1941年11月7日，当德国军队攻到莫斯科城下，政府机关已转移到后方城市的时候，斯大林亲自到红场阅兵，发表充满战斗激情的演说。官兵们受检阅后，直接开赴前线。苏联军民浴血奋战，军人牺牲916万人，平民死亡1740万人，总共2600多万人，最终与同盟国一起打败法西斯。苏联的英勇战斗为自己赢得了极大声誉，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斯大林抓住英法等西欧国家衰落，日益丧失世界政治中心的时机，加强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协商合作，共同筹划安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第一次会议。由于美国使馆距苏英使馆较远，英国首相丘吉尔抢先邀请美国总统罗斯福住进英国公使馆。罗斯福怕斯大林起疑心，谢绝了。后来，斯大林邀请罗斯福住进苏联大使馆，也被谢绝。苏联说，德国间谍企图谋杀三巨头，还是住进苏联使馆好一些。罗斯福最终接受了苏联的建议。丘吉尔对此感到懊丧，说从一开始就输了苏联一招。会议期间，斯大林极力拉拢罗斯福对抗丘吉尔，打压英国在会议中的地位。1945年年初，德国败局已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提上大国议事日程。斯大林借助红军的胜利战果，争取到三国首脑会议在苏联国土上举行。1945年2月，会议在苏联雅尔塔的利瓦吉亚宫开幕。苏联以世界第二大强国的地位，同美英商讨安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并为自己争得诸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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