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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更可以在行动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于一定的
主张与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协与不走极端的用心设计。所以刘秀注重
公众建筑之风水，他也以学者的姿态讨论符谶吉凶。他所追求的并非个人来生的幸
福，而是帝国在现世界之福祉。这种种举措与言行，都载于典籍。由此看来，前述
“自然宗教”、“国家祭典”都与妥协和保持原状的宗旨相表里。这种汉代的思想
体系，刘秀和他的儿子刘庄都竭力提倡。
豪强兼并是农村社会乱源
刘秀和刘庄在财政税收上的表现也相当成功。他们的方针是将税率极度抑低，
可是在规定的范围内亳不通融地执行。根据官方的资料，土地税只有收成的1／30。
前汉的盐铁专卖，在后汉业已累除。刘秀的诏令也一再提到解放奴隶为平民。全面
确定税则是在公元39年。翌年即有十个郡守因所报不实而死于监狱。他们父子严峻
而有心计。全国纳税户数在王莽时代一度急剧减少，但在刘秀父子的主持下，至公
元1世纪末，其数目不断回升，自此可见新朝代的举措合宜。公元2世纪情况略不如
前。虽然不断的与羌人作战，宫廷内的生活也日趋奢华，可是国库仍然没有大量的
短绌。但是在对付私人财产时，后汉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与组织上的缺陷，终而造
成朝代之覆亡。
在任何条件之，私人财产之膨胀总会产生问题。这私人财富可以立即变为政治
权力，有时这些财富也避免不了在政治场合之中角逐。司马迁曾提出，公元前154年
很多王国全面叛变之际，西安的一个商人在3个月之内所贷之款获利10倍。在这情形
下，他所贷之款在支持朝廷之中央军，可是不同情况之下，私人之财也可用以支持
叛军。在更为特殊情形之下，乡村间之财富更可以促成变乱。
中国农村在历史之发展上系以小自耕农为主体，可是因之也构成组织上的弱点。
小自耕农各自经营，每家每户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这关头又出现了一批大生
意人，必因当中的不平衡而产生紧张局面，外表看来向妥协和谐，实际已是小大之
间的竞争。其演变所及，无法避免富强者得势、贫弱者受逼。政府既无从以累进税
率油税，通常的情形便是税收短绌，再则又要对贫弱无靠的人民周济，也连带受牵
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
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
机会。农户耕地既小．也无从雇请律师，觅取技术上解决争端之原则。凡是有关借
债、押当、失去取赎权（fore…closure）和强迫接收（dispossession）各种纠纷，
很少能在中国通过法庭有秩序的解决。一般情形之下乃是当地富绅本人不出面，由
地方上之流棍执行。而犹不止此，如果某一问题村民不能和平的解决，地方官更是
无法合理的解决。儒家教养使他们不能不顾及穷人的困难，可是在维持秩序的原则
之下，他们又不能将富家的利益置之脑后。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不是勾结幕后
有权势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们以博得不畏豪强的声名。下级官僚既因司法上
缺乏确切的规律而踌躇，其上级之处境也大概类是。以上简单所述，因着螺旋式发
展，成为中国农村史内纷见沓至的老题目。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法律的失当之处：
也就是所有的官僚与平民都确实遵守纪律。
后汉因“中兴”而起，也就不容易对付这类问题。其契机已成，在维持现状和
不事更革的状态之下，又加以当日半似宗教性的信仰，只在此生此世取得满足，那
么整个朝廷也无从廓然更张向某一方向迈进了。有了它的放任政策，汉帝国因为王
莽篡位所引起的波动，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才得以复元。可是财富继续集中于私人的
手中，且除了放债收租之外，缺乏其他的出处，至此只有打扰乡村间的安宁。地方
政府原来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而短于经理上的能力，如此一来更不知如何措
手了。
儒术成了做官的阶梯
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
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以知识为本身为目的，从未为政府提倡。公元2世
纪张衡提出一种高妙的想法，称天为鸡卵，地似卵黄。他在132年监制的地震仪，据
说圆径8尺，今日则只有后人挑出的一纸图解作为见证。与他大致同时代的王充不断
的指出，自然现象和人事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位思想家都缺乏后起者继承他们的
学说，其著书也不传。反之，公元175年政府在太学之前树立石碑，上镌六经文句，
据说每日来临摹经文的学者聚车千辆。
