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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至少距魏晋南北朝分裂的时代又已一千年。虽如此，今日曹操及其同时期人
物仍为舞台上最被经常排出之角色。在这群人物之中最为人钦仰的乃是关羽，他是
一个带兵的将领，面谱上特具枣红色。在真实生活里，关羽刚傲而缺乏处世的谨慎
周详，他不顾利害让自己两面受敌，弄到战败授首，比曹操早死一个月。可是千百
年之后关公仍被中国人奉为战神，民间崇拜的不是他的指挥若定，而是他的道德力
量。关羽“义重如山”，至今秘密结社的团体仍有些奉之为师祖。
戏台上好像又要在走极端的关系中保持某种平衡，因之也搬出另一型的英雄人
物吕蒙。此人无疑是在战场上计害关公，而将他的头颅交与曹操邀功的吴将，其脸
谱也将其个性夸大的表现，即与实际的面貌相违，也无伤大雅。吕蒙初为纯粹武人，
有不屑于文墨的态度．只因为上级督促，他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开始读书。可是
如此一来，书中文句使他神往，这从他手不释卷，在极短时间之内，在理智上有了
截然不同的改变中可以看出。他的同僚也惊异着此人从不学无术的武人，一变而为
有心计的战略家，因之“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他的脸谱上以蝴蝶式的设计
陪衬着两只灵活的眼睛，表征着一个复杂人格内心的机动力。很显然的吕蒙之所特
有，是为关羽之所独无。
这样的轶闻琐事虽有趣，读史者如何受其裨益？本书作者建议我们注意社会学
家区分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办法。这也就
是说，大凡文化上非正式，而结构上稍松懈的部门，虽然大致上依据“高级文化”
吹搓而成，却又在细微末节之间穿插交凿。这种非正式而带娱乐性的安排，使哲学
家和大政治家的见解下达于一般民众。京剧将这段历史极尽其能事的渲染，也得到
16世纪一本大众化书籍之助。《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富于传奇性，这书将当日事迹
极端地小说化且浪漫化。因其向小传统的方向歪曲，足使大多数的群众欣赏到的一
段论说，与前述大历史家钱穆所提出者，没有根本的差别，亦即是“国家本是精神
产物”。既如此，则愈在危急存亡之秋，个人的品格，更需要严格的评判。很显然
的，此中戏剧家与传统历史家具备同样的信心，他们觉得道德上一成不变的尺度，
足以衡量个人的品格。他们的立场既然如此全部一致，那么他们综合的见解，也可
以简单明了地以脸谱上的红白黑色表示了。
官方的历史家代表着大传统，其任务为“褒贬”，当然也尽力在使白者愈白，
黑者愈黑，由他们烘托出来，这一时期“无道昏君”之多，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请注意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所提出的：“荒荡不经．其事几平令人难信。”）
刘子业为南朝之宋的“前废帝”，他17岁登基，在位18个月。历史纪录上记载着他
的异母姐山阴公主曾对他提出，“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
妾惟驸马一人，事大不均！”废帝于是替姐置男妾之称“面首”者30人。司马衷乃
是普朝的悲剧性皇帝，当他在位时，内战爆发，戎狄交兵。据说随从报告他：“天
下荒漠，百姓饿死”，他闻之而说：“何不食肉糜？”另外一位皇帝乃是南朝齐主
“东昏侯”萧宝卷，也是弱冠践祚。他凿金为莲花贴地（莲花乃佛教圣品），令他
心爱的潘妃行其上，称“此步步生莲花也”。
这三位昏君都被弑。刘子业如果真替姐设男妾，在男重于女的社会里当然不能
逃避谴责，可是暴露他举动之荒谬，乃是在他被轼之后提出，并且文中还讲到他写
的字不工整，这也算作他无德君临天下的表现。山阴公主提到的两性平等，不论其
是否真确，看来其主张已远逾5世纪中国习惯的尺度。我们既曾听闻到法国大革命时，
皇后玛丽安东尼“没有面包何以不食糕饼”的故事，则难能不怀疑晋惠帝司马衷之
何不食肉糜。这两段故事距离1500年，只是内容太过于相似了。另外我们也很难认
为第三个被弑的萧宝卷以莲花在室内地上设计为不道。如果他的创作确如史书之所
描写，我们只能欣赏其独具慧眼的风格有如波提切利（B0tticelli）所画的美人—
一她在《爱神的诞生》（The Birth of Venus）中的姿态，只是富于中国情调罢了。
总之，艺术家的创造力和专制魔王的狂妄，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这种种故事中，作史者的态度，较诸他们笔下之题材还要值得考虑。有了以
