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瑞典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在理想化与理想化的破除之间摆动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的罗多弼教授曾对记者做过这样的解释。他认为，在越南战争的背景下，目睹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瑞典及一些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开始以批判的眼光重新考察西方民主观念，在这样的一种心理气氛下，中国再次被“摆回”到理想化一面。
孔夫子＋餐馆
这些年记者去过不少欧美城市，稍大点的城市里都会发现名叫“孔夫子”的中餐馆。孔夫子与中餐馆的“完美结合”，传递出的当然不只是餐馆的信息。
近百年来，成千上万走出国门的中国人所从事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到中餐馆打工。而成千上万的西方人就是从中餐馆开始认识中国的。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到中餐馆吃顿饭或逛逛唐人街与去一趟中国似乎没有太大差别。
普通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就这样简单，就像他们总想用一个符号、一个替代物来象征中国，单调与符号化也使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停滞不前。194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60％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50多年后几乎没什么变化，1997年，美国有媒体作了调查，结果表明，100个学生中只有4个知道邓小平是谁，居然没人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
2001年春南海撞机事件发生，记者从美国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个长相丑陋的华裔餐馆工人，把一盘炒面倒在了上门用餐的“山姆大叔”身上，反而要求“山姆大叔”道歉。当时，某些美国媒体甚至号召大家都不去中餐馆。居然还有一位美国妇女公开质疑，中国是不是一直想攻占美国？
从第一艘美国货轮抵达广州算起，差不多已经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但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依然没有走出非友即敌的怪圈。这些年来，记者在西方国家工作，常常会听到一些中国留学人员抱怨，说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百年未变，说明西方人对中国远不如中国人对西方了解。其实，他们应当反向设问才对：西方人凭什么要对了解中国有兴趣？凭什么会改变他们脑海中深藏的中国形象呢？现在，变化终于开始出现了。
3年前在美国新泽西大陆航空体育馆出现的那个场景让许多旅美华人难以忘怀。“姚明，你同意和我结婚吗？”当看台上几个金发女郎拉出了一个大横幅，整个体育场都沸腾了！敬佩、爱慕、惊奇……姚明的不同在于，他来自中国。中国人不仅会打篮球，而且打得和美国篮球明星一样棒！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形象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2005年，法国里昂证券亚洲分部推出了一份有关中国发展的报告，其封面画不无渲染之意：中国巨龙正在吞噬地球。从报告的数据看，中国2004年已成为世界钢铁、铜、燃煤、铁矿等原料最大的消费国。
的确，现代中国让西方人产生了很多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经济会突飞猛进？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姚明那样球打得像NBA球员一样好的明星？中国会不会把全球的石油用光？中国有朝一日会不会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这当中有好奇、羡慕，也夹杂着猜疑与不安，但所有这些问题都与现代中国的形象息息相关。中国的形象正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多元、丰富，不像中有相似，相似中有不像，西方人再也无法用非好即坏的标尺或简单的符号来看待中国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2
西藏：远方的上方
祝勇
米歇尔。泰勒在《发现西藏》一书中记述了一批暴力“征服者”的遭遇。那是在20世纪初，在英国贵族荣赫鹏（Yonghusban）及一位名叫麦克唐纳的“将军”率领下，一支英国远征军侵入了这片高原。显然，荣赫鹏或者麦克唐纳，都把自己想象成某种英雄，自信能够超越自然为他设定的极限，并认为在他英勇的部队的身后，浩浩荡荡的开发者的队伍将接踵而至。故事的开始跟他的想象相差不远，尽管他的队伍只是一支由职业雇佣兵、无赖、牧师和冒险家拼凑起来的、数量仅为八百人的乌合之众，他们却一路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兵临圣城拉萨的门户江孜城下。英国人起初对他们如此轻易地通过了西藏境内一个个不设防的要塞感到惊异，他们随即把该远征行动当作一次易如反掌、类似于旅行渡假的新奇经历。沿途中年轻的军官经常离开营地，到附近的松林猎取麂子和山鸡，另一些人则大摇大摆地走进西藏人的村庄，欣常那里“古老、具有中世纪风味及浪漫色彩”的寺庙建筑和壁画。直到1904年春天，入侵者来到了几乎看得见布达拉宫金顶的江孜古堡的城墙下，不愿看到自己的圣城遭到亵渎的喇嘛们，才向英国人发出警告，规劝他们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
