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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高，我来看你了！”
尽管在所有的藏品中，没有《向日葵》，也没有《婴孩》与《吃土豆的人们》，但我却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晒场上的生命、自画像、星空与教堂。油画不是印刷品，它是只能到现场看的，透过斑驳的画布、甚至已略显黯淡的色彩，你更可以看到无尽的岁月沧桑与隔世的心灵抚慰。在这里，画框虽已陈旧不堪，却为我们细心保留了文明的现场。
社会就是人类，历史就是人生。在法国，流通于欧元之前的法郎纸币是值得追忆的。
如今，无论是在大商场，还是跳蚤市场，除了欧元标价外，商人还会不厌其烦地换算出法郎。那里栖息的不只是拿破仑与黎塞留的政治野心，更有自启蒙时代以来思想巨子的人文之情——伏尔泰、孟德斯鸠、笛卡尔、莫里哀、哈辛、高乃依、夏多布里昂、雨果、德拉克瓦西、塞尚……法国人怀旧，其实更多的是怀人。
铜臭里飘着书香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在50法郎的纸币上看见圣埃克绪佩里与小王子，犹如第一次在巴黎书店里看到无数个版本的《小王子》、绢着法文“不要用眼睛，而是用心灵看”的方巾以及绣着“Le Petit Prince”的金色狐狸与白色小绵羊时，我因此明白一个民族是如何呵护一颗心的。它不像袁世凯，甫一“当选皇帝”，便心急火燎将自己的脑袋铸成“大头” 上了银元，以示“袁某人到此一游”；呵护一顶轮流坐庄的帽子。
书香里飘着些什么？
都是些故人名字。
在西岱岛旁，塞纳河两岸，排满了旧书摊。除了卖巴黎名胜的卡片与素描外，大多都是近一两百年间的旧书。那是一些固定在河沿上的简易铁箱子。从市容上考虑，这大概算是“私盖”或“官搭”，当被拆除。但很多年来，塞纳河边的旧书商并没有被清理走。政府对文化之重视与宽容使塞纳河水也有了朗朗的书香。
法国出版社十分重视作者的名字（有时会占到封面的三分之一），而不是用花里胡哨的书名，或忧国忧民担心你有了快感不喊；或“礼贤下体”，派“此处删去下半身数两”的庄之蝶将你诱奸。在法国，性是自由的，以“力比多”来勾引读者钱财的任务已交给了色情杂志或情趣商店的老板。出版商重视推出作者之名而非作品之名，一方面推销并鼓励了作者，同时也让作者因此对自己的名字负道义之责，不至于使小说家们集体“卖身献艺”。常有人文学者悲叹近代中国沦为“文化小国”，究其根源，与国人重标签而非思想，重书名而轻作者，重市场而轻人心不无关系。二十世纪后半叶，吾国剪刀加浆糊的学术武工队和著作装修队鱼贯而出，于是有了书香不足、腋臭有余的虚假繁荣。
初到巴黎，我的索邦校友、政治评论家陈彦先生给了我很多关怀。对于中国，他最痛心的是当下犬儒主义流行，冷漠与世故正在成为人们的护身符与安慰剂。几个月前，陈先生在一篇悼念李慎之的文章中说，“当代中国反思的特点不是思想的高度，而是步履之维艰。”让我唏嘘不已。细想下来，中国所以沦为“文化小国”，与吾民健忘、自卑或“自寻短见”亦不无关系。我们在制造天堂与将来时，却将过去或手边的美好东西扔掉了。我们不但遗忘了过去，也正在遗忘现在。中国人常说，人走茶凉。其实，一个民族，若不能热情地拥抱自己的祖先与子孙，茶从来就是凉的。就像黄宗羲、胡适、傅雷、顾准这些名字，只是星星点点地出现在几个淘书人的脑子里，却从未在道路上见着。旧朝新朝，路牌上多半是一统天下的“事迹”，却很少见到些民族精神的“人迹”。华族亿万，岂能在“人迹罕至”的道路上再造文明？
一个民族，不能只纪念一个人，否则它就被自我轻视。
文明的敌人是杀人放火，用秦始皇来解释就是焚书坑儒。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中国人出奇地愤怒了。其实，自楚霸王以来，中国人自己关起门来放火，细算已有两千年，并朝代相袭，因此有了阿Q“先前也阔过”式的文明。如今，中国进入转型期，也进入拆迁期，于无声处，许多“看不见的熊猫”正在消失，胡适先生“一点一滴地改造”，悲哀地沦落为“一点一滴地毁灭”。记得在国内时，有次拜访法国《解放报》的驻京记者韩石先生，当时他正准备搬家，因为他租用的四合院要拆了，当时他脸上的表情对于忙着多快好省搞建设的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谜。答案在我的巴黎同学阿兰的嘴里，“如果你拆光了你们文明的四合院，复制一个赝品的巴黎，巴黎若有知，巴黎也会愤怒。”
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继往开来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文明延续的金科玉律。没有过去、无视将来的消费者文明，其实不过是酒肉穿肠过的文明。有个道理是，只知道拆除过去的人，将来也会被人拆去，其结果是每一代都会在“拆迁”中疲于奔命。雕栏玉砌应犹在，古老的文明之墙上，用摩登的油漆写着斗大的“拆” 字。它有着鲜艳的白色，我却看到了黑暗。
