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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优生学
优生学是试图用人为的方法，去改良一个种类的生物学上的品性。它所根据的观念是达尔文的理论；现在英国优生学会的会长，就是达尔文的一个公子，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优生观念的更直接的祖先，乃是葛尔顿，他非常看重人类成就中遗传的因素。如今，尤其是在美国，遗传已成为一个党派的问题。美国的守旧派主张，成人的那种成熟的品性，大部分是先天的特征，而美国的激进派则与此相反，他们主张教育万能，遗传毫无关系。这种走向极端的主张，无论哪种，我都不赞成。我也不能赞同他们所根据而藉以抒发彼此相反对的偏见的共同的前提，这前提以为，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和其它相类似的人，比美国土生的三K党人还要低劣。目前我们还没有材料足以判定人类心智的能量什么部分是由于遗传，什么部分是由于教育。假如要用科学方法判定此事，必须寻找干千万万同胞的双生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把他们分开，用可能范围内最不同的方法教育他们。但是，这种实验现在还不能实行。我自己的信念是——我承认是不科学的，并且只是建立在印象的基础上——任何人既然都可以被不良的教育所毁坏，而且事实上人人差不多都被不良的教育毁坏了，那么，只有具有某些相当天资的人，才能在各方面取得非常优秀的成就。我不相信任何程度的教育，能把平常的孩子教成第一流的钢琴家；我不相信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能把我们都教成爱因斯坦；我不相信拿破仑天生的秉赋不比他宾勒地方的同学更高些，我也不相信拿破仑只要看看他的母亲对付她的一群不受约束的孩子，就学到了盖世的韬略。我深信，这些例子都是先有天资，再施以教育，然后才能有那样好的结果，世间一切有关能力的事情都是这样，只不过程度低一点罢了。其实，有好多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明显的事实，比如看一个人头部的形状，就每每能说出他是聪明的或是愚蠢的，这很难认为是教育给他的特征。再研究一下相反的例子，即白痴、呆子、和低能的人。痴愚是生来的，至少大多数的愚人是生来的，这个事实就是反对优生学最疯狂的人，也不至于否认；反过来，对于任何懂得统计学上的对称性的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在相反的那一端，也有相应数目的人，有着异常伟大的能力。因此，我可以不必多费笔墨，推断人类生来的智力是各不相同的。我还可以推断——这或许比较令人怀疑——聪明的人比不聪明的人要更可取些。这两点承认了，那就给优生学者打好基础了。所以，无论我们对于提倡优生学的人所主张的一些内容作何感想，我们决不可以随意反对他们整个的地位。讨论优生学问题的文学，荒谬的特别多。大多数提倡优生学的人，除了健全的生物学上的根据外，还加上一些不很可靠的社会学上的命题。譬如：德行是和收入成正比的；贫穷的继承（唉，太普遍了！）是生物学上的现象，不是法律上的现象；所以，假如我们能引诱有钱的人生育，而使穷人不生育，则人人都可以富裕了。关于穷人的生育比富人要多些的事实，人们实在是太大惊小怪了。我自己无论如何，不认为这个事实是值得惋惜的，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富人优越于穷人的地方。纵使这事真的值得惋惜，也算不上是很严重的惋惜，因为事实上不过是落后几年罢了。现在穷人的人口出生率已经降低，与9年前富人的出生率差不多了。的确有一些因素，使社会中各阶级的出生率产生不良的差别。譬如，假使政府和警察设置障碍使人民不容易获得节制生育的知识的时候，结果那班智力在某种程度以下的人民就得不到这种知识，而对于其他的人民，当局的企图就失败了。于是一切反对传播避孕知识的措施，势必造成愚蠢的人比聪明的人有更大的家庭。不过，这似乎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过不了多久，就是最愚蠢的人，也可以得到节制生育的方法，或者——我怕是当局实行蒙蔽政策很普遍的结果——会发现人们情愿实行堕胎。
优生学分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另一种是消极的。积极的是鼓励良种族的繁殖，消极的是禁止不良种族的生育。现在比较能够实行的，是消极的优生。美国有些州内，消极的优生有长足的进展。在英国，目前施行的政治也是禁止不适者的生育的。对于这样的办法，任何人出于自然地感到的反对，我相信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大家都知道，智力低的妇女容易有大批的私生子，所有这些孩子对于社会是毫无价值的。假如这些妇女失去生殖能力，她们自己肯定会快乐些，因为她们之所以怀孕，根本不是因为爱子的冲动。智力低弱的男人，当然也是一样的。诚然，这种制度也有很严重的危险，因为凡是异乎寻常的意见，或者与官吏本人相反的意见，都容易被当局认为是智力低弱的表现。但是，这些危险或许值得发生，因为白痴、呆子和低能者的数目，能藉这样的办法而大大减少，这是非常明显的。
