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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政权实权，亦使大批具有改革思想及专长的人才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基本上形成了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及领导骨干，决定了日本今后发展的大方向。
3经济改革
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中，地税改革是一项根本性的改革。在1873年宣布地税改革前，明治政府已经宣布了一些解放农业生产力的措施，如废除以往对种植作物品种的限制，废除关于土地买卖的禁令及允许农民从事其他职业等。1873年7月28日，政府发布《地税改革条例》规定：以耕地的法定价格作为全国统一的课税标准；地税的税率定为法定地价的3％，另征1％的附加税；地税一律用货币缴纳；法定纳税人是从国家领取土地执照而拥有土地所有权者。通过地税改革，确立了近代土地税制度，最后从法律上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地税改革废除了种种封建限制，促进了日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日本农业开始走上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使政府得到稳定的财政来源。
担任岩仓使团副使的大久保利通，回国后掌握了政府实际大权。他在1874年正式提出了《殖产兴业建白（议）书》，这个建议书到现在读起来，还让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思考。它最精彩的几句是：“大凡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工业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最后它归结在哪里？归结在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真正的关键，而政府的作用恰恰又主要是在引导、倡导、鼓励、奖励日本各种各样的人来投资产业，兴办产业，这样一个“建白书”，的确影响了整整一代日本人。从此建议书的提出起，日本正式开始了殖产兴业的具体历史过程。
“殖产兴业”的具体方针，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殖产兴业，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为此，政府除进行地税改革而获取必要的巨额土地税收入之外，还实行货币金融政策，始而大量发行纸币，继而又提高税率、增收新税，采取金融政策，对人民进行双重的盘剥，还用发行公债的办法，筹集大量资金；对外则通过向亚洲近邻国家实行侵略掠夺，获取资金。
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在1868—1880年期间，主要是采取大力创办官营企业，由国家资本带头实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以1880年11月《处理官营企业条例》的颁布为标志，开始殖产兴业第二阶段（1880—1885）。这期间以大力扶植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为主。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7个方面：（1）废除各地关卡，培育和发展全国统一市场；建设铁路，发展航运、邮政、电报和电话等近代交通通讯事业。（2）接管幕府和各藩的工矿企业，加以改造和扩充，以形成国有的企业体系；大力创办各种称为“模范工厂”的新式近代企业。（3）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原有技术和工具；注意创办民品工业。（4）采用奖励、保护等多种方式，鼓励优质新产品和发明创新；举办交流会、博览会以推广先进技术。（5）推行“劝农”政策，引进西方农业技术、农牧业品种和经营管理制度；结合“士族授产”的“劝业”，使大批原封建武士从事农垦。（6）扶植与保护私人资本，促进私人企业发展。从1880年11月起，决定将军工、铸币、通讯、铁道、印刷等特殊部门以外的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井、三菱、川崎、古河等特权大资本家。（7）奖励国产，鼓励国货出口。明治政府自19世纪80年代起，立足本国实际，认为引进必须结合国情，西方经验不能照搬。明治时代，日本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大力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广为延聘外国各行各业专家，很注意人才的引进，当时外国专家的薪金，可以高出日本领导人数倍；随着本国人才的培育成长，逐步减少以致停止了这种人才引进。派遣留学生出国，也很注意实用实惠，摈弃了盲目性。
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行，促进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政府的大力保护和扶植下，1886—1890年间，在日本出现了早期产业革命热潮。它几乎扩展到一切主要工业部门，特别是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发展异常迅猛。到甲午战争（1894—1895）前后，日本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产业革命开始后，外贸亦急剧发展，外贸额在10年间几乎翻了两番，且以出超为主。
4教育及社会文化改革
明治政府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又一重要政策是“文明开化”。这一政策主要涉及文化教育改革及一系列社会文化改革。
