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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这科举取士的社会经济意义。
湘军与淮军
于是曾国藩得以以传统之正宗作号召，为清朝剿灭太平天国。他出身于朝廷文
职之士。和300年前的戚继光一样，他的“湘勇”招募于农村，军官由他一手选拔，
内中很多为小地主，来自曾之故里湖乡。于是部队间精神上团结巩固。他的军费出
自“厘金”，亦即一种新的物品转口税，也有了各地的津贴，大概自愿捐助与勒派
均有。他组织的水师其实乃是一种两栖部队，起居于内河航船之上，持有火器，使
战事带机动性。湘勇首先为团练，雇佣以保护地方，因其成效超过正式部队，1854
年之后出征各省，其人数从最初之2万人增加数倍。湘军与太平军全面战斗展开后，
长江中游及其两大支流即湘江与赣江成为拉锯争夺之处。有墙围之城市不仅因战略
价值而被争夺，尚以其操纵人口与资源之故。交战两方都向对方施用残暴手段，杀
俘之事屡见叠出。战区食物缺乏。又疫疾流行，人口减少而助成以后战事之结束。
但是1860年以后太平军失去对内地省份之控制，尚死灰复燃，将叛变引伸到长
江三角洲沿海一带，苏州、杭州，宁波与上海为争夺的地区。这区域的丝绸工业遭
受打击。也是在这一段战争期内，曾国藩手下之李鸿章从此露脸。他仿效湘军体制，
在他出身的安徽省组织一支淮军。满清对英法战事结束，“常胜军”也参加讨伐大
平军。他们原来是上海商人组织的自愿军，以西方人为军官，用以保卫本地。至此
由列强赞助，正式为政府军助战。他们的功绩树立了美国人华德（Frederick Town
send Ward）和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的浪漫声名。有了他们襄助，
李鸿章肃清了东部沿海地区，使曾之湘军于1864年7月收复南京，洪秀全于事前服毒
自杀。肃清太平军在福建之残部于次年完成。即是最后这一段战事，也与美国内战
四年时间相埒，而中国之内战死伤人数更多②，而解决的问题反少。
自强运动
“自强运动”名称出自《易经》，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来。用这
标语概括1860至1870年代中国大效西方，其名称已表现着防御性的动机，当日提倡
向西方学习的人物恐怕自己的行动必被批判，因之引经据典强调时代之不同，才有
这举动之必要。同时他们也用“中学为礼，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
一种技术性之事物。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实际上纵有对他们的批评，其态度并不苛刻。可是维新运动本身范围如是窄狭，
也就无从达到预期效果。
1860年各国与中国订立和约之后10年，一段短时间双方关系良好。西方人既已
由中国满足其要求，不再施以更多压力。强硬派如额尔金及巴夏礼（Henry Parkes）
已离华，一批新外交人物如英国公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美使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和任中国总税务司之爱尔兰人赫德（Robert Hart）都主张双
方开诚善意相待。他们相信，若予以适当鼓励，中国为本身之利益，亦必将门户开
放。同时恭亲王为“议政”，辅助幼年皇帝同治（本名载淳，1862一1874在位），
也觉得条约带来的天地无从规避，中国理应对条文真实的履行，不当妄想借机废除
再回复以前外夷进贡的局面。因为这种和谐之气氛，自强运动一时有了长足进展。
1861年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待外国使节，管理因条约而产生的各种
事务，与旧式的部院同时存在。又设同文馆，教授外国语言，不久其他类似的学馆
也开设于各通商口岸。辉登（Henry Wheaton）所著之《万国律例》（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于1864年译成中文，由总理衙门刊刻成书。与太平天国决战
之最后几年内，中国以学者出身而总管军事之人物对轮船及新式器具有极深刻印象。
所以一到太平天国剿平，曾国藩、李鸿章和另一湘军领袖左宗堂都借着他们在各处
为总督的地位，于南方大城市设立机器局和造船厂，其器械由海外购来，也雇用外
人技师。至1870年后与欧洲各国关系再度恶化，这种举措亦并未终止。轮船招商局
设立于1872年。一群中国学童被派在美国留学。开平煤矿始于1876年，在天津附近。
这期间内，中国城市也开始有电讯的联络。
有了这些活动，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
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改革者所需要的乃是轮船与枪炮，所以他们设立的是船坞与
兵工厂。所有的改革也与其他部门隔离，以免妨碍旧有法制规章。所训练的“洋务”
人才，预定为中国旧式官僚手下之技术助手，所以传统教育制度不因之而更变，科
举取士的程序也原封不动。
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能解释。当时人所谓“洋务”，实际为“西
方事物”，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