禁止生育的办法，在我看来，应该有确切的限制，使它只施用于心智有缺陷的人。我不赞成爱达华州那样的法律，它允许禁止“心智有缺陷的、疯癫的、习惯性犯罪的、道德堕落的和性方面失常的”诸种人的生育。最后两种人的定义极为含糊，如何方算道德堕落，与如何方算性的失常，各地方的判定都将不同。若依照爱达华州的法律、则苏格拉底、柏拉图、凯撒与圣保罗，都在被禁止生育之列，况且，习惯性犯罪的人，很可能是某种功能性神经失常的牺牲者，这种失常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医治好的，而且绝对不会遗传。在英美两国，关于这类问题的法律制订都没有征求心理分析家的意见；因此，他们把完全不相同的各病状硬归到一起，推其理由，不过是因为那些病状有些相似的症状而已。换句话说，这些法律与这个时代的知识比较，差不多落后了30年。这可以表明，凡是对这类事件制订法律，都是很危险的，除非等科学能得到准确的结论，至少历数十年都不能被人所驳倒，方才可以订成国家的法典，否则的话，谬误的观念将成为具体的条文，并被一般官吏奉为神明，结果反而使最好的观念的实施受到延阻。我的意思是，在这方面，目前只有心智的缺陷这一项可以充分地确定，足以将它编入法律而没有流弊。心智的缺陷可以用客观的方法判定、官吏一般都不会有异议，但是道德的堕落，举例来说，则随个人的意见而不一定。同样一个人，在甲以为是一个道德堕落的人，而在已可以看作是一个先知的哲人。我并不是说，将来我们不应该扩大法律的范围，我只是说，我们目前已有的科学知识尚不能充分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当一个社会容许道德的责备带着科学的假面具的时候，像美国各州中确曾发生过的那种情形，那实在是很危险的。
我现在来讨论积极的优生学，它有更有趣的可能的事件，虽然这些事件尚是属于未来的。积极的优生，是设法鼓励良好的父母生育许许多多的儿女。现在实际的情形，大概恰恰与此相反。譬如，现在在初等小学读书的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将来会升到职业的阶级，而且多半要到35岁或40岁才结婚，而他幼时同环境的那些不特别聪明的人，大约到了25岁就结婚了。职业界中，教育费用是个很大的负担，因此，职业界中人不得不严格限制他们家庭的人口。他们的平均智力”比起大多数其他阶级的平均智力，大概要略高些，所以，他们家庭人口的限制是很可惜的。处理这件事情的最简单的办法，是允许他们的儿女受免费教育一直到大学，而且连大学也是免费教育。概而言之，这就等于说，奖学金不依孩子的价值，而依他们父母的价值发给。这个办法还有一种附带的好处，即可以免除临时用功和过度用功的弊病，这种弊病现在常常使大多数最聪明的青年，在未到21岁之前，智力上体力上都受了过分紧张的损害。但是，无论在英国或是在美国，想要国家采取任何办法，真正能充分地使职业阶级多生子女，恐怕是不可能的。妨碍这件事的，就是民主。优生的观念是建筑在凡人皆不平等的假定上，而民主则建筑在凡人皆平等的假定上。所以，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很难在政治上实现优生的观念，要是这种观念不以为世上只有少数像愚痴那样的“劣等”’的人，而是承认世上只有少数“更优等”的人。前者可以讨好于多数。而后者，他们可不愿意听，所以，包含第一个意思的方法。自然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而包含第二个意思的方法则不行。
然而每个对这个问题曾经考虑过的人都知道，虽然现在难以确定谁是构成最好种族的人，但人们在这方面的确有许多差异，不久后科学也许能够测量出来。假如我们告诉一个农夫，他应该给他所有的牡牛同等的机会，你猜想一下这农夫会作何感想！事实上，用来做下一代的祖先的牡牛，总是依他母系的祖先的牛奶的质量仔细选择过的。（附带我们可以注意，牛类既然没有科学、艺术和战争，则它们显著的优点只是在雌的方面，雄的最多不过是雌的优点的传达者而已。）一切家畜都凭借科学的生育方法而大大地改良，人类能否藉同样的方法变成心中希望的任何结果，这可没有公开讨论过。当然，人类对于自己的人种，希望些什么，要想怎样改良，这比较难于确定。假如我们为体力强壮而生育子女，他们的脑力或许就要减低；假如我们为智力能量而生育子女，他们或许就容易受各种疾病的侵袭；假如我们想情绪平衡，或许我们又毁坏了艺术。关于这些事情的必要的知识，现在都很缺乏。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