英国人由此断定，“被迫”使用武力已不可避免，并像他们所擅长的，发起了攻击，一举击溃了号称有几千人之众，主要由农民和僧侣组成的抵抗队伍，顺带着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在一个名为古鲁的山口，远征军一次冲锋后，地上便躺下600名西藏人的尸体。英国人发现，前来阻止他们的藏兵没有统一的号令，很难称得上是一支武装力量，甚至连武器也不是军队提供的，而是士兵（其实全是临时招募来的农民）的个人财产和物品。于是英国人一面轻松地开火，炫耀现代化武器的威力，一面嘲弄“西藏人破旧的武器（大刀、火药枪、弓弩和弩矢）和他们奇怪的装备（其中许多人还穿着中世纪的甲胄）”，一举攻陷拉萨。
但跨过西藏人尸体进入圣城的欧洲人，最终感受到了比明火执仗的抵抗更使他们不安的东西，那便是“土著人”对他们的极度漠视。西藏人按传统的信仰和生活方式继续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布达拉宫和无数神山依然屹立在原处，当他们凝视着这些傲岸、圣洁之物，几百个闯入的英国人就成了一群形容丑陋污秽、令人生厌而又无足轻重的游魂野鬼。“拉萨的居民们似乎对于英国人的到达表现出十足的满不在乎。”“人
们从店铺中和门槛内向士兵们投去一束满不在乎的目光，就如同他们的入侵仅仅为一种暂时的麻烦和没有多大意义一样。”“征服者”们未遭
到愤怒或者怀有敌意的对待，他们仅仅觉得自己在圣城的存在被西藏人认为是一种亵渎神灵的事情。
在这群英国人眼里，拉萨居民肮脏单调的生活与他们圣洁的宗教形成了一种荒庭的对比；而在西藏人眼里，比世上所有怪事加在一起更荒谬的是，这些铁石心肠、为了达到目的便无所不为，毫不迟疑地攻击他人以至夺取对方生命的人，竟然自称为宗教徒。一旦双方开始用语言而不是武器来交谈，西藏人便开始断言：“英国没有任何宗教！”仅此，就决定了西藏主人在这群不请自来的“客人”面前，具有无可争议的优越地位。泰勒以一个大团圆的收场，作为那部书的结尾，显然，这个结局，也远远超出“征服者”的预料：英国人在如他们惯常做的那样，达到了赔款、驻员、禁止西藏在未经他们许可向其他列强租借土地等目的后，决定从占领的西藏首府撤离，但精神上的胜利者却是西藏人。
这个结果的确是“过于美好而使人难以相信”：一位西藏活佛将一尊很小的金佛送给即将率部撤退的荣赫鹏，并表示，他没有个人财产，只能将这尊普通的佛像作为临别赠品，惟一希望的是，日后每当后者看到它时，都能以友好的情感而联想到西藏。荣赫鹏在黎明的城墙边接受了活佛的赠物，顿时“感到了一种美妙的欢乐和巨大的美好愿望。”“这种欢乐不断地增长，以致极大的力量触动了我的心。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产生坏念头了，再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敌人了，整个自然界和整个人类都将沉浸在一种玫瑰色的灿烂光芒中，从此之后的未来只有光明和光彩夺目的美景。” 荣赫鹏死于1942年，那时，一场以“征服”为目的的世界大战恰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弥留之际，他仍手捧活佛送给他的佛像，对那位朋友充满思念，“认为这比他在人世间所拥有的一切更为宝贵。”
终于看见珠穆朗玛。那里居住着最高的山神。山峰以无与伦比的体量与高度，拒绝着一切事物的遮挡。即使在数千里外，我也能感觉到它巨大的投影。人们很难从视线中将它删除。现在它已不是试卷上的一道填空题，不是埋在地图册里的蓝色三角，它不可能受控于我们的手掌。它是一条向上的通路，循着它的坡度攀援，人们就能逐渐摆脱地心的缚力，抵达天空的彼岸。
珠穆朗玛在我们转过一个山角时突然出现。那几乎是一个平行的视角，但我知道这只是错觉，是距离暂时赋予我与它平等的权利。几乎所有同伴都端起照相机，以纪录自己的荣耀。当然，这种荣耀是虚假的，当我们真正来到珠峰脚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自己不可能与它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这一点如同我们不可能与神灵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一样显而易见。与珠峰的合影只是我们通过现代技术炮制的一个谎言，现代科技的成就之一就是把制造谎言的过程简化到只需轻轻一击，传播这样的谎言则更不是费吹灰之力。它使虚假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并很快走到了反面，导致了信任的危机。没过多久，假象就被始终沉默的石头击碎。珠峰下面到处是各种形号的石头，像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彼此挤压或者依靠。石头掩埋了道路，使攀登过程异常艰辛。每个人的登山动作都像狗熊一样笨拙和缓慢。没有人说话，他们只顾艰难地喘息，甚至没有勇气仰望一下那悬在头顶的山峰。
我还是感觉到轻微的激动。尽管此行并不以登山为目的，但这次经历显然与攀登我家后面的那个土坡有所不同。除了缺氧和疲劳带来的正常反应外，我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