请求准确之所得。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
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
凝聚力。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这习惯
之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
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
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它们没有相对的公司可以发生
商业上的关系。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它们
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他们也无从编制预算，
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人事之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
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称以上情形为“腐化”，可能对整个问题产生错觉。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
恶化而产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义加以谴责，则必须承认事前已有一个完整体制。
在其恶化之前确曾站得住脚。
事实上它站不住脚。一个测验立即于1884年来临，中国由于对越南之宗主权与
法国发生战事。短时间内法国舰队使台湾基隆炮台无所施其技，也占领了澎湖。法
国人回顾中国大陆之际，他们只花了几小时就破坏福州的船政局，这马尾船厂过去
也由法国资助而开办。
1885年中法之战结束时中国觉得藩篱尽失，其弱点也更暴露，以后只能挺身而
作生死战。10年之前，日本即已不顾中国主权，径自征台。在中国西北角，俄国又
已攫取一大块土地。公元1881年彼得堡条约名义上尚称为中国外交上之胜利，可是
中国仍要向沙皇付卢市900万，而且失去巴克哈什湖一带疆域。与法国停战之年，英
国也夺缅甸为其保护国。
19世纪末期，因着西方工业革命之成熟，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斗争
之失败者，都可能被视为品格低劣。中国在外交上一贯的失败也愈使自强运动看来
差劲。最低限度，它使中国抛掷了20年宝贵时间。可是在中国现代史里，它尚不过
是一段连续“失败”之第一次。直到最近，我们才有机会将这串事迹以较积极的眼
光看待。有了新的纵深，我们可以断言，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
可避免的步骤。与鸦片战争后之全无反应对照，1860年间的改革在实践方面很严肃
向前跨步。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传统的名目自保。他们小心谨慎，但传统中国
之架构已被他们打下了一个大洞。他们“自强”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固然失望，可是
从当日时间与环境看来，已不足为奇。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使中国工业化，尚要从
编撰最基本的数学教科书做起，学习语言的学生也限在14岁以下。这使我们想起其
道路是如何的遥远！自强运动以接受科技作基点。30多年之后。公元1898年的“百
日维新”，已准备写宪祛，在制度上求改革。再过21年，中国进入民国时代，知识
界也猛省到改革不仅应从他们自身着手，而且要从他们自身的思想开始。虽然无计
划，这一套事情向前推进，似有阶梯，使我们感受着历史力量之大。它有它的逻辑；
它的长期之合理性也让中国的革命多出一点时间作充分的准备，更给它相当压力使
它贯彻到底。以目下问题之大，这一切庞大的规模与纵深只能算是合理而有实效。
①通常很少提及的，英国本身也须经过一段改造才能为一个商业性的国家。宗
教改革之前，意大利之银行家经理在英收入之汇兑，他们通常先预付于教廷，再利
用各地所收集与英国之牧羊者构成契约。于此，他们操纵了英国羊毛向欧洲大陆之
出口。伦敦之银行衡称“朗巴德街”（Lombard Street），乃因当日之意大利人混
称为“朗巴德人”（Lombards）。因此意大利人之区域已有日后在中自出现之“租
界”的现象，因条约而开的通商口岸内有特别区域，由西方人管理。在上述情形之
下，意大利人亦享受“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名义上治外法权为互
惠，可是对英国人缺乏意义。因英人在威尼斯、热那亚及酉安纳居住者少。英国站
在劣势之地位，因为商业法律无法在乡村实行。因之当时英国不能说可以在过国字
上管理，或在货币上管理。这种情形一直到内战期间及斯图亚特（Stuart）王朝后
朝方得改正。
② 此次战乱死伤估计达2000万人。
第十九章 百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