我想，法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有点“祖先崇拜”的。只是，前者不是家族之爱，而是人类之爱；不是血缘之爱，而是智慧之爱。一个弥漫书香的民族，爱它的祖先，用他们光荣的名字温暖一座城市；爱它的子孙，为他们呵护过去与现在的一切人与物；爱他们自己，做一个幸福的人，甘于辛勤、奋斗一生，最后可以温暖地死去。
飘在巴黎，我住在一首诗的旁边。今夜我无心睡眠，踏过布热约街没足的梧桐树叶，独自倚在米哈博桥上，我竟又一次流下泪水，为了一座桥，一条河，一首诗。
诗的名字就叫《米哈博桥》（Le pont Mirabeau），是短命的天才诗人阿波利奈尔·吉洛姆写的，如今它被刻在米哈博桥头：
Sous le pont Mirabeau coule la Seine
Et nos amours
Faut…il qu’il m’en souvienne
La joie venait toujours après la peine
Vienne la nuit sonne l’heure
Les jours s’en vont je demeure
米哈博桥下，塞纳河流淌，
我们的爱，
是否值得萦心怀
但知苦尽终有甘来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敲响，
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
…… ……
在这里，我不只是我自己，我是一切人。日子走了，我还在；河水走了，桥还在。阵阵西风之中，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28
男孩城
作者：袁劲梅
“男孩城”的意思其实是“孤儿城”。它是美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一座孤儿收容所，一直只收男孩。1979年改了名字，叫“男孩女孩城”．也收女孩了。但习惯上，我们仍叫它“男孩城”。
男孩城有一部动人的家史。男孩城里的故事大大小小，每一个都很动人，可以写出一本书来。在这里，我只讲它最早的一个和最新的一个。我讲出来的其实是一块“压缩饼干”．但这里蕴藏着男孩城由始至今、一以贯之的精神。
男孩城始于神父福拉乃甘的“男孩之家”。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造成惨重伤亡。这让远离欧洲主战场的美国人很紧张。接着，美国也参战了，许多小镇上的美国人参了军，其中一部分离开了家园就再也没有回来。在内不拉斯加州的奥玛哈城，有一位年轻的爱尔兰籍神父福拉乃甘，预计到长期战乱将会给美国人带来的灾难之一就是无家可归的孤儿问题．他在美国刚参战时就指出了流浪儿会随战争延长而增加。果然，在小镇众多的美国中西部．流浪儿很快成为了一个战争并发症。人们不知道该拿这些以偷窃为生、到处闯祸、无人管教的流浪儿怎么办。
1917年12月12日，世界大战在一百多处疯狂展开。与此同时。福拉乃甘神父敞开他家的大门，让6个流浪儿住了进来。这6个男孩想要一个可以让他们过圣诞节的家。“男孩城”的故事就从这天开始了。
福拉乃甘神父有一句名言：“没有坏孩子．只有坏环境、坏教育、坏榜样和坏想法。”本着这种信念．福拉乃甘神父决定帮助更多的流浪儿。他到处找房子和资助。他找了一间大点儿的房子．又从一个犹太珠宝商朋友那里募捐到90块钱．付了第一个月的房租。他让6个孩子都搬进了这所维多利亚风格的大宅子。他让这个大宅子的门日夜开着，每个流浪儿都可以进来找一分温暖。到圣诞节来临的时候。这个被称作“福拉乃甘神父家”的大宅子里，住进了25个男孩。但是．福拉乃甘神父再也没有钱给这些流浪儿准备圣诞晚餐了。25个男孩，大大小小，待在“福拉乃甘神父家”盼望着福拉乃甘神父给他们变出食物来。就在这时候．一个奥玛哈的商人给福拉乃甘神父送来了一桶德国泡菜。这桶泡菜就成了25个孩子和福拉乃甘神父的圣诞正餐。
到了次年1月．福拉乃甘神父家的流浪儿增加到了50个。福拉乃甘神父想到的是：不仅要给他们找食物和温暖的地方睡觉，还要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福拉乃甘神父想送他们去上学．想把孩子培养成能被社会接受的公民。有一个公立学校收了福拉乃甘神父的孩子．但是不久。福拉乃甘神父的孩子们被退回来了。学校里的其他孩子不喜欢他们．叫他们“贼”“捡破烂的”“没娘管的”。福拉乃甘神父的孩子就和学校的孩子打架。
这些流浪儿在公立学校受到了歧视。社会把战争带来的恶果转嫁给了这些本来已经很．不幸的孩子。福拉乃甘神父决定自己成立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什么样的歧视都不准存在。这样，在1918年夏天．在周围小镇人的捐款和支持下。福拉乃甘神父成立了