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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方式的优势。共同事务需要他们团结在一起，而局部的选择越多，实现普遍目标所需要的代表就越多。如果你颠倒了自然秩序，如果你把选举机构放在建筑物的顶端，它所任命的人将会发现，对于需要他们评判的公共利益问题，他们根本就茫然无知。你让他们代表有关各方进行协商，他们却对各方的需要不是无知，就是蔑视。一个局部的代表是那个局部的工具，这是适得其所；他不应在没有首先捍卫他的任何权利的时候就放弃它们，无论它们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他应该是他所代表的局部利益的保护人，因为，尽管每位代表都偏袒自己的选民，但是当他们每个人的偏袒行为协调一致时，却会使所有人享有公正的好处。
尽管议会是由各个局部的代表所构成，但已经过分倾向于发展一种脱离国民的合作精神。代表们住在首都，远离任命他们的那部分人民，与他们所代表的行政区的习俗、需求及生活方式失去了联系。他们对这些事情变得不屑一顾、漠不关心。如果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把这些公共工具从所有的地方责任＇8＇中解脱出来，永远凌驾于他们公民同胞的选举权之上，被某个机构挑出来安置在宪政大厦之巅，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国家越大，其中央权力越强，一个单独的选举机构就越是不可取，直接选举就越是必不可少。一个十万人的部落也许可以授予元老院任命其代表的权利；联邦制共和国也许仍然可以这样做；至少它们的内部管理没有任何风险。但是，任何倾向于统一、倾向于取消国家不同地区所任命的代言人的政府，都意味着创建这样的团体：它们的思虑大而无当，为了献身于普遍利益而对个人利益漠不关心。
这绝对不是由元老院任命人民代表的惟一害处。
这种制度首先破坏了代议制政府一个最大的长处，即政府在不同社会等级之间建立的经常联系。这种优势只能是直接选举的成果。正是这种选举，要求掌握权力的等级持续关注下层社会。它为财产拥有者中最贫穷者的选举权安排了一种正义和慷慨的回报，以及对压迫的惩罚，迫使财富掩饰其傲慢，迫使权力节制其行为。我们不应轻率地放弃这一幸福与和谐的日常源泉，也不应该鄙视善意背后的动机：它最初可能是出于私利，但结果却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德。
有人抱怨说，富人们都集中在首都，农业地区却被没完没了的捐赋榨得民穷财尽，它们把这些捐税给了首都，却永远得不到任何回报。直接选举会驱使土地拥有者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去，而如果没有直接选举，他们都想离开自己的土地。只要人民的选举权对他们没用，他们的精打细算就会全都用于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取尽可能高的收成。直接选举则建议他们进行某种更为高尚的精打细算，一种明显对依附于他们的人更有用处的精打细算。没有民众选举，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信任，这就使他们向中央权力周围集结。而民众选举则使他们需要民众中的声望，促使他们扎根于自己领地的政治生活，回到产生民众声望的发源地。
我们间或会听到有人赞扬封建制度的有益影响，因为它使领主保持着他在仆从中的地位，并能使他全部领地上的财富得到平等的再分配。民众选举有着同样的好处，却不会继承它的弊病。
人们经常谈论要鼓励和尊重农业劳动。他们想指望随兴而致的颁发奖赏和舆论认为是并不公正的各种勋章来做到这一点。如果给农业各阶层以重要地位，事情将会简单得多。但是，这种重要地位不是靠命令创造出来的。它必须以人民的愿望和抱负为依据，使人民从中能够看到回报。
再者，由元老院任命的代表职责倾向于引起腐败，或者至少会削弱那些追求这一显赫职责的人的声誉。
对于为了感动民众而必须进行的游说和努力，无论把它们说得多坏，这种行为的结果都不会比竭力巴结一小撮掌权者的行为更为有害。
孟德斯鸠说，“在元老院游说是危险的；在一个贵族团体内是危险的；但在人民中却不会这样，人民的本性就是感情用事。”＇9＇
如果一个人率领一大群人做事，他只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羞耻心会使公开的行为有所节制。当我们在几个人面前折腰，向其中每个人请求一点好处时，我们就会匍匐在阴影里，而权贵们实在是太愿意享受我们卑贱的乞求和谄媚的央告了。
有时候，人们惧怕一切能够显示能量的事物。在暴政感到立足不稳时，受奴役的人仍然有望从中得到好处。这是文雅、恭顺、藏而不露的才华及个人品质备受赞扬的时候。但是，那实际上是道德启蒙的时期。它使藏而不露的才华扬名于世，使个人品质在家庭情感中找到回报，使文雅和恭顺获得要人的赞赏。那些引人注目、令人尊重的人，那些有资格得到人民的崇敬、忠诚与感激的人，会成为众望所归之所，而这些更有活力的人也会表现得很有节制。