明治政府成立伊始，首先整顿旧教育机构，1871年设文部省，掌握全国教育改革事务。1872年9月5日发布《学制》，正式开始有纲领、有计划地改革。在《公布学制之布告》中指出：“学问可称为立身之资本。”制定公布《学制》之目标是：“以期今后一般人民（华士族、农工商以及妇女），必使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全国根据《学制》划分学区，设立大、中、小学及各类专业学校，教学内容焕然一新。另外，制定了有关留学生规则、学位制度，并允许私人办学等。1879年又迈出教育改革第二步，即制定47条《教育令》，废除学区制，将小学设置、管理权下放地方，学制缩短，教学内容简化。翌年又修改《教育令》，加强对教育的监管权，使就学率迅速提高，1883年达51％。1885年实行内阁制，森有礼首任文部大臣，他先后主持制定、公布了《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等学校令》和《师范学校令》等一系列教育法令，使教育改革进入确立近代教育体制的第三阶段。上述教育法令的推行，基本上确立了近代教育制度，教育普及率及中学、大学都有极迅速的发展，成果极为显著：迅速发展为世界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国家。
明治政府在推行文明开化过程中，对社会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也给予关注。19世纪70—80年代，政府发布一系列文告和法令，实行各项社会改革，一方面废除了一些封建时代遗留的旧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宣传奖励以至移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衣、食、住、行方面推动“欧化”风潮，企图通过社会改革建立适应世界潮流和适合日本国情的近代文明体系。发布《断发脱刀令》，天皇带头剪发；发布采用阳历布告（改阴历1872年12月3日为阳历1873年元旦，并将一昼夜12时辰改为24小时）以及开展以洋房、西装、西餐为代表的生活方式的“欧化”运动。这些措施在城市中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当然，在日本政府中也有人认为，日本同西方比是劣等国，不如搞“全盘西化”。社会上亦有人主张，日本应废日语而以英语为国语，甚至组织“人种改良会”，提倡与西洋人通婚以改良人种等肤浅庸俗的“文明开化观”，但终未成气候。
“文明开化”更重要的方面是开展资产阶级社会启蒙运动，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幕末时期成长起来的西学知识分子；是传播西方启蒙思想的先驱。明治六年（1873）成立的“明六社”，则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合法的研究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学术团体，它既是文明开化政策的产物，也是文明开化的标志，在文明开化运动中起着先导作用。它的机关刊物《明六杂志》出版43期、发表论文百余篇，处处闪烁着“理性之光”，很受社会欢迎。此外，其社员在明六社活动期间，共出版著译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思想，贡献颇大。但在帝国政府公布《新闻条例》和《谗谤律》（1875）、实行《取缔演说令》（1878）和《集会条例》（1879）期间，《明六杂志》于1875年停刊，明六社亦同时宣告解散。日本知识界向右转，一大批启蒙先驱者和被誉为“理性之光”的传播者，纷纷沦为思想界的保守分子、倒退转向分子。但是，群众性的自由民权运动，在淘汰了老一辈民主主义者的同时，锻炼培育出了新一代民主主义者。
5政治改革
明治政府在使日本走上图强之路的过程中，始终重视牢牢掌握国家政治大权，通过各时期的政治改革，建立、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制，最后确立了日本帝国的近代天皇制。
1868年4月6日，以天皇为首的明治新政府发布了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约》。在6月11日，公布“政体书”，宣称“天下之权力皆归太政官”，并将“太政官之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使无偏重之患”。按此原则，天皇政权实行第一次“太政官制”。9月3日，天皇下诏改江户为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冶”，取中国《易经》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中的“向明而治”，并规定从此一代天皇只用一个年号。翌年4月，天皇赴东京，事实上迁都东京。
在此前后，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握实权的新政府，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不仅对经济、文教、军事进行破旧立新，而且对政治方面也不断进行全方位的资产阶级改革。在日本被称为“维新”。“维新”，取自中国《尚书》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即变革之意，实际上是实行一系列资本主义改革。
1869年7月25日，明治天皇下诏接受各藩“奉还版籍”（版指领地、籍指户籍），任命藩主为藩知事，取消藩主、公卿等旧称，统称“华族”，一般武士则称为“士族、卒”。1871年8月29日，实行“废藩置县”，解除旧藩主、藩知事职务，建立了近代府县制度，最后取消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全国行政区划分为3府72县，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府、县知事管理。此举建立和加强了中央集权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