上的轶闻琐事，这些历史家提出一点令人特别注意之处，中国的专制皇权具有双轨
性格。皇帝以圣旨号召，固然从上而下有了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可是生灵涂炭时，
他也真要切身地负责。除非百姓安居乐业，为人君的不能安逸——这点早经孟子不
断地强调。
失望中孕育希望
分裂期间并非皇室的血统退化，而只是表现出当时组织的脆弱。朝代的统率力
量，原来基于文教上的感化，现在全靠宫殿里的纪律。其行动的范围愈小，其上层
所感受的压力也愈大。这种道德上的压力尤以南朝所感受的尤甚。流亡政府既称受
昊天明命，那么它也要较北方夷狄高出一筹了。
我们把环境上的情形全部托出时，即可以看出当日的发展实有前后贯通之处。
既企图恢复北土，则南方应有由强人领导的军政府，可是其下层的支持尚付阙如。
西安与洛阳失陷时，南渡的望族早已在丛山之中、滨水之处开发产业，自给自足。
他们有相对的安全，于是对建康的流亡政府意存观望。这南朝也效法晋成例，派遣
皇室子弟到各重要州县为太守刺史。可是他们缺乏爪牙下达乡里，其本身反为地方
上有实力之人士支配，于是各州县所出现的阴谋，较之官中府中更为邋遢。如此一
来，建都建康的短命朝廷较之北方也无甚出入。彼此都无力恢复由官僚组织作主的
帝国体制，而彼此也没有因全局之平衡构成一种封建的地方分权。
建康即今日之南京，以后又称金陵，其名字虽辉煌，实际上则为一种失望和堕
落的气氛笼罩。上层阶级的富裕者，觉得无从发展其抱负甚至无从有效地利用其财
富，只能带着势利眼光，把钱花在自己身上。此时家族的声望很被重视，有些甚至
追溯到华北的几代之前，于是修族谱成为一时的风尚。男人也涂朱饰粉。文人在骈
文上用功夫，更是一时流行，其文句间的对称和均衡极尽技巧之能事，反缺乏全篇
的要旨和段落间的逻辑。于是建康成为“六朝金粉”的金陵，也就是中国的丝箔城
市（China's tinsel town）。
可是失望的阶段，也是复兴再造的机缘。当然，儒教未曾完全断气，假使孔孟
的影响全不存在，那么这几百年的历史如何会写得尽以严格的道德为标准，极尽其
褒贬之能事？那么写历史的人从何处找到原始的资料，又如何构成其下笔之宗旨？
出人意料的，对重造中国帝制体系最有实质贡献的，却是所谓的胡人夷人。为
对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应称之为“非汉民族”或“少数民族”。其详情待下章论述。
此间应当提及的则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里再造帝国的关头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不
只这一次。中国专制朝代的构成，多少倚靠一种间架性的设计，并且其国家必须容
纳农民大众。草原地带入侵的部落，因为其无牵挂，反能因为他们的简单淳朴而建
事功。只是要使他们习惯于农业的环境及中原文物则需要时日罢了。
佛教的普遍影响
当时人对道教再度感到兴趣与对佛教之沉醉，有扩大中国知识视野的功效，其
影响所及，历时几百年，只是没有为人注意罢了。儒教乃是一种社会的纪律，在纷
乱的时代其用处很小，文士乃寻觅另外的途径。公元3世纪之后半期，当时所谓的
“竹林七贤”表彰着一时风气。此七贤为一叔一侄，和他们的五个挚友。刘伶以驴
车载酒，随从的一个仆人则荷锄随之，他叮嘱仆人，“死便埋我”。放荡不羁并不
是他们的全部宗旨。事实上，他们也在晋朝做官，阮籍尚为步兵校尉，嵇康为中散
大大，被司马昭所杀。他们所反对的乃是当日的仪饰和做作，而希望在道家的纯真
和浑然一体的观念里得到解放。
中国之接受佛教，当中有一段周折。从其多方面广被接受和招致反对派的攻击，
可以想见其影响之深远。在现代以保卫中国的“理性”与“真实”自居者中，包括
胡适先生，他觉得这种由外输入的宗教，注重来生再世，把上天说成三十三级，而
地狱也有十八层、实在是可叹。可是另有欣赏佛教思想对中国人士有引导之功效者，
则又指出：即便是“因果”（羯磨，karma）这一观念，也要求中国人多在自然法规
的范畴里再三思维，注重每一种事物的前因后果，不要都像汉代思想家一样，完全
沉湎于对称与均衡，把各种道德行为硬比作音符与波长。总而言之，派遣僧徒到异
域取经与大开门庭欢迎远方来访之沙门大师，其裨益远逾于“拯救灵魂”。这是一
种文化上的接触，其用途及于哲学、文学、教育、科学、音乐、雕刻、油画和建筑。
有些学者尚指出，在翻译梵文经典时，中国学者自此掌握了音韵上的原则，有助于
此后唐诗发扬光大。其影响之所及如此广泛，最近若干中国之刊物乃指出“佛教是
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学家雷海宗甚至提出：自公元383年亦即淝水之
战后，中国文化便进入了“鞑靼佛教”的阶段。
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