人们总以为平庸就意味着平静。然而，平庸只有在不起作用的时候才意味着平静。当大批庸人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并得到一定的活力时，他们的平庸所到之处，甚至会表现得比天才本身在被激情冲昏头脑时还要狂躁，还要妒嫉，还要暴烈。惟有开明能够消除虚荣，从而平息激情，节制私情。
我提出的一些反对选举的理由，也被选举团用来同样强烈地反对直到最近还被我们的议会所使用的改选办法，幸好我们的现行宪法刚刚废除了它。我说的是定期引进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做法，因为在代议制机构中，新来者总是发现自己是一个少数。
议会的改选，目的不仅是防止国民代表形成一个与人民相隔离的阶层，而且还为可能出现在两次选举之间的舆论变化提供可信赖的解释者。假如选举组织得井然有序，新当选者将会比上次选举中的当选者更为忠实地代表舆论。
当前舆论的代言人处于少数地位，而代表过时舆论的人却处于多数地位，这难道不荒唐吗？稳定性无疑是必要的，更新期决不应当一次接一次过于频繁。过于频繁的选举是荒唐的，因为舆论根本无法在两次选举之间变得更为知情。再者，我们还有一个体现着恒定性的世袭制议院。我们不要把冲突因素引入体现改良的选举制议院。保守精神与进步精神的斗争发生在两个议会之间，要比发生在一个议会内部更有益处。这样就不会出现咄咄逼人的少数。它在一个议会内部形成的狂热，会在另一个可以批准或否决其决议的议会的冷静面前烟消云散。不正当的做法与威胁恫吓不再是控制多数的合适手段，在必须作出裁决的法官眼中，那只会让人名声扫地。
改选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做法，无论对于全体国民还是对议会本身来说，都有严重的弊端。
即使仅能提名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也仍然可以激发起一切希望。它并未带来多样性的机会，只是一个激发所有野心的机会。遇到的困难会引起这些野心更多的嫉妒与敌视。人民像为总改选而激动一样，也为这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选举而激动。新入选者在头一年受到压制，不久后他们就会成为压制者。这个真理已经被连续四次的经验所证实。＇6＇
我们这个缺少制衡机制的议会给我们留下的回忆，不断地使我们感到焦虑和困惑。我们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能在任何议会引起混乱的因素，在我们看来，在任何全部改选的议会中，这个因素会起到更强大的作用。然而，这种危险越真实，我们就越是要对自己采取的预防措施的性质多加小心。我们只能采取那些已经证明有效，而且肯定成功的措施。
我们的现行宪法所允许的不受限制的连选连任，既充分体现了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改选的惟一好处，又消除了它的所有害处，而我们以前的所有宪法都犯下了排斥这一做法的错误。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不可能连选连任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不间断地连选连任的机会，只会提供有价值的回报，在一个民族中产生大批令人难忘和肃然起敬的名字。任何个人的影响力都不会被令人反感的制度所破坏。在既定时刻，那种影响力无论以什么方式存在，对于这一时刻本身都是必要的。我们不要再用嫉贤妒能的律法排挤天才了。以这种方式疏远杰出人物，将得不到任何好处。大自然希望杰出人物在人类制度的首席就座。宪政的艺术恰恰就在于把他们安排到那个位置上去，无需他们为了得到它而扰乱公共安宁。
没有任何事情比人民代表在任期届满后遭到强行排斥更妨碍自由、同时更有利于混乱了。让议会中的人不能连选连任，就意味着让许多软弱之辈去取代他们，这些人为了在退休之后得到一些补偿或者安度余生，希望尽量少树敌。如果你为无限制的连选连任设置障碍，你就会挫伤他们理应施展的天赋和勇气，你就为懦夫和蠢货准备了慰藉和成功，你就把心口如一的人和厚颜无耻效力于宗派的人或自鸣得意地效力于专横权力的人，放在了同一条水平线上。孟德斯鸠认为，＇11＇终身制官员有这样的优点：他们用不着像那些注定要重返普通公民行列的人在权力终结之前那样，不时地表现出优柔寡断和软弱无力。如果重新当选并非必然的话，它也会提供同样的优点：树立道德形象符合政治家自身的利益。只有精打细算的人才能取得持久的成功，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需要时间。
此外，在公共事务中，诚实、勇敢、经验丰富的人真是多得数不胜数，以致我们可以任意拒绝那些已经受到普遍尊重的人们了吗？还会出现新的天才。人民的意向是欢迎他们。不要在这个方面给人民强加任何限制。不要在每次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