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始自武帝。其所谓“察举”和“征辟”乃是一种强迫的
推荐制度。起先所举者谓之“贤良方正之士”。公元前134年又令每一郡国举“孝廉”
一人。在后汉这制度推行稳定之时，大概每20万人口举孝廉一人。这样的“选举”，
无从全部公正无私。被举者又非如代议政治下的议员那样参与议事，却各授官职。
其影响所及只有使被举而得官者终生与举者、辟者保持恩泽的关系，而将公事视为
次要。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的尊重法治，更能产生不正规
的影响。城里多数的太学生造成舆论的标准，只是他们专注于个人道德，经常感情
用事，只能使以客观标准解决问题的机缘更无从展开。
以上种种因素终于在朝代的末期造成无可挽救的局面。经常每项争端总是起源
于乡间，而终至惊动国都。当地方官有心惩处当地恶棍之际，经常发现他们后面有
本地富绅作主，后者又与朝官勾连，有时尚倚恃宫中宦官作后台。郡守县令不得不
强制执行。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审讯，仓促的执法．即判人死罪，对方也予以报复。
这一来两方都走极端，有名分的官僚和他们家属受害的程度与家强之被惩同样深刻。
自公元153年至184年，很多事件在其他各处原本只能于现代社会发生，但在当日的
中国却已发生。成千上万的学生游街示威，向洛阳的政府请愿。大规模的拘捕被执
行；黑名单也编成。数以百计的政治犯死于监狱，其中不少人的详情从未公开交代。
宦官与名士的对决
在最后的一段冲突中，所谓党锢之祸，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有为
太学生所支持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与恶势力之斗争。虽说以短视界看来，
这种说法不算不正确，在长久的局面里则这样的结论却使背景混淆不清。无疑的，
汉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问题乃是地方政府之权力日渐凌夷。当日之边疆完整无缺，
及至局势不可收拾时，朝中无政策上之争执。都城内之分裂是由于宦官受到乡村中
新兴地主的支持，而为旧有士绅排斥，其实两方与官僚皆穿通一气。公元135年的诏
令，让宦官之义子继承他们的头衔与家产，因此牵涉到各郡县之地产，只有使问题
更为复杂。指责宦官上下其手，不是没有根据的。可是要说倘非如此原来已有合理
合法的安排则与事实不符。如果当初确有有效处理办法，则违法之处必已处理要当，
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不致日后惊动朝廷。事实上，号称公正严明之名士，也置已获
赦免令的人犯于死刑；有些则惩罚对方，杀害其亲属与宾客。在这样无视于法律的
情况下，终于造成整个政体之瓦解。
公元189年两方之决战，宦官张让质问大将军问进：“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
忠清者为谁？”当时何进与反宦官的名士站在一起。
张让之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不说，可是他这一句话却提出一段真理，仍不为当
时人所洞悉。法律与纪律不同，它是社会上之强制力。要是下层对之已然漠视，上
端也不会更为认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
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
汉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为奇。这朝代创始时循秦制而采取一种
三分政权的体制。丞相总揽百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大司马主军政。以后名号间虽
常更变（如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大司马为大将军大司马），其基本组织则不变。可
是公元2世纪末期，原来设官分职的观念已与事实上发生了很大的距离。监察的职责
已由一个次层的官僚称为“司隶校尉”者担承。此人具有现代国家内“反对党首领”
之形象。随着西汉之传统习惯，大将军一职，总是由帝之舅父姻兄充当，亦即是官
在外戚。再因着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将军大司马通声势，显赫到有废立权。后汉中叶
之后一连串地产生了好几个未成年的皇帝甚至婴儿皇帝，好像出于机遇，然则也是
由于居大将军职者从中摆布。宦官之弄权，有好几个原因。他们是宫内参与机密之
近臣，为皇帝手下不可或缺者。要是皇帝未成年，则必为皇太后倚重。有好几个有
力量的宦官，树立了维护皇室的声名。他们也有权指挥京军，后者就算大将军大司
马也不一定能掌握摆布。
公元189年两方的主力冲突，把一切的做作全部放弃。当公元184年，称为“黄
巾贼”的农民造反威胁国都洛阳时，何进以太后的异母弟之身份晋封大将军；他讨
伐黄巾有功，更增加了他的威信。日后他即与司隶校尉袁绍互通声气。他们密谋召
集一支边军入都诛除宦官。但是宦官张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先下手。张让之弟
张朔，过去在争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